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傅雷夫妇保存骨灰的人

北斗中天大圣 收藏 0 97
导读: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9_6_8_15006_9415006.jpg[/img] 傅雷 在那墨染的岁月,一个非常普通的上海姑娘,以强烈的正义感保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她为此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她的敢作敢为,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傅雷夫妇双双自杀,在那个年月,这叫“自绝于人民”, 是不能收留骨灰的。朱人秀(傅雷的妻舅)回忆说,当时傅雷夫妇遗体被送到上海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火化时,朱人秀没有去,保姆周菊娣去了。但是,那里的遗体火化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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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

在那墨染的岁月,一个非常普通的上海姑娘,以强烈的正义感保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她为此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她的敢作敢为,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傅雷夫妇双双自杀,在那个年月,这叫“自绝于人民”,


是不能收留骨灰的。朱人秀(傅雷的妻舅)回忆说,当时傅雷夫妇遗体被送到上海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火化时,朱人秀没有去,保姆周菊娣去了。但是,那里的遗体火化登记本上,亲属的名字写着朱人秀,还写着家庭地址。


傅雷夫妇火化后,由于规定不能保留骨灰,所以朱人秀没有去领取骨灰。


然而,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声称自己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一定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


傅雷夫妇生前认过一小“干女儿”,那就是钢琴家牛恩德博士。当时她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怎么在上海又冒出一个傅雷夫妇的“干女儿”呢?


我经多方打听,1984年1月21日,终于在上海一条普通的弄堂里,找到她的家。


她跟母亲住在一起。她不在家。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她的母亲接待了我,说她到一个画家那儿切磋画艺去了。


原来,她的父亲江风是一位身世坎坷、正直清贫的画家。受父亲的影响,她自幼喜爱绘画、书法。她的母亲拿出她的国画给我看,不论山水、花卉,都颇有功底,书法也有一手。她所绘的彩蛋《贵妃醉酒》《貂婵赏月》等,人物栩栩如生,笔触细腻准确。我正在观画,屋外传来脚步声。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子,腋下夹着一卷画纸进来了。哦,正是她!她脸色苍白,穿着普通,举止文静,像她这样年龄的上海妇女,绝大数烫发,她却一头直梳短发。


当我说明来意,她竟摇头,以为那只是一件小事,不屑一提。我再三诚恳地希望她谈一谈。她说:“如果不对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谈。”我答应了。她用很冷静而清晰的话语,很有层次地回溯往事。可以看出她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


她说,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是,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中认识了这位执著、认真的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听过傅聪的演出。1966年9月初,她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生。告诉她难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她顿时懵了。钢琴老师的女儿说,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到傅家大抄家,斗傅雷,折腾了几天几夜。傅雷夫妇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愤然离世。听说,傅雷留下遗书,说自己是爱国的!


她听罢,心潮久久无法平静。她决意瞒着父母,独自行动。


她马上赶到江苏路。凭借墙上的“打倒老右派傅雷!”的大字标语,她很容易就找到傅雷的家。不过傅雷的家已经被查封,无法进去。她向傅雷家的邻居打听,得知傅雷保姆就住在附近,于是她来到傅雷保姆周菊娣家。


她从周菊娣那里得知,傅雷夫妇死后,在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不准认领骨灰。她听了之后很着急,她想,能不能由傅雷的亲属出面去认领骨灰?她向周菊娣询问傅雷亲属的地址,周菊娣告诉她,傅雷的姑母就住在不远的武定路。


她来到傅雷姑母家中。她问起傅雷亲属之中,谁能够出面去认领傅雷夫妇骨灰?傅雷姑母说,傅雷之子傅敏在北京跟“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无法来上海。除了傅聪远在英国、傅敏在北京之外,傅雷没有别的子女在上海。


于是,她便以傅雷“干女儿”的名义,赶往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前去收留傅雷夫妇的骨灰。但是,她无钱购买骨灰盒。


