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府二号人物陈公博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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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危险的南京


在去年,即三十三年四月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危险的时期。…………汪先生是于三月二日赴日治病,把军事委我负责,把行政院委佛海负责。我既然负军事上的责任,我不得不替中国的前途打算,不得不替地方治安打算,尤其是不得不为中国统一打算。…………,同时,我得到一个情报,说共产党决定以苏北的阜宁为第二根据地,这样,东南经日军破坏之后,更要经共产党一次蹂躏,我实在对不起国家,并且不能履行离重庆后呈蒋先生信内“国必统一、党不可分”的诺言。因此,我一面决定一种军事计划,并一面召集各将领在南京会议。


日本的态度暖昧如此,而南京的军事情形怎样呢?除了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分布于苏浙皖各不相联外,苏北的李长江旧部和原有的部队,自经项致庄改编后成立两军。这些部队以分防的关系没有方法训练和教育,而且械弹缺乏、配备不全。我打开地图一看,我们没有一个队伍不给共产党包围,而警卫一、二、三3个师,除了第一师刘启雄留守南京以外,日本总以分防为词,不让我们集中。至是,三个师的内容、配备比其他各师较优,一、三两师的军官多数是军校学生,虽然反共的意识坚强,但是待遇方面因为不是地方部队,无特别的津贴,也较各师为薄,以是逃兵很多、兵额不足。我经过很长的时间考虑,暂时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先作一个防共区域的准备。因此同时将苏北、江苏、浙江三省长官更迭,将江苏交任援道,将苏北交孙良诚,将浙江交项致庄,企图将这个地带保持住,使东南得到一个安全地域,一旦有事,不致沦于匪手。


当日我召集各将领会议,我曾声明,为中国的前途,为未来的统一,我不能不做这个打算: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反脸的。当时我曾提出:(一)由河南调动孙良诚的部队到苏北,增厚苏北的兵力。(二)将苏北三个师调浙江,因浙江除第一方面军程万军一师,没有其他队伍。(三)集中第一方面军防守京沪线。(四)以上海交税警团和保安队。(五)将警卫三个师集中于南京,清剿茅山匪区,打破共党三山一湖的计划,并防止共党渡江之路。我这计划是在三十三年四月提出,而孙良诚的部队于十二月才完全到达苏北。因为孙良诚的部队是驻在河南,而调动河南队伍必需〔须〕和华北军部商量,东一拖延,西一阻挠,竟费八个月的光阴,才能完成一部分计划。………至于吴化文部队由山东调驻安徽还是今年的事。其初我想将吴化文调陇海,而将张岚峰调安徽,末后也因日本障碍没有实行,除了军队布置以外,最缺乏的是子弹问题,日本是从来限制我们部队的子弹的。南京修械所是没有办法了,无烟药是买不到了,我只好嘱咐各军自行设法购买和制造,最好是不要让日军知道,以免又发生掣肘的事情。其次更密嘱各军于中央部队联合剿共时,设法密送械弹过来,使得增厚剿共的战斗力。其余我专候中央部队的反应,使东南各地于日本退兵时,不致沦入匪手,致对统一又多一重障碍。


以上所述的军事布置都是事实,我今日不是以为还有功可言,更不是以共产党问题为投机的题目,政府可以询问各军,都可以知道我的布置和主张。


(五)汪先生逝世以至日本投降


汪先生终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不治逝世了,我一方面非常悲恸,一方面更想到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已了,但怎样可以结束这个局面以使国复归于统一呢?南京政府不是我一个人主张就可以解散的,立刻解散一定受到日本的胁害,同时也没有别的机关可以维持治安。如果东南一乱,我仍旧对不起国家,仍旧不能达到中国顺利统一的理想,因此我不肯就主席职务,只以代理名义维持,等待国家的统一。同时,于十二月二十日发表声明,宣言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更强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我这个声明是表示我数年来的思想,并且回应我离四川后呈蒋先生那封信。当时南京仍在日军扶持之下,我不惮率直地表明南京无与重庆为敌之心,而南京政府真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合作的。我也不惮明白表示党不可分的理论。我并不是今日要叙述我的勇气和决心,只是八年以来的一贯主张,到了我可以发言的时机,应该披肝沥胆,与人以共见。


