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的民族心理都需要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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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日两国要“抱团取暖”,共渡难关 《同舟共进》:中国经济崛起,有人认为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十分相似。中国会否重蹈日本的覆辙?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中日合作共渡难关的空间何在? 冯昭奎:一位在日华人学者曾说过:“日本近代历史证明,每当头脑发热、不自量力、浮夸冒进时,整个民族就会碰钉子、摔跟头、吃苦头;每当实事求是、冷静自省、埋头苦干时,这个民族就会有起色、有出路、有发展。”我想,为了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我们要克服浮躁情绪,不要忘乎所以,不要过高估计自己,不要只看见我们的GDP总量已名列前茅,还要看到人

中日两国要“抱团取暖”,共渡难关

《同舟共进》:中国经济崛起,有人认为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十分相似。中国会否重蹈日本的覆辙?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中日合作共渡难关的空间何在?

冯昭奎:一位在日华人学者曾说过:“日本近代历史证明,每当头脑发热、不自量力、浮夸冒进时,整个民族就会碰钉子、摔跟头、吃苦头;每当实事求是、冷静自省、埋头苦干时,这个民族就会有起色、有出路、有发展。”我想,为了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我们要克服浮躁情绪,不要忘乎所以,不要过高估计自己,不要只看见我们的GDP总量已名列前茅,还要看到人均GDP仍处于世界百名前后,不要在各方面做一些不自量力的事情。

另外,处于东亚版图的中日两大经济体,面对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这两个“大敌”,亟需携手合作,共克时艰,抱团取暖,渡过难关。中日关系的改善必将惠及整个东亚地区。就当今日本与中国的过剩产能而言,东亚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一个很大的“东亚内需”。只有当中国、日本周边的东亚各国经济繁荣起来,才会有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正趋于萎缩的美国市场的新兴市场。最近,日本麻生首相提出“实现亚洲经济倍增的增长构想”,说明他开始认识到光靠扩大日本的“内需”是不能挽救日本经济的,着眼于扩大“亚洲的内需”才有出路。

朱建荣:如何看日本“失去的十年”?在企业和研发层次上,日本确实没有留下断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企业界尽力不受国内其他领域影响的结果。一位日本大企业高层悄悄对我说:我们的对华战略决策基本上不受日本国内舆论左右,而有自己的信息收集和分析的渠道。这也反衬出日本在政治、外交、社会甚至经济战略层次上失去了比10年时间更多的东西。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最近说,但愿朝鲜发射的导弹掉到日本国土上来,这样可以惊醒国人,促使日本重振雄风。这话说得有点过激,却反映了日本国内仍未能走出“失去的十年”的阴影。

日本泡沫经济对中国的警示在于:一、一旦发生重大问题,日本往往采取添灯油似的逐渐加码的对策,导致不少问题原本只需三分力气,到后来用十分力气也解决不了。中国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迅速决策投入4万亿资金,并强调“快、重、准、实”是做对了,但还不够。中国应将今后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审视一遍,防微杜渐,未雨绸缪; 二、日本泡沫经济发生在发达国家经济转型阶段,因为处理不当,仍然伤筋动骨十几年。而中国一时的经济过热,是发生在更低的发展阶段。所以,既不能简单地套用日本经验,也要看到中国在某些方面问题或许更严重。我们不能在金融危机下放松对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改革。

100多年来,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各种实力指标在21世纪初首次趋于持平,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的冲击也有相同之处。而两国的GDP加在一起占了东亚的80%以上,我觉得现在是中日两国共同负起责任帮助其他国家渡过难关、推进亚洲经济合作、加速建立亚洲自己的结算货币的时机。

加藤嘉一: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到泡沫崩溃时,我本人还很小,没有直接的感受和印象,但听长辈们说,当时的日本人坚信“房价永远涨下去,股价永远不会下跌,经济永远成长下去”。国民盲目自大的心态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此后日本陷入长时间无法走出的困境。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最值得吸取的教训。

我最近有一种担忧,不管作为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中国人越来越“忽略”日本。在中美关系显得相对稳定,往前发展,中国正在展开全方位外交的形势下,日本模式或日本经验在中国眼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但日本毕竟是中国的邻居,中日两国的经济相互依存,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战后奇迹”还是“失去的十年”,对中国来说,邻居日本无疑是值得“参考”的对象。中国不应忽视日本的存在,尤其是民间层面。两国在“现实的互补关系”和“经验的相互学习”上应该坚持清醒的认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来说无疑是“同舟共进”的机会。

中国要借鉴哪种模式?

