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把大炮的线孔钉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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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把大炮的线孔钉死了

——读吴思《潜规则》“崇祯死弯”有感

俗士



闲来无事,又将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拿来翻看。在“崇祯死弯”一章中有这样一段:“崇祯十七年(1644年)旧历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西北100多公里的军事重镇宣府,巡抚朱之冯开会,号召誓死守城。而城中哄传李自成免徭役、不杀人,全城喜气洋洋,张灯结彩,点上香准备迎接。镇守太监杜勋打算带人去30里外欢迎李自成。朱之冯痛斥这位皇上的特派员没良心,杜太监嘻嘻一笑,兀自领着人走了。李自成的队伍到了,朱之冯无可奈何,亲自登上城楼,向左右下令发炮,左右默然,谁都不动。朱之冯亲自点火放炮,又被左右拉住。细看时,大炮的线孔已经被铁钉钉死。朱之冯叹道:没想到人心至此。然后仰天大哭,给崇祯写了封遗书,劝皇上收拾人心。随后上吊自杀。”很有意思,很值得思量。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谁把大炮的线孔给钉死了?会有人说,那不是显而易见的吗,那些当兵的呗!其实,事实大概就是这样,但再往深了想,答案就不这么简单了。


我想,在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统治大概就是元朝了。这个只有四百多万人的民族,能战胜有七千多万人的汉民族,凭借的就是彪悍、刀马功夫和杀戮——说白了就是武力,也可称作:刀把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枪杆子)。凭借刀把子建立政权的元朝统治者,自然深知这刀把子的厉害,所以他们一边用刀把子捍卫他们享有的诸如“初夜权”等等种种特权,一边用极其残酷的方法进行统治。他们,不仅将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进行分治管理,还禁海,禁夜市,对汉人禁习武,禁打猎,禁夜间点灯,禁结社集会,甚至还禁菜刀,以为这样既可高枕无忧。然而,无论是将人分等级,还是禁菜刀,最终都没能拦住民众对其暴政的反抗,最终被赶回了蒙古草原,其仰仗的刀把子远没有其希望的那么有效。种种的腐败和特权,不仅逼反了底层民众,也锈蚀了曾经带来荣耀和政权的刀把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让我们再回到明朝,在《潜规则》的“崇祯死弯”一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说到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皇上转了一个弯。皇上的思维原来似乎是直线的,他想多敛钱,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在敛第一个、第二个、甚至第七八个100万的时候,这种思维似乎还对头,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开始平息了。但是这条路越往前走越不对劲。敛钱敛到第十几个100万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那些军费,新增加的兵力,还不足以镇压新制造的叛乱。如此描述这个转弯,带了点现代边际分析的味道,明朝人确实没有如此清晰地讲出来。不过他们显然意识到面前存在一个致命的拐弯。这个死弯在我们2000多年帝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要过无数人的性命,现在又来要崇祯的命了。”


虽然崇祯自认为:“朕不是聚敛,只想练兵”,但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却不以为然(因此得罪了崇祯),他在辞官回家后,给崇祯写了一份疏奏,揭示了百姓参加叛乱队伍的原因:“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贼反而欢迎,甚至贼没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正所谓:“民穷财尽,困于催科,益起而为盗贼”。


面对危机,封建皇帝们,似乎总以为,加强军力是镇压反抗的最有效方式,或像崇祯一样,增加赋税,以求“练兵”;或像洪秀全一样大肆封王,以求军阀们为其卖命。然而往往适得其反,结果是:加速了王朝的崩溃。而赖以保卫王朝安全的刀把子,不仅不再是镇暴利器,还往往成了反抗者手中的利器。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失去民心的刀把子,就像被钉死线孔的大炮,并无威力,只不过吓吓人而已。炫耀武力无非是他们内心空虚的掩饰,说白了就是:外强中干。他们对特权的维护、对腐败的纵容、对民众的压榨,最终会逼反民众,不仅如此还会养虎为患。所以,正是统治者自己,将大炮的线孔一点点给钉死了。我想,这也是那些看似强大的王朝(国家)忽然崩塌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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