布置是差不多了,主张也表示过了,所苦的,我不能和蒋先生通消息,原本我有两个电台:一个是我自己设立的,在上海开纳路七十四号,那电台设于三十一年下半年,是供给蒋先生侍从室刘百川用的,那呼号是GWAZ.XZWW.LXY,我从来没有直接消息报告蒋先生,因为总感到关于日本普通的情报自然有报告。关于日本谋和事件,总以这些条件我自己都不满意,那能告诉蒋先生?至关于个人问题,只有等候蒋先生的命令,我无自己表示的必要。其次一个电台是戴雨农先生底下的陈中平的。那个电台一次为上海日本宪兵破获,把人全捕去了,我出面保释,并要求交回电台,叫陈中平继续设立。那电台的呼号是QSF?AVL?EQF?JVO?CLT?JOH?VCQ。后来陈中平因为恐宪兵监视,或作或辍,多数电报都送往浦东。自我就任代理主席,刘百川早回内地,第一个电台已经日本宪兵干涉了几次,终于把电台封闭了。剩下陈中平的电台,据说没有和蒋先生通信的密码,那时我竟没有办法,只好企图蒋先生有人到京沪,可以使我表明我的心境和在此地的布置。


我还记得我见过几个人:一位是何世桢先生,一位是顾宝安先生,一位是两路党部负责人(姓名我已忘记,可以问傅式说),一位是胡鄂公先生,一位是赵冰谷先生,我都托他们把我的心情和布置转达蒋先生。我告诉他们:我对汪先生心事已了,责任已完,现在此间正候蒋先生指示办法。至于防共,我已尽我的力量,大致东南不致有什么问题,将来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割据,我绝对服从蒋先生,我极盼望党能团结而国复归于统一。何世桢先生是驻上海,其余的人或者要回内地去,或者自己要去内地的,并且我郑重告诉顾宝安先生,请他转告立夫先生,或可能时呈明蒋先生,派一位相当重要人来沪,这样可以直接联络、直接通电,可是到我离京之时,我依旧没办法和蒋先生通消息。


不过,军事方面已和顾墨三和何柱国两位取得联络。大概今年五、六月间,有一位姓杨的湘人(名字我也忘记,可以问赵尊岳),奉陶广军长之命来见我,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剿共。我和佛海商议之后,派陆军部督练处处长张海帆和陶先生的代表到浙江,张海帆不但见了陶军长,并见过顾墨三先生。顾先生还派高级参谋柏良来沪商谈具体问题,我立刻叫参谋次长祝晴川至沪,和柏先生商订军事共同行动几个纲领。后来我回京之后,听说柏先生又因路不通,逗留杭州到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已回到浙江没有,我不知道。除共同剿共问题,我曾和柏良谈起日本问题,我主张不必在日本本地登陆,只在台湾登陆,日本即会屈伏〔服〕,在台湾登陆牺牲较少,而成功则一。柏先生主张我派一代表见蒋先生,可是我实在没有一个熟人可派,只请柏先生转告顾先生,请他代达我的意见。


何柱国的代表吴树滋也来南京见我了,并携有何先生一封信,说奉将先生之命来联络剿共的。那位吴先生是林柏生介绍的,我派军令部次长杨振和吴先生接洽,何先生并要求我派蚌埠绥靖公署参谋长郭尔珍和他接洽,可是郭尔珍患病未行,我后来到蚌埠,还催郭尔珍前往,并亲手写了一封信给何先生。我叫杨振在南京设立一个电台和何柱国先生通电,并曾嘱张岚峰和何柱国先生见一面,商议军事问题。