《同舟共进》:纵观日本的历史发展进程,19世纪中后期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社会成功转型,迅速崛起,但随后是对外的侵略扩张。二战后,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爆发经济危机,至今仍在“还债”。“起”和“落”都不是孤立的,日本做对和做错了什么?对同属一个文化圈的中国有何启示?

朱建荣:一百多年前与今天,中日两国在自我改革的心态、姿态和认识上彼此换了位。19世纪后半叶,明治维新使得日本一跃成为东亚第一个挤进列强的国家。相反,当时的中国只有少数精英摇旗呐喊,和者寥寥,改革举步维艰,陷入泥淖,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

但一百年后,中国在邓小平带领下,由浅入深,展开了全方位的自我改革(政治、思想领域也潜移默化),迅速重新崛起,大多数国民支持并投入了这一大潮。反观日本,在美国掣肘下丧失了明治时期的雄心、远见和国内动员能力,各党派意见分裂、内耗严重,大多数国民也没有形成急迫改革的共识。我把现在日本社会的整体气氛称为“集体中流意识”:不求为世界之先,只求保住发达国家中游的地位;以亚洲老大自居,津津乐道于中国之不足而自慰。

今天中国以学习者、挑战者的姿态面向世界,而日本以保守、被动的心理面对改革压力。我想,这就是中日两国在21世纪初地位发生急剧变动的结构性原因。

当然,日本经济界、科技界一直兢兢业业,其竞争力、实力仍不可低估。

邱震海: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可类比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都是30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崛起的过程。日本的明治维新值得中国借鉴。它在物质现代化上是很成功的,从经济到制度都吸取了西方现代化的精粹。而中国在洋务运动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遗风直到今天还存在,比如我们只学习西方纯技术的东西,背后的社会管理和法治管理等配套的东西却没学,而这些恰恰是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明治维新的失败在于没有完成精神的现代化。一个民族在崛起的过程中,民众心理也在转变,从不自信到自信,再过一点就是膨胀了,这时若不加以梳理、矫正、反思,可能走向一种纯经济、纯技术、纯军事的现代化。这就好像一个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已经是成人,但民众在认知水平上还只是儿童,那么,你让一个儿童拿着机关枪,他会干什么?日本和德国就是前车之鉴。

加藤嘉一:“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是日本近现代以来经历过的两次“体制转型”,是被动的,甚至是本着外国政府制订的战略,靠着“外因”和“外压”完成的。这是历史给日本人的教训。今天日本提倡“普通国家”,即建设更加独立自主的国家,被隐藏的重点则是政治和军事。但日本直到今天始终没有做好“国家定位”,还在十字路口徘徊着。我们从过去吸取的教训是:今天日本21世纪版的“第三次改革”必须由日本人作主,由自己的判断与选择完成。这将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认为,这点恰恰也能给中国带来某种启示。在全球化和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在坚持向国际社会“开放”的前提下奉行自主性的“改革”,这是关键问题。中国人主张“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是比较合理的立场。

冯昭奎:中国在人均资源、耕地面积、人口结构等方面与其说像美国,不如说更像日本,都是受到自然条件很大制约的国家。因此,日本在亚洲率先实现经济增长和富裕社会的经验依然值得我们重视:一、重视发展科技和普及教育,先是大力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尔后在1980年提出了“技术立国”方针,紧紧抓住了“科技力”这个综合国力的核心,中小企业构成了日本技术优势的坚实基础。二、战后日本坚持继承明治维新以来重视普及教育的传统,努力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每个市町村最好的建筑不是政府大楼而是中小学校。三、日本人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国土狭小,就认真地制订国土开发计划;自然资源缺乏,就大力开发头脑资源,将“资源小国”的压力转化为发展节能、新能源等先进技术的活力和动力。四、在消费方面则保持了“忍耐”精神,没有普遍出现追随大宅子、大车子等“美国化”消费方式以及少数暴富者奢侈型高消费带动国民趋之若鹜的现象。

