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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访谈是1992年12月,GG Allin在美国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的州立监狱服刑时,通过电话进行的。采访者是Joe Coughlin,他同时也是GG Allin的传记作者。标题是从《福柯集》中捡来的,有点矫情,但谁能说不适合呢?

以下“J”为Joe Coughlin,“A”为GG Allin。


J:我想,人们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摇滚乐?

A:为什么是我?因为这是我在向这个僵化的机器世界复仇,因为必须有人这么做,必须有人做带头人,因为到目前为止,除了我,还没有人在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是摇滚乐?因为这就是摇滚乐,这就是摇滚乐的意义所在。

J:在台上拉一堆大便?

A:照自己的方式做就是了,不是非要和音乐有关不可。我必须强调,“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不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不会去设想一个画家或是其他任何身份的人会怎么做,对我而言,这就是我采取的方式,这就是真实的我。观众到了现场是因为我的缘故,但我不是专攻表演技法的艺术家,或任何类似角色,我不会取悦任何人,除了自己。如果说摇滚乐曾达到或实现什么崇高目标,那么,以我个人的名义,它将再次去实施破坏,然后被重建。让小圈子和派系什么的东西滚远点,在我看来,摇滚乐的核心就在于它只适合那些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人。

J:你会用泻药,或其他什么吗?看上去,你相当有“规律”?

A:用过。但不是每晚都会那么做,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如果现场那些人,真的招我烦,惹得我不爽,我可能会在那里给他们通一次便,有时候会的,看情况。然后,现场每个人都会得到一点,美妙的东西,蕴满感情。但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可能会说“GG在台上性交”,或其他什么屁话,可事实上,我想转达给他们的,远比他们看到的深刻,“我正在解构、摧毁规则,就在这里,cao法律的大屁股,没人强迫你们来看我演出”。

J:因此,可以说,现场并不存在所谓同道中人的友爱和忠诚,没有“我们共进退”……

A:是的,完全没有。我只为自己而做,因为不得不。不管人们喜欢还是厌恶或者憎恨,不管是在演出现场还是不在,我都会那么做。我曾在街上推着购物车卖我的唱片。有时候,我甚至不需要乐队,用一盒磁带伴奏也可以,但我必须表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J:假设一下,如果没有摇滚乐。

A:我将去——我不知道——当一个连环杀手?有某种东西……愤怒,充溢我。我会说,我的音乐就是对我这种内在的反映。我不会让什么东西超越我而成为潮流,我就是潮流。一切已是我做过的。

J:什么事能让你即刻被捕?

A:从技术角度来说,违反假释条例。从上一次出狱(1991)后,我不允许离开密歇根州。我们做了一次巡演,我在乔治亚的多尔顿被捕,然后是和我们的鼓手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然后是得克萨斯的休斯顿。在休斯顿,他们最终下了正式缉捕令,然后我被引渡回了密歇根。

J:逮捕理由是……?

A:通常会是,醉酒和破坏,不当裸露,攻击,我不知道。还因为我砸了几家医院,像我常做的那样。

J:我听说,因为让你演出,那家多尔顿的夜总会到现在还被封着,即使你否认和他们有关。

A:可能是,我不确定。事实是,总是那些夜总会先否认的,而我们只不过是“同意”他们的说法。合理的风险,他们都知道后果会是什么。

J:你在假释期做了什么?

A:哦,在密歇根的安娜堡发生了一些事。很严重,在那里,我因为在Odd Rock咖啡馆做的一些事被逮捕,他们判我蹲60天,而我们正准备为此上诉,刚有了一点转机,然后安娜堡那件事发生了。

J:好吧,在Odd Rock咖啡馆发生了什么?

A:Odd Rock咖啡馆是因为我在那里拉了一泡,那个老板说他们不能理解我的行为究竟出于什么目的。他们在撒谎。

J:你现在大概要在几个州打官司?

A:7个。我想是这个数。

J:说说安娜堡的事。

A:那件事发生时我们正在演出,明白?然后,那只小鸡(指一个年轻女人)在后台跳到我的大腿上,脱了个精光,后来她一丝不挂在台上和我们跳舞,我觉得她后来完全失控了,她说她想嫁给我,还有……

J:那是头一天晚上?

