宋代的谏议制度(转帖)

mxd4455 收藏 15 1423
导读: 宋代作为言谏机关的门下省,除了对皇帝献纳谏正,封驳诏书之职司外,又新辟对百官违失有谏正之权责。“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同掌规谏讽喻,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官事有违失,皆得谏正。”门下省以三省至百官违失为其规谏对象,这是宋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是君主绝对专制在吏治上的表现。历代对百官的监督,往往在事后予以弹劾,而没有在事前予以谏诤。宋代开此政途,一方面强化了皇帝对宰相及百官的直接控制,维护了中央集权;另方面将宰相及百官置于言谏监督之中,防止和减少违失的产生。此路一开,

宋代作为言谏机关的门下省,除了对皇帝献纳谏正,封驳诏书之职司外,又新辟对百官违失有谏正之权责。“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同掌规谏讽喻,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官事有违失,皆得谏正。”门下省以三省至百官违失为其规谏对象,这是宋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是君主绝对专制在吏治上的表现。历代对百官的监督,往往在事后予以弹劾,而没有在事前予以谏诤。宋代开此政途,一方面强化了皇帝对宰相及百官的直接控制,维护了中央集权;另方面将宰相及百官置于言谏监督之中,防止和减少违失的产生。此路一开,宰相成了规谏的重要对象。这样,在相府内部形成了一种掣肘和制约的力量。自汉开始,御史官可以纠弹宰相非法;自宋开始,言谏官则可以规谏宰相违失。这两件事都是监察制度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它有利于抑制相权,强化君权,故为历代帝王所承袭。当然,谏官规谏三省至百官,利弊相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按语中说:“以立异为心,以利口为能,此谏官之所以使人厌也。况处多事之时,运筹决胜,其机贵密,其发贵果,尤不宜使好弄利口者喋喋其间。”此为弊也。宋代神宗时,宰相王安石实行变法,遭到保守派的反对,谏官喋喋不休的干扰,两次被弹劾,致使变法失败。就连反对王安石的保守派首领司马光也厌恶那些缄口废言,喋喋生事的谏官。他提出“凡择言事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受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以整饬吏风。


言谏制度至宋代已经发展到最后的顶峰阶段,机构庞杂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宋代门下省按言谏、审驳两大职权,分设谏院和门下后省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


谏院。以谏议大夫为长官,属官有司谏、正言,员额6人。司谏和正言之名是由唐之补阙和拾遗改名而来的。宋初虽设谏院,但“非别敕不治本司事”,常常出现“谏议(官)无言责”的废弛现象。凡有别敕的为谏院供职官员,称知院官;凡他官兼任谏官的,称知谏院。而“正言、司谏亦有领他职而不预谏诤者”,官职重叠、紊乱。宋神宗时整刷官制,将言谏的权责又分离为二:既司掌对皇帝的尽规献纳,谏正违失;又掌管对大臣至百官的谏正。凡是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用不当,三省至各官署事有违失,都可以谏正。宋王朝为了控制言谏的制约权,规定谏官的选用权由皇帝掌握,不用宰相和其他执政官推荐的人选。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规定不用执政官亲戚为谏官。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又重申宰相不得推举台谏官。


门下后省。宋神宗元丰年间,将门下外省改称门下后省,由给事中任长官分治六房,即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专司审驳事宜。宋王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特别注重对大臣至百官的言谏监督,设置了严密的监督网,在谏院之下又设鼓院和检院,在门下后省又设通进司和进奏院。


鼓院,又称登闻鼓院。“隶司谏、正言,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宽滥,及奇方异术,改变文资,改正过名,无例通进者。”


检院,又称登闻检院。隶属谏议大夫,为进状的再审机关。“先进鼓院进状,或为所抑,则诣检院。”如果检院仍不受理,或处理不当,可另行进状御史台,直至申奏皇帝。“如检院不判审状给付,即许御史台陈诉,其两院委实行遣不当者,方得邀车驾进状。”


宋代门下省的谏正、封驳之对象,除皇帝诏令之外,还有大臣至百官违失,成为君主绝对专制的吏治工具。


(一)尽规君主,谏正百官


北宋的仁宗、神宗,南宋的宁宗,虽不及唐太宗贞观之治那样开明,但亦能从谏如流。仁宗时“增谏官,用天下名士”。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欧阳修知谏院,“每进见,帝延问,执行咎所宜行”。由于欧阳修“论事切直,人视如雠”,皇帝很欣赏他。宋神宗亦重纳谏“切于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咨访阙失”。南宋宁宗时,左司谏林略,规谏皇帝“虚心以为从谏之本,从谏以为永治之本”,受到宁宗的赏识,连升三级,“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试右谏议大夫”。当然,封建统治者纳谏,是以维护皇权利益为其目的的,一旦触犯皇权的利益,规谏者就会反受其罚。