军事合作正在进行,日本投降了,以往的事不过因叙述之便,简单说一个大略。以下还简说我的心情,然后说到南京政府解散后一段故事。我自到南京,除前述几个原则之外,我决定第一不批评抗战,更不愿诽谤蒋先生。我总觉得抗战是应该的,和平是不得已的,我是赞成蒋先生的主张的。因为和平到了南京,目睹日本的种种行动,我更感觉有抗战的必要。我还记得内地有人出来,传说南京的人们以为抗战愈烈,和平愈有办法,这种传言并不是谣言,的确是事实,也是南京的见解和主张。第二,我手写文章不曾称过日本为友邦,因为我不认日本足为朋友,大家复按过去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可以知道我的心境。第三,不请重庆的同志和部队参加和运,我总以为我到此地是我和汪先生的私人关系,我是来补救的,是准备受苦的,我自己已是受苦,我更不愿拖其他同志受苦。至于部队,除了后来因联合剿共之外,我始终没有和一个内地的长官交通过,因为我不愿意拆散抗战阵营,尤其不愿以一个师长和团长受日本的一个尉官指挥监视,我不愿和留在重庆一个同志或部队通过信或者希望他们出来,除非同志已经出来,那我只好替他找一件工作,这是可以查考的。第四,凡是重庆同志有被日军逮捕的,除非我不知道,或者出乎我力量之外,否则必定设法保释。我不是借此见谅于同志,而是援党不可分之义,实行我的主张。第五,凡是被俘的军官,我都赞助汪先生设法安置。我总觉得内地军官的民族意识和反共思想比其他杂凑的队伍强烈的多,中国不幸而败,可以作复兴中国之基,幸而战胜,则这部分军队终可为国之用。第六,在上海范围之内,尤其在去年十一月以后,我对于重庆的情报人员极力掩护,并同意于各地军政人员和中央人员交通。


至于传达日本和平条件,我只有两次,两次都托一位朱文熊先生往内地报告。第一次大概在前年底,时间记不清。比较具体的是去年小矶内阁登台以后,由柴山陆军次官携来五条,内容我已有些模糊,大致是中日对等和平,日本立刻全面撤兵,中国在和平后可以中立。我以为这些都不大相干,最要紧是可以谈东北问题,撤消满洲国。柴山答复可以讨论,我认为比较具体,所以和佛海商量,又托朱先生往重庆一行。朱先生是商人,与政治无关。朱先生是在汪先生逝世前动身的,直到今年夏天才回上海,问日本更有无进一步的表示,那时已过了旧金山会议了。我劝日本大使谷正之,最好日本托重庆调停,谷正之不敢作主,要报告东京。后来我在今年八月底到日本,才于报上得有消息,日本拟派近卫赴俄,托俄国调停。我当时主张由中国出面调停,以为可以增强中国的地位,增加中国的发言权,并且将来收复东北不致有其他意外。


不料日本倒信苏联而蔑视我的提议,大概日本还以为日苏还有互不侵犯条约的关系,而且在德苏战事正猛烈时候,日本不动,总以为苏联可以帮她的忙罢。


(六)南京政府解散和赴日归来的经过


日本于八月十五日公布投降消息,日皇和铃木内阁总理广播投降,南京政府也决于十六日宣布解散。南京最危险的时期是在十日至十三日那几天,因为阿南(惟儿)陆军大臣在十三日还发布继续作战命令,并勖励官兵努力作战,而在南京的日本总军部态度始终不明。我那几天分头和军部及大使馆接洽,以为中日感情如果要恢复,如果我们更要为中日两国前途计,应该服从日政府命令投降,并且千万勿在此时更留一恶劣印象在中国,使中日感情万劫不复。我当时所最忧虑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日军继续作战。如果日军不顾一 切,那么中国一半地方必会糜烂不堪,人民伤亡更加惨重。一件事是日军和共产党联合,成为长期内战,因为日军部许久就散出谣言:万一无路可走,只有和延安携手。一直至八月十四,情形已比较安定,谷正之曾劝冈村,说投降已是不免,但日本能够协助中国复兴,使中国能为东亚领袖,则东亚尚有前途,而日本也可以依中国自存,这也是一种事实,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理想。至到十四日谷正之正式来见,说明日本投降已没有问题,军部的今井少将、海军的小川少将也分别来见,报告日军决以最大诚意履行投降条件,并表示一切设备都不破坏,俾得换取中国的好感,以留将来中日合作之基,至此我才放心。十六日早上佛海也由上海来京,下午举行会议,宣布南京政府解散并发布宣言,勖各将领以统一为重,不得有轨外行为,更不得意图割据。宣言的全文已登在报纸及即夜广播,请大家去查考,我手边也没有这种原稿了。同时因为办理各部门的结束是要有机关的,于是成立一个“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维持各地治安也要机关的,于是将以前的“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我连夜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南京政府业已解散,并报告蒋先生几件事。那个电文我已没有存稿,大致第一件是说明日军投降没有问题,不过集中是需要时期,由小队归中队,中队归大队,集中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听候缴械归国,希望中国勿迫之太急,恐有意外。第二件是日军决定不再对共产军作战,因为冈村说共产军也是中国的部队,是与重庆军队无别的,也是战胜国的部队。除非共产军袭击,否则日军必定退让,我特别请中央注意。第三件报告宣城已为新四军占领,芜湖被围,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大意如此,并乞指示机宜。这个电报是写了,可是没有密码,更是电台叫不通。十七日下午,我才交何世桢先生转译电呈蒋先生的。