美国人通过深入研究,认为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在于具有独特的组织力、计划性的经济系统。而在华盛顿的指令之下,“小泉改革”却在摧毁这个系统,使日本走向“美国化”道路。现在,“小泉改革”受到了很多日本学者的批评,这值得中国警惕。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转向重视“美国模式”,社会出现了自发的“美国化”倾向。为此,国内一些学者发出“脱‘美国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等议论。

中国经济增长虽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却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蓝天碧水。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如果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再有三个地球也不够”的警示。最近日本提出要做“环境强国”,大力发展“低碳社会”,很值得学习。

中日双方民众心态的“碰撞”

《同舟共进》: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作为邻居的两国应如何相处?日本人面对中国的崛起,有怎样的民族心理?

邱震海:有两点要想清楚。一是地理上,中日两国是永久地放在这个位置上,要么像以巴一样千年恩怨相报,要么像欧盟各国一样走出恩怨和平共处。德法打了一千年,恩怨绝不比中日少,但在1945年后握手言和。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以后才说我们和解吧,恰恰相反,德法当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两国以煤钢产业整合为开端,以后有了煤钢共同体、有了欧洲共同体、有了欧盟……这是欧洲为人类精神宝库提供的财富。

二是中日文化是基本相同的,命运也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对中日来说,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处理好关系。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都是人,只能活短短几十年,而民族都是由人来塑造的,因此,如果不能超越前人的智慧,从历史的模式中吸收经验,说和平相处只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有历史观和国际观,要从纵横两个维度来思考。东亚地区现在的情况,与一战二战之间那段时间的欧洲很相似,对此我比较悲观。3年前我采访欧盟创始人的助理,我问他:“你们1945年的这种智慧,在1925年前后能不能产生?”他说:“当时是一小部分人看到了危机,出来疾呼,但绝大部分民众、媒体、知识分子都停留在盲目的萌动之中,最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全民经历了战争的巨大苦痛后,才反省原来当年那些人说的话是对的。”这是个悲剧,但才一百年不到。因此,中日两国的民族心理都需要调适,吸收人类历史的智慧来解决自身的问题。不要一百年以后我们的后辈回头看,说2009年错失了那么多机会。

朱建荣:中日各有长短和特点。日本人擅长精雕细琢,充满危机意识,但缺乏远大视野;中国人有宏观思维,但往往马马虎虎,不大讲精益求精。两者如能互补,真正是如虎添翼。所以我们首先要加强相互了解,相互学习。而现在,中国对日本社会的深层,日本对中国社会的最新变化,还了解得很不够。

为了两国更好地交往,中日分别要克服一些心理上的障碍。中国人一是要克服悲情意识,受侵略欺侮的日子毕竟已经过去,中国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所以不要碰到什么问题、出现什么新的矛盾,就认为日本人还在欺负我们,就去算旧账。第二是要自我警惕和克制大国心理,做工作时多考虑对方的立场。还是要遵循老一辈领导人的教导,与人平等相处,既要讲爱国主义,也要讲国际主义。

对日本来说,也要克服两种心理。一是克服近百年来自认亚洲老大而形成的优越感,真正由“脱亚入欧”回归亚洲。二是要克服焦躁心理。因为被中国迎头赶上,日本国内近几年对中国有点反应过激,举措失当。冷静想想,中国崛起又不意味着日本必然“沉没”。日本应集中精力搞好国内改革,发挥自己的优势,力争与中国共同成为亚洲的领头羊。

加藤嘉一:东亚正面临史无前例的“两强”时代,换个角度说,正在谋求成为经济大国的政治大国中国和正在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经济大国日本必将走向相互竞争的局面。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两强”格局最深刻影响的是两国国民的“民族心理”,具体说,双方都同时抱着“自信”与“自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看待自己和对方。中国知道,虽然经济飞跃发展,但在人均水平、生活质量、稳定程度、幸福指数上远远不如日本;日本人知道,虽然日本还享受着相对高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水平,但同时也很清楚中国巨人正在快速发展,至少在GDP总量上早晚超过自己。在如此微妙而敏感的情势下,中日双方民众的心态必然“碰撞”,甚至可以说,两个民族正在打一场“心理战”。我认为,这一过渡性的“战局”至少持续10年。

我们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要放在哪里

《同舟共进》:随着两国政府到民间的交流增强,中日走向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有论者认为,中国要和日本争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如东海油气田,如钓鱼岛,而不能光往后看历史问题。那么,未来的中日关系有可能进入新阶段吗?