A:头一秒钟!哦,是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所以我最终和她“并驾齐驱”了一会,那真是一次了不得的“趴体”,连续几天都是,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太……不管怎么说,事情发生在我离开她以后,她报警说我攻击了她。后来事情告一段落了,我还收到她给我写的几封信,说她仍然想嫁给我。以后有机会我可以给你看邮戳。联邦调查局的人抓我不是因为这些事。在那件事之后,我们在那里又呆了大约一个星期,她那时还什么都没说。后来她把在警察局的口供改了三次,说她被扔到了街上,三个黑人对她做了那种事。她也不是我们通常碰到的典型的那种女孩,好像是个学法律的学生。除此之外,我必须说,任何和我混的人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心里一清二楚。真是这样的。

J:我的感觉是,你不再会被任何事感动了。你到底攻击过她没有?

A:不被感动,没错。我百分百没做过任何她不同意做的事。

J:你小时候性虐待过自己吗?

A:我想没有。如果有,我一定会把它废掉的。但我要说,我是精神上的虐待。我的父亲……走了。我的祖母……我真的不认为有什么不同,我之所以是我,和这些没什么关系。如果我有一个正常的家庭,可能我更坏!(笑)关于这方面,我真的没仔细想过。

J:你想谈谈你另一个家吗,你的女儿?

A:不是很想,我的意思是,有点像是一种双重生活,我不……我不会被这些人所触动了。我结婚那会儿可能是想逃避什么,事实证明那是个玩笑。我不需要帮助。我很好。总之,我想他们是不允许我去看我女儿的,我不知道……

J:为什么Jello Biafra(“死肯尼迪”乐队主唱)、2 Live Crew和Ice-T可以被容忍,而GG Allin却被关进了监狱?

A:这就是那些掌权者划定界限的方式,他们会说,“OK,这是可以接受的,那个就不行”。而我就是不能被接受的那个,因为我没有大公司的合约,换言之,就是所谓的地下。我是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那些人明显也都知道地上和地下的区别,他们不想让大众知道我的存在,所以他们会划出界限。他们会说,“任何越过这条线的人就算作违法”,而所有人也跟着变得规规矩矩的,但我不同,我总是越界。

J:用形而下的方式去形而上,我理解。

A:绝对没错,就这么回事。我的歌“杀死警察”比Ice-T的那首歌(“巡警杀手”)早了几年就做出来了,和我的相比,他的歌简直就是吹波糖摇滚舞曲。我的歌关乎整个体制。

J:在同一张专辑(《Murder Junkies》)里,你还说到要废掉总统,这个话题的严肃性有几成?

A:我说的不仅是总统职位的问题,还有任何与权力有关的东西,掌权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这么想,但事实是,我们不需要它(与权力有关的东西)。那首歌不是针对单一的这个人,或那个人。我恨任何人。而且,我再说一次,如果我签了一家大公司的话……别人也说过同样的话,做过同样的事,但他们不会被关进监狱。后来就有像GWAR(美国一支朋克乐队)这样的乐队冒出来,人们觉得很震撼,很了不得。他们是假货,是一些只知道虚张声势的家伙。所有大学里的运动健将和有一副谄媚嘴脸的家伙都跑来玩摇滚了,而摇滚在他们手里变得一钱不值。

J:说回安娜堡,你做了什么,两年?

A:一点点下面的东西。

J:考虑过进行报复性反诉吗?