南京政府解散的那夜,京沪行动总队发动了,我在下午六时接有报告,说周镐拟于是夜行动,占领各机关。我只知周镐是佛海推荐为军事委员会的科长,后又推荐为无锡行政专员。我打一个电话给佛海,说在此时治安是第一紧要,南京一乱,恐无法收拾,请他劝周镐不要随便举动,等候蒋先生派人来接收各机关,以免南京混乱,佛海说已派人找周镐来劝告了。不久,警察总监李讴一又来报告说:周镐已张贴告示,着银行不能提款,其他还有几条,都可以摇动治安的,并揭那张告示来见。我叫讴一去见佛海,请示办法,因为我那时已解除一切职务,所谓临时政务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只是临时机关,就是指挥署也只能指挥原有机关,对于行动总队我是无法处理。我又电话问佛海,佛海说找不到周镐。


到了十一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有人至军官学校演说,要接收军校,这样四方八面报告,使我无法处理。如果要镇压,必至立刻冲突,以致刚在日本投降以后同室操戈;如果不镇压,眼看南京立刻成了混乱状态。我徘徊至天明,我想,支持南京残局是佛海和我共同负责的,佛海既无意见,想或者另有办法,我可以趁这个时候卸责了。拂晓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是否让人接收,我立刻答复:倘然于国家统一有好处,于地方治安有好处,就听候接收罢。到了十七日八、九时,说萧叔宣受伤,赵尊岳、吴颂皋及其他许多人都已被捕,我只好回到西康路办公室听候事态的发展。我托人约周镐和祝晴川于十一时来面谈,我想接收机关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南京治安一切善后我倒想知道他们的办法。等到十一时,两人都不来,我决定三件事:一、再不打听消息。二、不向日本人要求援助。三、静坐办公室内等候逮捕。这样在办公室内静坐,一直至十二时半才回家。


到了下午两点钟,军校全体员生都武装到西康路了。当时,我还以为他们奉命来要我表示态度,或是来逮捕我的,我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不肯改编而来请示的。我集合学生的代表,问他们有何要求,并且告诉他们在中国大统一的时候应该服从蒋委员长。他们说,他们绝对服从蒋委员长,但不愿受不知那里来的人收编。我只好向他们安慰,答应去电蒋先生,请示办法。同时佛海派人送来一信,说已由日军部小笠原出面调停,周镐已停止行动,此事已告一段落。然而这次行动之后,南京真是一日数惊,新街口新四军散发传单了,四郊的新四军也蠢动了,南京秩序我只好勉强维持。十七日下午五时后才会见佛海,我和他两个人打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请即派大员来京维持,以免纷乱。佛海又终于十九日上午又匆匆的回上海去了。


