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公务员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这是一个人才综合考评体系,大约是这么回事:


(1)主考人是国设在全国省、市(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部长“中正”


中正一般由本地在中央任职的二品以上官员担任,这样既能上达天听,又能下通民情。不过中正经常在中央呆着,真正办事的是中正的属员“访问”,他们跟星探一样,负责做访,考察人才,并报告给中正,中正负责写评语、定品级,上报中央复核后,录入中央组织部的储备干部数据库。以后当官的品级就跟中正评的品级挂钩,好比中正评定你可以当厅局级干部,那么以后厅局长职位,你就可以当。中正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这也跟我们现在高考差不多,考分出来多少就是多少,不许查卷。


(2)中正给人才定品级的标准有三个:世、道德、才能。


世就是要看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在三个标准中,世比较好评,可以量化比较,比如说,我爸爸是二品官,你爸爸是九品官,那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我这个人才就比你这个人才高级。


评价“道德、才能”,就比较难办,只能由中正概括写一写。比如曹魏时候,有一个叫吉茂的人,得到中正的评语是“德优能少”。


根据上面三个标准,中正把人才分为九品,一品人才是英明盖世的圣人之品,天下有一个孔圣人就够了,不需要年年都出圣人,因此这个品是虚品,空在那边。所以二品就是极品。一开始,二品人才还比较少,但是慢慢的,制度就出了问题:


1. 中正的评价越来越流于形式


中正本人不可能每天背着手在乡走街串巷包打听,当时社会也形成所谓的“品题” 热潮,大家热衷于评人好坏,比如谢安评价时人褚爽说,如果褚爽长大后不能成才,我就再也不看人了。对于储备干部的评价,主要是通过手下的人道听途说汇总起来的,肯定有不全面的地方。古代职业品种有限,没有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这样的部门,所以为人民服务就是当人民的父母官,你把人考评太差,人家不能当官,就不容易发财,所谓“夺人钱财,等于杀人父母”,挡人前途,自然招人忌恨,特别是那些“德少能优”没有道德、又能钻营的干部肯定会怀恨在心,对中正不利。此外,中正的评价,关系到人家前途,走后门的、说情的、关系户的,都免不了要做个顺水人情,不好把这些人的评语都写得太坏。


这么一来,久而久之,评语就越来越好,比如西晋时,孙楚被评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这就有点胡扯,孙楚当时还只是一个储备干部,没有什么实践经验,也没有基层锻炼,从哪方面可以看出他这么牛?


2. 家世成了选拔人才的惟一依据,这有两个原因:


(1) 既然贵族子弟都能通过各种关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那么最后就只能拼家世了。


无法量化的标准,其实就是没有标准,因为他受评委主观因素影响太大,不同的人,考评结果会有天壤之别。这样会慢慢侵吞公信力,就没有人认真在这上面用功了,中正们都乐得当老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权有势的人顶着格,都成了“天材英博,亮拔不群”的二品人才,二品人才越来越多,使得二品以下就成了下品。这就跟高招保送制度一样,制度原意是保证优秀人才不至无学可上,但是真正优秀的人才基本上是可以考上大学的,所以为了提高升学率,许多有保送资格的中学就净把不太优秀的人才包装成优秀人才,保送上大学了。所以没有标准的制度,一定会成为排排坐、分果果的利益均沾制度。


到了东晋第一任丞相王导手里,直接简化成:“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2) 制度设计者为了杜绝官员在选拔人才方面应付了事,还规定了一个连坐制度,规定评语不实的,推荐人要承担责任。制度运行之后,负面效果就出来了,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自已的评语真实客观准确,所以如果不是利益相关,没有什么人会没事找事,冒险推荐不相干的人,这就促使人才选拔制度变成了裙带关系制度,大家亲戚之间互相推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势,相互扶持。久而久之,掌权的大家族以及文武百官之间就形成小圈子,成为利益共同体。所以有人针对时下贪腐事件出谋献计说,为了防贪,要建立制度,追究当初提拔贪官的人的责任,这是糊涂人讲糊涂话,真要是这样,我们的公务员制度岂不是倒退一千年了,选人错误,重要的是要检讨制度问题。


九品中正制发展下去,随着小圈子里的人越来越多,为了照顾大部分人的利益,到南朝时期,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无关重要,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出身决定前途,官员选拔制度简化成了搜索引擎,惟一的功能就是查找族谱。而记载家族血统和姓族的家族谱牒就像电话黄页一样,不仅朝廷选官时要加以利用,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查询。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设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成为一门畸型产业。


这样的制度,一方面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庶族成为天生被统治民族,社会两极分化,对立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贵族子弟之间因为缺乏竞争,泥沙俱下,东晋末期,就没有什么突出人物了。到了隋唐,就被科举制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