A:没有,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我没时间也没钱去那么做,我的意思是,既然已经这样了。希望接下来的那个人好运。

J:你的演出以常常让人们呕吐或者晕倒而知名……

A:怎么说呢,我并不认为我做的事有多出格。我不就从头到尾都在吗,我却是一天比一天更强壮了。我能面对任何事,完全没问题的,可人们总会乱了阵脚。如果是为了觉得安全和舒服,那么我的演出肯定没人会去了。可能那种感觉被他们带回家了,我不在乎。在这里,我每周收到五六十封信,人们说,“你改变了我的生活”。很好,不管怎么样。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因为我必须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没看到有其他人做过同样的事。

J:这么说,在所有演出中,没有你特别喜欢的……

A:没有,全很棒。有一次在纽约的猫夜总会,那甚至不能叫演出,我一直呆在女洗手间,不断说服一个人向我嘴里小便,那只小鸡觉得难为情,后来她拽出她的棉塞,我当她的面,立刻吃了下去,整个咽下去的。他们都不相信。那一晚,有人说,“这儿是纽约,在这里,你的所为不会让任何人大惊小怪”。而接下来发生的是,他们在《乡村之声》上谈论那次演出整整两个多月。有一次,有人往台上扔了一只死猫,我尝试和它性交。把每一场演出当作最后一场来演。

J:你为什么想死?

A:死亡是生命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不是说迫不及待去死,而是说,要控制那个时刻,选择自己的方式。而在舞台上,是我度过自己生命的方式。我不想变得老而昏聩,整天无所事事。我想人应该选择在最高处离开。当生命离开此地时,你的灵魂应该尽可能强大,无论彼岸有什么在迎接你。

J:为什么你的歌迷,特别女性歌迷,都那么极端?

A:的确令人惊异。我不知道为什么。经常有女人去我住的小镇,直接打包搬到那里,我以前甚至不认识她们,就是因为听说我住在那里。她们全部很疯狂,同时又很温顺。我是说,有的女孩愿意做任何事。我和全美国各地的女孩都有过电话**的经历,不可思议!(笑)不管什么时候,在更衣间都有人等着我,天哪,在台上都有人为我吹萧,任何事。

J:这么说,你根本不相信一段长久的关系,或类似的感觉?

A:很干脆一个字,不。性,只是性,远比你和一个自己讨厌的人呆在一起好,我仍然宁愿把除了性本身以外的其他附加的东西剔除干净。

J:你曾说过,你在别处做过AIDS检测,结果是阴性的。简直是奇迹。

A:是的,我想是,但我已经尽力了(笑)。

J:还有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是,竟然有那么多音乐家愿意接近你,和你一起做。

A:我手里有一个名单,那些人排队要和我一起玩,我现在的这支乐队是个*子。

J:和你哥哥又在一起玩的感觉怎么样?你的人都是关系很亲近的吗?

A:他能忍受我多一点,我猜。我不需要亲近的关系,早没有了。我用的人都是我觉得能达到我要求的人。

J:Merle(GG的哥哥)靠卖你演出的录像带赚了不少钱,你怎么看这件事,还有,那种不经你同意私自靠你赚钱的人?

A:好问题。(暂停)老实说,要看我的心情了。很多人卖我的作品。而至少Merle他们的东西能保证质量,同时,如果你看的只是一盘录像带,那等于什么都没看。在那些房间里的紧张和不安是难以想象的,你不会见血,或其他什么,你在看录像的过程中,这些都是感受不到的。可我们的确曾就这个问题有过争论。如果我现在在外面,我对这件事可能会有很多自己的意见,但我呆在监狱,我认为他正在帮忙打理生意,你知道,他做比其他人做好很多。在过去,我根本不在乎是这样的方式还是那样的,我会想,“无论怎样,都可以向外传递一种信息”。如果有人来找我,说他们想把它录下来,说他们会给我一个拷贝,或其他什么,这还算是件蛮酷的事,不是吗。但如果我看到有人拿一部录像机鬼鬼祟祟地晃来晃去,我会把那东西直接打碎,因为也有过他们利用它来针对我,做于我不利的事的先例。

J:是吗?

A:在安娜堡一家叫“中途客栈”的俱乐部,有人就做过一盘录像带,那是在整个审讯开始前,他们拍到了我在更衣室鼻吸古柯碱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后来检举人得到了它,在法庭上放给陪审团看。很明显,关于这个,我得多长个心眼,避免它落在错误的人手里。

J:那么你就此遭受的经济方面的损失呢?