任援道在十四日以前曾两次派人来京,说已就蒋先生委任的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路及南京治安,我极盼他早日来京,商量一个办法。不知任先生从哪里听来谣言,说我在南京集中兵力反抗,所以他原定十六日和佛海同来的,时至也不来,并且在苏州车站对佛海说:“公博要干,那是我不能去的”。我想想真是奇怪,我于去年十一月已发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为什么援道还有这种怀疑?而且日本以一百多万的军队力量都投降了,我难道拥这些残破部队来反抗中央吗?我深深自叹,数年来的心情而被人误会至此,真是无话可说。我在十六日见援道不至,和佛海连名去电促其来京,恰巧援道也派他的军长徐朴诚来探听消息,我把我的心情告诉徐朴诚,并嘱其转致援道:立刻来京一行,共商维持治安办法。


援道于十八日下午到京的,可是局面又僵住了:第一,冈村说没有蒋先生的正式通知,不承认有先遣军可以执行职务。


第二,警卫师刘启雄不愿受援道的收编。第三,海军不愿编入先遣军,要等候蒋先生的命令。我那时的地位已处于万难之境,南京治安是要维持的,治安委员会的地位是不够指挥的,军校学生住在西康路不肯撤退,正等蒋先生的后命。江北迭次告急,无兵可调,眼见南京感受极大的威胁,行动总队还要行动的消息,每日还有这种情报。我听能指挥的,仅有军校一千余学生、宪兵和警察。倘然南京一旦有警,我是无法可对国家的,只有尽我个人之力维持罢。我又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以上情形,那电报是借市党部许志远密码打的。那个电稿我已不在手中,大概说明援道不便指挥刘启雄,盼示机宜,海军最好仍暂以凌霄主持,等候交代,军校请蒋先生自兼校长,候蒋先生到时再行解决。


最后想到我本身问题,国家能够统一,能够胜利,这是我数年来梦寐求之之事。蒋先生如果以我过去数年之事为有罪,我应该束身归罪;如果置数年之事于不问,而认我终是统一障碍,也请蒋先生定罪。因此,我决定留京待罪,听候蒋先生命令。但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后,告诉我许多消息,说蒋先生是对我谅解的,因此我不宜留京。若滞留南京,反使蒋先生处置困难。任先生直接劝我两次,间接托人劝我两次,当时我无法能得蒋先生的真意,而能通电的据说只有任先生。


任先生还说蒋先生要我离京是不会来电,而且不好来电的。但我还是等候蒋先生命令,而且我一离京,治安是否发生问题,殊不敢必。我非俟有人来京,我不好轻易离开。


至到二十四日,今井少将已由芷江见了何敬之先生回京,报告赴芷江经过,并说:冷欣副参谋长将于二十六日抵京,中央部队将于二十七日由飞机输送抵京,何总司令可于三十日抵京,这样负责有人,我可以暂时离京了。在国家大统一的千载一时之机,我怎么可以使蒋先生为难?而且二十四日之时,任援道还带张海帆来见,海帆劝我急于放手,我想还有什么手可放?因此在二十四日下午五时与日本使馆接洽,借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于二十五日离京。当时预定或飞青岛,等候海船赴日,或飞日本,都没有决定,因航路已发生种种障碍了。临行之前,我曾呈蒋先生一函说明我的心情,并谓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出而自首。那封信很长,并没有留稿,但回京之后曾问萧毅肃参谋长,他说已经见过,那么蒋先生一定也见到了。我那封信是留交浅海和冈田两顾问转致何敬之先生和王东丞先生的。我把那封信交浅海和冈田,是我不知我离京之后,南京再有何人留京,日军是等候缴械,不致走的,所以我托了他们。此外留一函给任援道和胡毓坤他们维持治安,因为他们都是“治安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我再留一函给冷副参谋长,有云:望兄之来有如望岁。请他召集原有军警机关,维持治安。我预料我二十五日离京,冷副参谋长二十六日抵京,南京治安便没问题,我也可以放心卸责了。