她从那里的登记本上,查到朱人秀的名字以及地址。


据朱人秀回忆,她戴着大口罩来到朱家,说明来意。朱人秀问她姓什么,她说自己姓“高”(据她自己说,由于上海话中,“高”与“江”音相近,所以自称姓“高”)。朱人秀问她往哪里,她不肯说。朱人秀见她连地址都不肯说,而且又从未谋面,与傅家非亲非戚,有点不放心。于是,朱人秀把钱交给外甥张廷骝,让他陪着“高”姑娘前往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在买好骨灰盒、领取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高”姑娘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带回自己家中,暂且先保存起来。


过了几天,她和张廷骝约好,一起把傅雷夫妇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办理存放手续。考虑到傅雷的名字“醒目”,“高”姑娘从朱人秀那里得知傅雷原名传怒安,就在骨灰盒上罢免傅怒安……


朱人秀说,1979年上海要为傅雷夫妇平反、举行追悼会的时候,急于寻找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她派女儿和姓涂的亲友一起到永安公墓,竟然没有找到傅雷夫妇的骨灰盒。他们非常着急。一问,才知道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安放在永安公墓之后,多年来没有人来祭扫,也没有交管理费,按照规定要“处理”掉。毕竟天下的好人多,永安公墓一位管骨灰盒的人,当时从“高”姑娘口中听说那是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没有把它“处理”掉,而是转送到青浦乡下的一个公墓。傅家亲属在那个管理员陪同之下,在上海远郊的青浦找到傅雷夫妇骨灰盒……


朱人秀回忆说,1979年当傅聪终于回到上海的时候,看到父母的骨灰盒,非常痛苦,同时又非常感谢那位不认识的“高”姑娘。


在领出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她出于义愤,给主持正义的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声言傅雷是爱国的。信末,她没有署名。


她告诉我,“当时,在关于‘文革’的《十六条》中,好像里面有一条提到‘只要是爱国的,就是……’我听说傅雷在遗书中说到‘自己是爱国的’,所以要为傅雷鸣不平。”


在那艰难时世,小小弱女子的她,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在当时,二十七岁的她,还是一个“无业者”——在父亲身边充当绘画助手并照料父亲。


她告诉我,她原本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中部,凭她门门优秀的成绩,步入大学校门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就在她即将高中毕业的1958年,正处于“反右派运动”尾声。按照上级的“反右补课”的规定,学校里的“右派分子”还“不够数”,便把俄语教师柴慧敏打成“右派分子”。可是查来查去,这位女教师的“右派言论”仍“不够数”,知道她俄语成绩优秀,与柴老师关系密切,一定要她“揭发”。她怎能做这种诬陷之事?!由于她不愿从命,她在班上受到批判。她记得,在批判会上,同学们都坐着,唯独她站着。在遭到批判之后,在毕业鉴定中被写上“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这八个大字断送她的前程。她的“政治品德”,被写上“差”!于是,她的大学梦就此破灭。于是,任何单位都不敢录用。她只得居家从父绘画。那位被戴上“右派分子”的俄语教师柴慧敏,后来在“文革”中被逼上绝路,像傅雷夫妇那样自杀了……


年纪轻轻的她有过这番冰寒彻骨的经历,她理所当然打心底里非常同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傅雷的悲惨命运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傅家的灾难。


她压根儿没有想到,她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未能寄出上海,便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他们见到信的字迹老练,书法漂亮,以为必定是上海文化界的“老家伙”写的,便作为重大案件追查。一查,才知道出自一位姑娘之手。经过反复调查,这个小女子背后确实无人“指使”,这才没有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她却因此在“反革命”的中阴影中生活了十二年之久!


