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欲谋大事而惜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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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欲谋大事而惜身

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欲谋大事而惜身



他和皇帝兴致勃勃地谈了两个半小时,皇帝完全接受了他的变法建议,但最终,居然没有给他升官。三年前他就已经是六品的工部主事,皇帝随后的谕旨却只是给自己换了个衙门,让自己去总理衙门实习,做一个同样芝麻大的“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里说,自己根本就瞧不上眼这种小官,觉得简直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梁启超得知这一结果之后,也愤愤不平地说道(译文):“皇上召见康先生,谈得很投机。但朝廷大权却把持在西王母的手上,其他的事情已经无从期望。总署行走这样的官职,真是可笑至极,不如立马卷了铺盖走人。”显然,康有为认为,自己之所以没能升官,没能得到主持维新的权利,是慈禧太后在背后捣鬼。


确实,慈禧太后在光绪召见康有为前夕收回了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目的就是防止光绪重用康有为。一如黄彰健先生所说:“现在看来,四月二十五日(旧历)徐致靖上折保荐康为光绪顾问,光绪极可能采纳徐折,欲重用康,但以四月二十七日(旧历)慈禧有命在先,所补授重要官职须征得太后同意,光绪在二十八日也只好于征询军机大臣的意见之后,权且派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后世的许多戊戌史著作(包括康有为的著述在内)遂将此事当作慈禧太后顽固守旧,扼杀新政的罪证之一。


问题是:反对康有为必然等同于反对维新,反对戊戌变法吗?


不要忘了,变法正式开始前那段时间,光绪皇帝几乎天天来回奔走于皇宫和颐和园之间。正是因为取得了慈禧太后的支持,变法才能正式启动。


不要忘了,当因为废除科举制的问题,满朝大臣争论不休,僵持不下的时候,是慈禧太后最终拍板,做出了废除科举的最终决定。


不要忘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是:甲午战败,瓜分狂潮,已经将清王朝逼到了悬崖边上,维新已经成为整个朝廷的意志,连徐桐这样之前“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的铁杆守旧派,在戊戌年也开始上折子请求变法了。考察史料,戊戌年上半年,朝廷内外,根本找不到几个明目张胆的反对维新之人。


……


然而,在康有为呈递给光绪皇帝的奏折里——包括他代人起草的折子,却一直都在声嘶力竭地警告皇帝:朝廷内外存在着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反对维新的“顽固派”。


1895年,也就是历史教科书上记录“公车上书”的那一年,康有为没有去“上书”,但却将他的的上书草稿删删改改,改头换面变成了《上清帝第三书》。据康有为自述,他这篇文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激赏,事实也确实如此,戊戌年皇帝还让人把这份压在箱底的折子找出来,看了一回,又叹息了一回。


康有为在折子里说(译文):“下层小官僚、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中,有才能而且忠于陛下的人是相当多的,但陛下所了解而又能够有所任命的有几人?破格提拔的又有几人?随侍左右,能供陛下随侍与之讨论商量的人又有几人?陛下不分昼夜能够随叫随到的又有几人……”


这些话,可真是说到光绪皇帝的心坎里去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太后的控制,组建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班子,可惜,这样的梦想眼下看来,还只是一种奢望。恐怕这也正是皇帝激赏康有为这份折子,对之念念不忘的最根本的原因。


显然,康有为这份折子很有挑拨光绪和慈禧、挑拨光绪和现任朝廷大员们的关系的嫌疑,在康的语境里,慈禧和那些现任的朝廷大员,都站在光绪皇帝的对立面。


一个多月之后,皇帝将康有为的这篇上书和其他九件也是要求变革的折子,下发给各地督抚将军们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地方大员们一致同意改革,不过他们建议皇帝不可急于求成,也不能搞全盘西化,而要兼顾中国国情。


最值得注意的是:同意改革的地方大员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康有为的改革思路。


康有为主张速成改革和全盘改革,而地方大员们却主张循序渐进的稳健策略。


看起来,康有为和现任的这些地方大员们在要不要改革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分歧,说他们是同志也不算过分。但康有为不这样认为,在他眼里,不同意自己的改革速成论者,就是改革的敌人,就是顽固派、守旧派。