宋朝谏官享有对大臣至百官的谏正权责,实际上是皇权直接控制下的一种权力监督。因此,每谏正官员违失,都带有鲜明的制裁性。谏官对百官的谏正,主要对象常常是三省执宰。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实施改革,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招来种种非议。是时,兵部员外郎范纯仁同知谏院,告王安石的状说他“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希望皇帝“图不见之怨”。神宗问:“何谓不见之怨?”范纯仁回答:就是杜牧所说的“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这类“谏言”,就很有点捕风捉影了。有时区区小事,谏院也指摘大臣。宋太宗时,刑部尚书柴成务因属下小吏倨慢,怒而笞之。小吏到谏院击登闻鼓诉冤,谏官奏闻,皇帝诏柴成务入殿问状。“成务叹日:添为长官杖一胥而被动,何面目据堂决事?”结果自请解除了职务。


在宋王朝看来,谏官对百官的谏诤,是强化皇权对相权的制约力量。因此,对言事者采取保护的政策。“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之所采取这种策略,苏轼曾有精辟的论述:“许以风闻而无长官,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虽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这样,谏院与宰府之间形成抗衡的局面,往往造成对政事的干扰。英宗时,徕院与宰府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显。所以吕公弼向皇帝规谏:“谏官、御史为陛下耳目,执政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为用,然后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观事,视其所以而进退之。”


(二)封还诏书,驳正违失。宋朝行使审驳诏书和奏章的权力机关是门下后省,由给事中“掌读中外出纳,及判后省之事。”其具体职掌,“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凡章奏日录目以进,考其稽违而纠治之。”


首先,对“政令有失当”的,无论是皇帝敕令或百官奏章,都有权封还驳正。宋神宗时,范镇知通进银台司。“韩琦极论新法(王安石变法)之害,送条例司,疏驳李常乞罢青苗钱,诏命分析,镇皆封还,诏五下,镇执如初。”范镇五次封还诏书.可谓为王安石推行新法竭尽其力。这与前面所举例的范纯仁知谏院诽谤王安石变法,形成鲜明对比,可见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在监察机关也很激烈。


其次,对“除授非其人”的,无论是皇帝诏书或宰臣荐举,亦有权论奏而驳正之。宋徽宗时,廖刚任给事中。当时,“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误国之罪,追贬其身,仍诏子孙毋得官”。后来皇帝一度要下诏提拔章惇子孙的官。廖刚封还诏书说:如果这样,还以什么来显示惩戒呢?”


宋朝以前历代的台谏,各有其责,职责分明。御史台掌纠弹百官奸邪,肃正朝廷纪纲,是监察官吏的;谏官及其谏院则“专务规正人主”,“政事得失”,“不事抨弹”,实际足监督君主的。而宋朝尽管御史台和谏院机构并存,却开创了台谏职责合一的先例。因此,在赵宋王朝统治的319年间(公元960年至1279年),御史、谏官的职责和权力就开始相混了,主弹劾的御史许言事,主规正的谏官许弹劾。


谏官许弹劾。这是台谏职责合一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在仁宗执政期间,谏台就以言事为名行弹劾之职了。哲宗时,谏官已以弹奏为职。据左司谏王觌所言,谏官的职事,“凡执政过举,政刑差谬,皆得弹奏。”


但在宋朝也曾禁止过谏官纠弹百官。如元丰中,谏议大夫赵彦若,因劾奏门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相王安礼不宜任其职,神宗以赵彦若“侵御史论事,左迁秘书监。”但因谏官许纠劾做法由来已久,遭到谏官的反对,故在光宗即位后,仍恢复许谏官纠弹的台谏职责合一制度。就整个宋朝而言,许谏官纠弹和许台官言事是主流。所以说,宋朝当是自秦汉以来开台谏职责合一之端,而不是台谏机构合一。但同时还要看到,台谏官的职责仍然是各有侧重的。如对国家“六部”官吏和地方监察官的监察,一直是台官的主要职责;言时政阚失,则是谏官的主要职责。只是在台谏与宰执的矛盾激化时,台谏官

3
回复主贴

相关文章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15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