于此,我附带说明几件事:第一,我离南京是不是放弃责任?我记得何世桢先生在八月十六日到南京,携有顾墨三先生一个电报,是给周佛海、丁默屯阝、罗君强、任援道和我五个人的。那电报据说是侍从室打给他转的,说日本投降,叫我们协同国军缴日军的械,可是那个电报并没有命令叫我维持南京治安之责。同时,另外有一电报是命佛海维持上海,委任援道为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线及南京治安。我立刻发生困难,因为援道已受命维持南京不必说,警卫第一师刘启雄也已接援道的通知为先遣军第一路指挥,负责有人,我再不能负责了。我呈蒋先生两个电报,一个是报告南京政府解散及日军动态情形,一个是报告警卫第一师,第二、第三师,海军及军校情形,中间免不了有所条陈,是亟盼指示的。除第一个电报何世桢先生代发,我恐怕辗转迟到,后来因重庆和南京电台已叫通,两个电报一起都借市党部许志远的密码再发,及后又以电台的密码再发(重庆电台和南京电台约好暂以总理遗嘱做密码)。可是截至二十四日,我得不到蒋先生或侍从室的复电或指示。不过我因为任援道还未能执行先遣军的职务,依旧勉强维持。这九日以来,真是筋疲力竭、寝食不安,幸而据今井报告:冷副参谋长可于二十六日到了,中央部队也可于二十七日到了,我在二十四日下午还召集宪兵和首脑会议治安,这样我自问已尽了我个人应尽之力,而且我不但顾到南京治安,并且顾到各地治安。我深怕各军还有疑虑到没有保障,我于二十日前后打了一个通电给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孙殿英、郝鹏举,勉励他们并嘱咐他们接受中央命令,维持地方。同时我更广播,叫各军接到蒋先生委任的,应该立刻接受服从,没有接到委任的,请他们直接电呈蒋先生指示。这个广播词也登各报,都可以复按。这样布置完毕,我才准备离京。第二,我为什么赴日呢?因为当日京沪谣传,我还要拥兵反抗,援道疑我故不必说,而且援道对我说,已有人报告蒋先生。蒋先生并说:“公博断不至此。”可见有人报告我拥兵自卫是真的了。我要离京,最近的不外扬州、蚌埠、徐州,那三个地方都有南京前辖的部队,岂不又要发生谣言,使我无从自明。


我想青岛是没有南京部队的,日本是打败仗的国家,国军就要进驻的,这总可以免去拥兵反抗的嫌疑了。第三,我要说明的,这次同行的有五、六人之多,或者外间又会谣传有一 种结党的行动,其原因为林柏生和陈君慧在那天二十四中午两个人的狗同时被人毒死了,这事太过离奇,令各人不由得发生恐怖。他们都愿意受合法的裁判,而不愿受恐怖的威胁,所以一并暂离。而且我当时也曾声明,何时蒋先生有命即何时回来,所以大家同去,大家也同返。


二十五日离京,飞机以天气关系一直飞日本的米子,事前毫无联络,到了米子才找旅馆。三日后东京外务省才派吉川科长来探见,我当日表明我到日本只是暂居,何时蒋先生有命,即行归国,并不要求日本任何保护。九月初旬离米子赴京都,住在金阁寺,大概是中旬的十八、九,外务省大野局长来见,说何总司令有一个备忘录给冈村,说我自杀是假的,要日本护送归国,日本政府已指示冈村答复,说陈公博是爱国的,绝不反对政府,希望中国重行考虑。我当时答复大野,我爱国不爱国,自有国人公评,日本无代为辩护的必要。可是我引为骇诧的,我已留呈蒋先生一函,为什么有我自杀的谣传?只#要#有命令我即自首,更何必有备忘录?我问大野,我留呈蒋先生一函,究竟浅海和冈田已交何总司令没有?他说不知道。我托他打电报问冈村,俟得消息然后归国。九月二十四日早大野又来,说我那封信到了十九日才由冈村交何总司令,至于何以延误,他不知道,并说了许多道歉话。他并说何总司令曾派钮处长见冈村,依旧希望我归国自首。我立刻草了一电报叫他回东京拍发,我又恐怕密码有错,自抄一份电文和致何总司令一封信,交他寄南京,因为他说最近将有交通机可以至京沪各地。我现在把函的稿文抄录于下:南京何总司令敬之兄勋鉴:并请转呈蒋主席钧鉴:公博至八月二十五日离京之前曾留呈一函,想达钧览。数年郁郁之私,一旦得达,殊快所怀。公博原决留京待罪,只以当日传闻,有谓公博宜早离京沪,庶免钧座处置困难,以故对于京中善后诸事处理完毕,即匆遽离京。此行决非逃罪,故留呈函中,曾有钧座若有命令即行出而自首之语。顷闻本月九日总司令部对于公博之事,有一备忘录送致冈村,二十日复派钮处长传达钧意,辗转传达,今始得悉。公博能回国自首,本为日夕祈祷以求。今既出钧意,归心更急。惟交通困阻,船机不通,伏望派一中国飞机至日,俾得早日回国待罪。区区之忱,尚希明鉴。陈公博叩首。