戊戌年6月1日,御史杨深秀上了一道由康有为起草的《请定国是折》。康有为在折子里说(译文):“守旧之人,并非不知道眼下应该变法,但这些人或者年老不能读书,或者气衰不能做事。不能读书,就不能了解新政;不能做事,就畏惧改革。担心新政推行,肯定要淘汰、排斥许多旧官,对他们的荣华富贵,大有不便,所以惟有全力加以阻扰……皇上每天推行行政于上,守旧者却每天在下面进行抵制,虽有诏书,但新政却不能推行……推广新政,对皇上来说是大利,但对守旧派来说却是大害;顽固守旧,对皇上来说有大害,但对守旧者来说却有大利……”


在那次长达10刻钟的面圣中,康有为对皇帝说(译文):“凭皇上手上现有的权利,虽不能做到全变,但若重点改革一些重要的事情,也足以拯救国家。只是现任的这些大臣,都是些老朽的守旧之人,对外国的事情一窍不通,皇上想依靠他们变法,犹如缘木求鱼!”


总之,戊戌年的前前后后,康有为一直在向光绪皇帝灌输这样一种观念:朝廷内外,确实存在着一个势力极其庞大的反对维新的守旧派。现任中央和地方大员多是慈禧的班子,基于对这些人的反感和不信任,光绪皇帝也对康有为的说法深信不疑。所有主张“改革稳健论”、“循序渐进论”,而反对康有为的“改革全变论”、“改革速成论”的官员,无一不被扣上了一顶阻扰新政的守旧派的大帽子。


可是慈禧太后支持“改革稳健论”。


根据《戊戌变法史事考》的研究结论,慈禧太后归政之后,她与光绪皇帝之间的权力关系,还存在着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即官员们递呈的重要奏折,须在事后送给慈禧御览。考之史料,戊戌百日,光绪帝共向慈禧太后送呈重要奏折达462件,最多的一天,送呈了29件。可见,虽然已经宣布退休,但对朝局变化的总体趋势,慈禧却还能够清晰的把握。


自然,康有为在正月份所上的那道请开制度局的折子,慈禧也是知道的。靠替咸丰皇帝批阅奏章一步步爬上权力顶峰的慈禧太后,折子里那些皮里阳秋的鬼蜮伎俩,自然瞒不过她。皇帝没有经验,也许看不透康有为折子里企图借制度局和十二分局架空现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的企图(也许光绪看透了,但却很乐意这样去做,因为这样就可以将慈禧的班子完全换成自己的),慈禧岂会看不出来。此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就此事作出反应,是因为她相信,军机大臣们决不会让这样的折子获得通过。但是,时局变化太快,主张稳健维新的恭亲王突然去世,对康有为的用心产生了警觉的翁同龢也被皇帝悍然罢免,6月1日,徐致靖推荐康有为的折子一递上去,皇帝居然当天批复,作出了三天后召见康有为的决定。


形势已经容不得慈禧不出面干预。虽说阻止康有为当政,慈禧的私心不可否认(光绪可能想借此瓦解她的班子),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康有为当政之后,必然着手设立制度局和十二分局,而如此缺乏深思熟虑,冒冒失失地试图架空现行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绝非国家之福,也绝非改革之福。


自打康有为成功说动了皇帝开设制度局、十二分局和地方议政局以来,朝廷上下的人心就乱了。一向盲目乐观的康有为,也开始发觉事情有些不妙,突然有了给谭嗣同、林旭、梁启超相面的“闲情逸致”。


制度局带给新政的阻力,主要来自中央掌权的王公大臣和地方督抚等实权派,因为架空的是他们的权力。真正将广大中下层官僚驱赶到新政对立面的,则是康门党徒一直叫嚣不止的裁撤冗员的呼声。《清廷戊戌朝变记》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译文):


“京城中已经有了裁撤六部九卿,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的谣言(指康党向光绪力荐心怀不轨的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日本人伊藤博文),竟有老迈昏庸、懵懂无知、焦急欲死的官员,整日毁谤皇上,诅咒康有为。”