邱震海:中日两强并立,我认为加藤嘉一太乐观了,我想需要30~100年的时间。中日之间有很多现实问题,如何处理?很难也很容易。说很难,是人性都有弱点;说很容易,“退一步海阔天空”,只要上升到一种高度去认识,很多问题不难解决。哲学、智慧这些东西不是空谈,恰恰是中日之间的高度太少了。但在平时谈中日关系的时候,要避免空谈。

我有三个建议:一是最高层要有基本默契,这种默契现在是有的,比如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双方都不把它当作主要障碍;二是现实问题要由双方外交官去沟通;三是双方的媒体都不要夸大、炒作,而是提供一种理性、平和的思考。中日媒体要建立实实在在的交流机制,比如日本有几份大报的影响力非常大,而其中知名的专栏作家对民众的影响力非同一般,如果中国能够去影响(不要以宣传、灌输的方式)这些人——其实也就10来个人,但每个人都可能影响几千万人。甚至可以把他们请到中国来,不要带他们去看长城或者在高级酒店开几个会,而是让他们看一下真实的中国社会;或者在中国也找出几个一流的学者、思想家,双方都从家里走出来,站在同一个屋梁下,跳出自身的利益,共同探讨两国之间共同的问题,探讨共同的盲点。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会改变,都会有新的思考,再去施展各自对本国民众的影响力,作用是很大的。这其实一点都不难。几年前,我们提出的一个建议被采纳了,就是双方共同研究历史,由两国的历史学家去争吵。否则老百姓天天这样吵,两国都吃不消。加强交流必须有切入点,要找到一两根杠杆。

中日交恶的历史只有短短几十年,动荡的历史也只有一百余年,跟两千年的交往历史相比,跟整个人类的历史相比,只是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间。

冯昭奎:日本外务省亚洲太平洋局副局长小原雅博在《日本走向何方》(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版,加藤嘉一译)一书中指出,“当今日本的核心国家利益包含六个方面:(1)东亚的稳定;(2)防止日本周边出现敌对国家;(3)打击威胁日本国民生命财产的恐怖主义;(4)维持和加强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5)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6)海上航线的安全”。

钓鱼岛问题占有什么位置?的确,如果日本得到钓鱼岛,可望获取一大笔经济和军事战略的利益。然而,“攫拿者亡,默默者存。”(引自《汉书》)如果日方企图凭借其实际控制钓鱼岛的条件,独占钓鱼岛海域的资源,其后果只能是过犹不及,贪小失大,可能使日本面临上述核心国家利益六个方面丧失殆尽的危险。

朱建荣:“中日之间过去争历史问题,今后要争岛屿和海洋权益问题”的思路不合21世纪的国际潮流,对于崛起的中国未必是良策。

首先,中日之间“争吵”、“争斗”不是常态。历史证明,和则两利,斗则两伤。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中,相互依存、合作互补的部分肯定将进一步超过矛盾、对立的部分。

其次,争斗不是目的。今天的中国外交,包括对日外交,主要还是得采取谈判交涉的形式,这是国际关系的大势所趋。否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正等着你动武,并以此为理由来联手扼杀中国的崛起呢。

我认为,对于中日关系的展望,是否应换一种思路,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要放在扩大合作面、扩大共同点、追求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上。中国外交包括对日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护和改善周边环境,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发展自己,深刻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邓小平的名言。钓鱼岛问题恐怕只能按邓小平的建议“搁置争议”,东海权益则或搁置或共同开发,都不应该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也许过了20年,亚洲也建立起欧盟那样的合作机制,有关岛屿和海洋的争端,可能会出现新的解决思路。

加藤嘉一:东海及钓鱼岛问题是极为实质而敏感的问题,我建议两国政治、公众最好少参与,尽量避免“公开讨论”,把任务交给两国的外交当局,依靠时间和协商一步一步得到“解决”。关于将来发展趋势,两国能够扩大的“合作面”非常大,关键是我们如何正视它、推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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