敬之总司令吾兄勋鉴:八月二十五日曾于离京之前,曾呈蒋先生一函,托兄及东丞兄转呈,内容想已达览。弟之离京决非逃罪,只以当日传闻,谓弟再留京沪,将使蒋先生处置困难,因是不得已匆遽离京,以待后命。顷闻总司令部对弟归国之事,曾有备忘录送致冈村,复派钮处长传达尊意,弟决本留呈蒋先生函中原意,归国自首。惟有一事请兄代弟转达者:当日来东,本非夙愿。惟无论暂居国内何地皆有军队,深惧予人口实,造作蜚语。蒋先生之意既明,弟归心更急,最好能由国内派一中国飞机来日,俾得早日成行。此种请求,或为逾分,然区区之心,度亦为兄所深谅。再者,本月二十五日,弟为自首事,曾有一电致兄并请转呈蒋先生,恐电报梗阻,文意或有不明,兹再抄录一分,尚乞转呈为祷,专此即请勋祺。弟陈公博谨启,九月二十五日。


托大野拍了这封电报、发了这封信以后,渺无消息。直至九月三十夜间,外务省驻京都的办事人山本来说,已接外务省的长途电话,说中国飞机已到米子。因于十月一日夜间乘火车到米子,翌日下午遂于米子动身,因为风雨所阻,在福冈又住一晚,在十月三日回京。抵京以后又听到两个离奇的消息:一个谣言说我自杀是收买新闻记者,故意放出来的;一个谣言说我曾和一个共产党叫做马隆的接洽过。做第一个谣言实在太不知我的心情,我一生就没收买过新闻记者,而且自杀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实在说,汪先生逝世后,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对蒋先生的心事还未了。我所谓未了,是怎样可以表示拥护统一和服从蒋先生。固然蒋先生用不着拥护,但我终不愿有任何反抗的痕迹。自宁汉分立以后,或者蒋先生对我有误解,我不免对蒋先生也有误解,但自二十九年到南京以后,身受公私的痛苦,深知以往党的纠纷,并非我想的那么单纯,非身受其痛者不能自知,所以我决定找一个机会向蒋先生有所表示和自白。在中国千载一时的大统一时候,我应该束身待罪,任何处置我甘受无词。我是自命主张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而有反抗行为,那么共产党破坏统一,更使中央难以处置,至对于死生我早已付之度外。当二十九年来京,赤手空拳在敌人的势力下要保护人民、保存物资,随时随地都可以死,不过以死而反抗蒋先生我是不为的。我离京时曾留蒋先生一函,说若以过去数年为有罪,请先生处置。就不以过去数年为罪,而认我是为将来统一障碍,也请蒋先生处置,这是我一种对蒋先生心事未了的心情,这是我一种见解。至于说我和马隆接洽,任援道先生更对人说他化了二百万才买到这个证据。我自十六年分共之后,即没有和共产党往来。前年我曾草过一篇《我与共产党》一文,登在《古今》杂志,可以参考。马隆是怎样一个人,我不知道;共产党有无马隆其人,我更不知道。空穴来风,是丹非素,谣诼之来,我真不知什么原因和怎么一回事。