A:事实上,我不觉得那是什么损失。这不是我损失钱不损失钱的问题,我也不在乎,但为什么他们就能通过这个赚到钱呢?他们除了站在那里拍东西之外还做过什么?我不知道,以前,我可能会把它们直接从那些人手里拿走,这主要看我是不是觉得他们很酷,大致是这样。

J:你怎么看待在匹兹堡的那个家伙,他做了很多关于你的同仁志(注:zines,一种约15-2500份小发行量的出版品,通常以难解而富争议的议题、出版者的生活或是地下音乐来当作主题,我国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就可以算作一种同仁志)?

A:哦,那家伙很酷,事实上,他付钱给我。他为我把所有录音收集到一块,平面宣传,影印,电话联系……他帮了不少忙,他真的在帮我,通过这个他根本没赚到多少钱。在我1989年进监狱的时候,他一直尽力奔走。后来我就没见过他了,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很了不起。

J:还有很多其他同仁志,似乎从来都不会忘记你,让你独自一人。

A:我知道,我1985年曾给《MAXIMUMROCKNROLL》发过一封信,自得克萨斯一家医院的床上。那些人都兴奋坏了,甚至把那封信印出来,然后问题出来了,从那以后,开始了无止境的争论。与其他同仁志,如《Flipside》相比,《MAXIMUMROCKNROLL》有一种很严谨的政治立场,很多东西他们是不印的,但他们总是印我的东西。首先,他们真的恨我,你知道,“喝酒、战斗和cao”,对于主要读者是straight-edge(80年代初出现于美国东岸的青少年亚文化族群,有着朋克的外貌和态度,但坚持不喝酒、不抽烟、不嗑药,有些人是素食主义者)的他们而言,这不是他们能够接受和欣赏的态度。但后来发生的事是,他们渐渐明白我是来真的了。在最近15年,我看到有那么多的乐队昙花一现,不可思议!这些乐队离开的时候全部是心灰意懒的,“我们太不成样子”,热闹一年就偃旗息鼓了。所以,我的长寿,证明了我的合理。而《MAXIMUMROCKNROLL》那些人的态度可能是,“哦,我想他毕竟不是在开玩笑”。

J:当时为什么住院?

A:血中毒,还有一堆其他问题,我当时发热到华氏104度。常常那样。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巡演。有些医生不能相信我还能晃来晃去,他们奇怪,“为什么你还活着?”

J:在演出中如果其他人受伤了怎么办?有人控告你吗?

A:呃,有时候,夜总会可能那么做。一般没有个人那么做的,没有。(暂停)不,没有人控告过我。在Covered Wagon(旧金山)那场演出中,有个女孩的胳膊断了,我想她后来告了夜总会,可能赢了。这种事很多。我认为那些夜总会也是在碰运气,毕竟我们帮他们赚了不少钱。

J:你们有报酬吗?

A:当然。我们告诉他们一个数,通常还是让人满意的。到现在,我还能从部分唱片公司得到支票。

J:想谈谈你的唱片吗?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吗?

A:它们彼此之间都有点不同,每张都是关乎我当时生活的,除了那些特别编辑过的。我总认为我刚刚做完的是最好的。 有一次,我在一天之内做出了所有唱片的封面,黑色的,上面印着我的鸡巴,一个神奇的记号。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我的东西更政治化了。

J:几乎每张唱片都是由不同的公司出的。

A:是的,很多还是我自己独立发行的。1988年,我一下签了三个厂牌,但还能在我的控制范围吧。但很多合同都吹了,因为他们听说我被逮捕的事,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事。

J:你不留地址,但人们似乎总是知道怎么接近你。

A:我在一个地方有个信箱,从组第一支乐队起就如此。大部分时候,有人帮我打理这些事,每个月,我都会在《MAXIMUMROCKNROLL》和《Flipside》上说点什么。Merle有地址,所以歌迷可能会给他写信。所谓“地下”,就是很好联系吧,要找我并不难。但是在这里(监狱),我才真正是通过邮件来得到消息,在别的地方,我通常会不把这个当回事。

J:这次出来后有什么计划?

A:继续做我该做的,但也不一定。有几张唱片要做,还有巡演,他们都非常希望在欧洲看到我们,所以,接下来可能是彩旗飘飘的一年。

J:那么,你真的觉得自己是救世主吗?