对此,康有为觉得自己实在是冤死了。自己只建议皇帝引进新人,设立制度局;可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要裁撤旧人,废除六部九卿。这倒也是事实,康有为确实没有向光绪建议过裁除旧机构,那些建议裁员的折子,只是一些轻浮的维新党人看到光绪对康有为的改革设想颇为欣赏后,忘乎所以递呈的。虽然政治手腕低劣,但康有为也知道暂时不能将满朝臣工集体得罪。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之所以会有人给皇帝上这样的折子,康有为的引导力量不可忽视。且看他在戊戌年正月给皇帝的折子里的这些言辞(译文):


“那些藩臬道府,都是冗员;州县守令,选举他们的时候就很轻浮,习气又极坏,而且仅仅负责收税和断狱,与民生根本没什么关系……督抚们官位尊贵,资格很老,往往衰老昏庸,畏惧听到变法。”


没有康有为“思想”上的指导,“新党少年”们断不会接连不断给皇帝上折子请求裁员。


8月23日,太仆少卿、晚清三屠之一的“官屠”岑春煊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再次请求裁除冗署。岑的建议十分大胆,光中央政府,就建议应裁除以下机构:詹事府、宗人府的宗丞、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岑本人的工作部门)、内务府(裁掉一半)……岑的折子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举朝反对,连康有为也觉得太过了,随即在29日也上了一道折子,劝告光绪皇帝“选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旧人”。但皇帝认为新政到现在都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原因正在于没有裁撤掉这些旧官僚——就是这些人反对皇帝设立制度局;就是这些人拒不执行或者阳奉阴违皇帝狂风暴雨般的新政旨意。皇帝已经一意孤行决定大刀阔斧裁除冗员,连康有为的进言也说服不了他了。


就在康有为上折的第二天,在没有作任何预备性部署的情况下,皇帝就悍然发布了大规模裁并冗署冗员的上谕。对岑春煊折子里建议裁处的机构,皇帝几乎完全接受。


一时间天下大乱,人心惶惶。


当时任顺天府尹的陈夔龙后来在《梦蕉亭杂记》中,详细描述了他当日亲身经历的这一次朝局大动荡,今日读来,仍不免使人唏嘘不已(译文):


“戊戌政变,首先起源于裁官。京城闲散衙门被裁撤者不下十余处,连带着因此而失业的人有近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的忧戚……(太仆寺被撤之后,我去接受公事档案),前往该寺察看情形,发现自从上谕下达之后,众人已如鸟兽散,不但办公室里空无一人,连印信、文件也全都找不到了,办公室的门窗也都被全部拆毁,一切接办都无从着手。”


诚然,太仆寺、太常寺这一类机构,当时确属冗署,裁撤它们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皇帝事前居然没有任何准备措施,包括安置裁撤人员和安排接受人员,两方面都没有任何计划。近万官僚一朝失业,会给京城带来多大的乱子,皇帝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上谕发布之后,各部门官员文吏一哄而散,不但文书档案印信被随意丢弃不顾,连衙门里的门窗都被拆毁无存,其怨恨之深可想而知。


如此重大的改革,却又如此形同儿戏,即使没有后来的政变,又岂能不败!


9月14日,光绪前往颐和园,并在那里住了长达5天之久。皇帝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说服慈禧,批准他开设懋勤殿。然而结局可想而知,对权力十分痴迷敏感而且对权术十分精通的慈禧,不可能看不透此事所将导致的最终后果。


懋勤殿人事上不受品秩的限制,设在宫中,只对皇帝直接负责,表面上只是政策咨询机构,实际上等同于政策决定机构,原来负有咨询和决策功能的军机处、总理衙门都将因此而变成单纯的执行机构。这既是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权力的重新分配,最重要的是:如果懋勤殿得以制度化,康党上台,慈禧本人将丧失手中的绝大部分权力。


如果说10天前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是对慈禧的权力的藐视和否定的话,那么,皇帝开设懋勤殿的提议,则明显是想掏空她的权力基础。皇帝此举,已与政变无异,不过是“温柔的政变”罢了。


尽管14日光绪与慈禧之间关于懋勤殿的争论没有任何档案记载,但争论的最终结果却一目了然:次日,皇帝就给军机四卿之一的杨锐发出了一道求救密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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