在日本一个月,所得的材料也不少,尤其在日军投降后的动态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于十月三日抵京,在五日曾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托何总司令转呈蒋先生,因我想将来受处分是一件事,而我是一个国民,有向蒋先生报告日本情况的义务,又是一件事。现在把那报告抄在下面:蒋先生钧鉴:八月二十五留呈一函,九月自首有电,谅达钧鉴。兹将居日一月以来观察所得择要报告,或于将来对日政策,可供采纳。


(一)美国在华盛顿公布,交马克萨执行处理日本方针中,有只利用日皇及现政府,而不一定支持日皇及现政府之语,则美国政策至已明显。惟公博观察,日本皇室有一千余年之历史,自明治维新以来,人民迷信已久,恐团体革命须期之第二代,而非目前可以一促即成。目前日本自降伏之后,举国秩序尚大致安堵,军阀经已铲除,而社会尚无新生之力量可以继起,我国对日宜注意此点,不知钧意以为如何?


(二)日本降服之后,其政策绝对倾向美国,而感情则绝对倾向我国,以为日本已无力量,极盼我国成为实际之东亚领袖国家,不但可以使日本有靠,并可使东亚地位有一转机,其意正诚,可谓举国朝野一致,不但日本本土如此,即在华之投降将领亦复如此。惟日本国力已微,举措均感不便,例如对英之外交本有渊源,今亦犹疑,不敢进行。因对某一联合国表示亲善,深虑其他一国不满。我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苟加上七千万之日人怀诚,于中国前途有莫大裨益。至于如何运用,则钧座想已有成竹在胸矣。


(三)联军初进驻日本之时,日本政府对于赤化非常恐怖,恐美国极端提倡民主主义,或足煽动共产气焰。最近联军总部曾秘密通知日政府,令其严防赤化,日本政府始告放心。此系近卫文麻吕亲对公博所言,谅为事实,亦殊可注意(公博居日一月来,未尝与日政府要人往来。上月底近卫以母丧开吊于京都,而公博亦决定十月一日离京都归国,于十月一日下午始允一见,合并陈明)。


(四)现在日本政府决履行波士坦宣言,朝野均具诚意,惟其中尚有若干距离。联合国所希望,要日本履行该宣言最大之限度,而日本以国力太微,希望实行该宣言之最小程度,因此距离,从此内阁将不断更迭。闻吉田已有组织过渡内阁酝议。将来日本内阁不断更动,政府当然常在动荡之中,是否可以因此惹起向上之革命,抑因此而惹起反动?对中国孰为有利,深望钧座预为考虑。


(五)日本国情自降服后有相当之转变,举国上下绝不矫饰,皆自省自责。全国报纸即在美军统制之前亦公然承认错误,谴责军阀,并登载日军在外之暴行,使全国妇孺皆知愧怍。其余,政府命令全国一致遵守,曾无异言,中间虽有一 度八月十五日警卫师事件,然迅即平伏。公博对此殊出意表,故对今后之日本亦感不宜轻视,亟应定一政策。


右所报告,皆是在日所得。至于内政,公博不敢妄有所陈,然亦不敢以待罪之身壅于上闻。谨此报告,万请钧安。


陈公博十月五日


关于日本问题,我可以不再说,不过我实在不能已于言。


呈蒋先生的信还是很简单,可是我们不可不加以注意,日本有两个极大的难关:一个是每年缺乏食米三千万担,一个是将来解除武装的军人回国都失了业,于政治、社会都有极大的威胁。


除以上两大问题以外,日本的组织力和教育科学仍是不能漠视。马克萨(即麦克阿瑟)元帅曾发表谈话,说不使日本国力伸张于本土以外,日本已不能成一强国。但就以本土范围而论,无论你想也罢,不想也罢,日本终不失为东亚的领袖。我听他这几句话,内心有无穷的感想。我们现在也讲复兴,日本也在讲复兴,但结果谁的收效快,我是有些不寒而栗的。日本如果成功比我们快,我们至少精神上很受一种威胁;日本如果不成功,又增加了中国的负担,并且间接必受其累,这真是一个伦理学上两难论。我深盼蒋先生对日早定一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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