她告诉我,1972年父亲去世之后,她走出家门,被分配到里弄生产组工作,那时她已经三十三岁。她一天的工资,最初是三角、四角,后来是八角、九角。那“反革命”的可怕名声耗尽她的青春,她自知这一生“要苦到底了”……


从下午3时一口气谈到晚上8时,我深为她的精神所感动。我发表了报告文学《她,一个弱女子》。我信守诺言,通篇只用一个“她”字。


此后,我与她有了许多交往。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她异常的刻苦,非要把当年无法进大学的缺憾补过来。1985年秋,四十六岁的她居然去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毕业,各科成绩皆优,终于圆了大学梦。1987年,她获得上海市首届“永生奖”钢笔书法大赛二等奖。1988年,获“庐山杯”全国书法大赛一等奖。1989年,她的书法作品被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名列中国当代书画家之中……


更令人感动的是,她对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在物欲横流的今日,她安心于过着简朴的日子,如同出污泥不染的荷花。她为傅雷伸张正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至一生的幸福。《傅盏家书》发行了一百多万册,傅雷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深深的尊敬;傅聪一次次回国演出,掌声雷动,鲜花簇拥。傅家如日中天。傅家当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她还说,如果她今日接受傅家的报答,那当初她就会挺身而出了。傅家的感谢只会使她“窘迫和难堪”。


她以为,“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我需要什么?我所要的是:自尊,一小女孩子(别管那女孩有多老)应有的自尊。遗憾的是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一点。”


她这样论及灵魂:“我在这块土地上拖过了童年、青春,看尽了尝够了不同的人对我的明嘲暗讽,偏偏我的敏感自尊又是倍于常人。然而我愿宽怒他们。因为人总是这样的:活在物质的空间中,便以物资的眼光估价别人、估价一切。他们不知道人赤身来到这世界,人的灵魂是等价的:也许大总统的灵魂比倒马桶的更贱价,如果他的心灵丑恶。可惜,不是每一个人能想到这一点。如今我已到了这样的年岁:虽非日薄西山,却也桑榆在望,只求和宁静,此外的一切,我都无所谓了。”


她是那么的“傻”。旧房拆迁的通知寄到她手中,她连忙从市中心到远郊的临时租借的房子,房租比她的工资还高。迁出去半年了,回到原地一看,许多邻居仍“按兵不动”呢,而她家竟成了拆迁办公室!


一生磨难,退休时她还只是“助理研究员”。退休之后,她仍在学校里,给一位日本留学生实习汉语课,以求在那菲薄的工资之外增加一点收入。


1997年10月,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从未见过的她。我给她打电话,她总算同意了。我陪同傅敏来到她的学校。傅敏刚要当面表示谢意之际,她马上制止道:“你要说什么话,我心里很清楚。这些话,就不必说了吧!”那天我带了照相机,想给她与傅敏夫妇一起拍一张合影,她也谢绝了——她从来不让我拍照。


这些年,她唯一答应我的要求,是允许公开她的姓名——江小燕。


江小燕当年的所为,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见义勇为”。然而,这“见义勇为”,对于一个纤纤弱女子而言是太不容易了,无权无势,无名无利的,年逾花甲,至今独身。退休多年的她,在上海过着平静、平凡、平淡的生活。绘画、书法、诗词、音乐,使她的精神世界格外充实。她在给我信中写道:“余深心之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易,则何悔之有?君不闻:‘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宁然,净然”,正是江小燕心灵的写照。“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凡女子有着不平凡的胸襟、纯洁的灵魂,江小燕为华夏大地增添了动人春色。


毕相望先生写过一首诗,称赞江小燕为“仙娥”:


江湖侠骨已无多,


况复秋潦太滂沱。


谁分昏黄闻,


剔灰埋骨有仙娥。


2004年7月,江小燕赠我横幅,写着:


得意淡然


失意泰然


自处超然


群处蔼然


我想,这既是她给的赠言,也是她自己的处世格言。


由于江小燕从来不同意我拍照,又不愿提供她的照片。正因为这样,在这本《傅雷画传》里,没有收入她的照片。征得她的同意,把她赠我的横幅作为书法作品,收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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