A:我相信我代表至高无上的力量,没错,耶稣基督,上帝和撒旦,三位一体。

J:哦,但是……你现在蹲监狱。

A:这算不了什么,我的精神太强大了,他们休想毁坏它。我做这些事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我倒是想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像我这样哪怕一个星期,哪怕一个晚上。他们绝对会受不了的,何况是在舞台上那么做。监狱不算什么,而且,无论如何,我在这里也受到人们尊敬。在这里,我们都是被逐者,都是流氓,有些人还真的很不错,比外面的人好多了。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应该到这里来蹲一蹲,强制执行。他们把你发配到学校,有什么不同吗?至少在这里,你能学到点东西,怎样更好地当一个罪犯,明白整个体制是如何运作的。

J:说说那里的设施,还有你的律师。

A:杰克逊监狱是同类型监狱中最大的,我很确定。有8或9个楼层,一个监仓摞一个监仓,全是小单间,像人类动物园。我的律师是一砣屎,我在安娜堡犯了6到10件官司,但无罪辩护只有两桩,本来可以延期审判,多做点工作,但他说,“算了吧,如果你认罪,我还能多拿点圣诞红利呢”。他有配额,诸如此类。在这个州,每一个犯人头一年都可以给他们带来24000美元的财政拨款,以后每年17000美元,在这儿,我们这样的人都是大买卖。

J:说到救世主,你并没有宗教信仰,不是吗?

A:我相信我能够向不论慈悲的还是邪恶的施加影响,得到我想得到的。我身后跟随着大量为我服务的黑色教众。

J:主流媒体对你的曝光渐渐多起来了,你似乎在玩跷跷板?

A:怎么说呢?Geraldo(美国最受欢迎的脱口秀主持人之一)这样的事还不错(Allin在一个电视剪辑中作为嘉宾出现),如果我没有入狱,Morton Downey(也是个脱口秀主持人)这种事也不错。在密尔沃基发生的事,让我的名字出现在很多报纸上。对于媒体来说,我的存在是很异乎寻常的事。我的演出现场总有很多警察,外面常常停着8辆警车。我会走过去和他们说,“天哪,真正的凶杀现场你们也不会派这么多警察去吧。”那些警察说,“杀人凶手我们每天都抓很多,但这里明显有趣多了。”

J:对一个像你这样……我不知道什么说,“自负”?——的人来说,你把自己收拾得有点太狠了。我想这是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

A:我就是……就好像我必须通过做那些事来感觉到什么。但即使这样,有时候也是没用的。好像我去看电影,我想的就是怎么把屏幕撕碎。我感觉不到它。我身上的骨头几乎都断过,我现在,比如说吧,我嘴里连一颗牙都没有。

J: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想在“Jane and Joe Average”(NBC一个真人秀节目)中说什么?

A:我是严肃的,我将去蹲监狱,我将为我所信仰的东西死而后已。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理解这个。剥去所有覆盖在摇滚乐之上的狗屎,然后,你会看到,那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我不需要任何人,没有人对我产生过什么不可磨灭的影响,没有谁能算我心目中的英雄,除了我自己。在这个范围来说,我觉得我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设想都做了实践。我做我想做的。有几个人能像我这样,诚实地说出来?

J:大多数人会想……你知道他们怎么想,但你对自己正在做的事绝对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你不傻。

A:是的,绝对不。我认为我做的事是积极的,它自成体系。无疑,它也是绝对重要的,正在突破到另一个层面。我不属于任何“现象”,那些都是狗屎,什么硬核,等等之类的东西。我追求真相,这是一场突围而出的战争。

J:你有签约大厂牌的机会吗?

A:可能不会有了,真的。我的意思是,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那里混吧。这个世代的人对我的到来还没有做好准备。他们觉得Guns'N'Roses乐队的那些人就算是危险分子了。把中场休息时间让给我吧,我来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险。(杰克逊监狱的监听系统宣布电话即将被掐断)马上就要断掉了,既然这样,以后再联系你吧。

J:只能这样了。谢谢你,伙计。

A:我们会见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