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谎言]朱元璋的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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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既非皇汉,也不是明粉,作为一名普世主义者,对于朱元璋父子在明初的黑暗专制更是从感情上很不能接受,因此本来没有想为朱家天下辩白。但是我认为,“合法性”是一个相对理性的字眼,相比蒙元,明朝就是正统与合法的。当然,明朝在建立之初不免有政治清洗,这一方面在于满清的钦定史书夸大了事实;另一方面,朱元璋赖以起兵的班底的确有很多无赖、流民、军阀、盗匪的混杂,一旦民族独立成功,这些将领就会结合地方上的无耻士绅为害百姓,并且危及国家统一,在这种前提下,朱元璋大开杀戒也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统一、独立和安宁的生活环境。事实上,朱元璋的确创立了东亚汉族的200年的自由、稳定和繁荣。


“初,张士诚以苏州旧治为宫,迁府治于都水行司。观以其地湫隘,还治旧基。又浚锦帆泾,兴水利。或谮观兴既灭之基。帝使御史张度廉其事,遂被诛。帝亦寻悔,命归葬。”“魏守欲复府治,兼疏溶城中河。御史张度劾公,有‘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之语。盖以旧治先为伪周所处,而卧龙街西淤川,即旧所谓锦帆泾故也。上大怒,置公极典。高太史启,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难。高被截为八段云”——引者是不明白明代笔记的考订,祝枝山为人滑稽突梯,徐文长、东方朔流亚,他的笔记史料价值很低的,只有些民俗价值。


明初是严禁在张士诚王宫的基础上修葺新居的,因为术士在元末就认为,这块地基是苏州子城,也是龙脉所在。这地方现在民治路(公园路以东),后来成了满清弘历酋长的行宫。苏州地方官明明知道修葺张宫是悖逆法令的举动却还要实施,并借着这个机会串联苏州乡绅百姓造反,这对魏观、高启或部分对明朝心生怨望的苏州人而言可能是正义的,但如果朱元璋对于这个谋反集团不做诛除的话,那真有些奇怪的弱智了。至于清初满酋是否该对汉人大兴文字狱,属于“价值判断”的问题,相信满汉人等各有意见。笔者只是在乎事实判断,从庄廷鑨的“明史案”就可以得出结论:满清官修明史是一部充满这谣言、谎言的宣传文献,其目的就是抹黑明朝、湮灭证据、篡改史实,屠刀下的文字用之作为辩论依据,实在很难取信于人。


从现有史料来看,朱元璋侦破此次谋反大案,靠的并不是什么神乎其技的“特务机关”,而仅仅是文官集团内部可以“风闻上奏”的御史,由此可见,朱元璋所谓的“特务统治”也是满清文宣集团的一派谎言。魏观的谋反,高启是策动者,受到的惩罚自然要重于实施者。高启是作为谋反的策划者和谋士而受到明朝政府处决,所谓“虎踞龙盘”的“上梁文”只是这次谋反的首次宣示而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或,高启并非什么“因文获罪”,而是因策划、参与谋反而获罪。说高启是“因文获罪”,那是满人想证明,在明初也有文字狱,就此可以为满清长达100年的惨苦文字狱找一个先例和同谋,并乘机可以涂脂抹粉。但是,问题在于,高启是因为罪证确凿的集团谋反而被正法,其中既没有冤情,也和什么“言论自由”无关。倒是同样在苏州,清初金圣叹仅仅在明伦堂痛哭一番就被拖出去杀头,倒是可以看出满清屠伯的暴虐凶残。


关于高启、魏观谋反的史料,记载在苏州市沧浪区政府编撰的一套关于沧浪区历史的文集中,好多年前了,大概是古吴轩还是苏大出版的,其中有苏州子城的介绍,就涉及了张士诚故宫的很多往事。当然,由于满清的摧毁和威吓导致的官方史料稀缺,该书仅仅引用了一些苏州地方志和明清笔记,但是详尽可考,当然,编撰者的本意也不是为朱元璋洗冤,只是想借此证明子城的风水有多灵光而已。沧浪区是我的户籍所在地,因此当时读完了整套文献。


满清钦定《明史》固然有很大的文献价值,但是首先满蒙一家,其次明朝是满蒙的共同敌人,满清酋长通过湮灭证据、毁灭史料等文字狱方式,使得某些敏感问题不复真实面貌,有违于“价值中立”的史学原则。(康熙二年五月,刑部审讯定谳,拟罪奏报,四辅臣称旨,以庄氏《明史》传闻异词、赞扬故明、毁谤本朝、悖逆已极,著将庄朱两家和参与编撰者及其父兄子侄年15岁以上者斩立决,妻妾女孙及子侄15岁以下者流徙,终身为奴)历史研究本来就在不断地探索中进步,所谓的“权威”也不过能够享有一时一地的威名而已。由于满清的有计划的湮灭史证(不得不说这种湮灭相当成功),我们现在只能通过笔记、家传、年谱和地方志来寻找一些事实的真相。因此,本次讨论并未终结,也希望各位网友补充、辩难。当然,对于明史的“慎终追远、正本清源”已经超出了笔者的兴趣、精力和能力范围。


但是经过这30年来很多官方和民间历史学家的不断努力,毕竟让我们发现,原来明朝是那么一个令世界赞叹、令华人自豪的黄金年代。至少在全球化、多元化和现代化的大道上,明朝从来没有落在世界潮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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