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筹款: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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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为革命筹款: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革命历来是一群非常之人行的非常之事。近代辛亥革命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而成功促成此事的革命者在从事革命生涯时,所遭遇困难非常之大,也因此多有非常之事。重检辛亥前革命史,种种异常之事,俯拾皆是。


筹款,即为革命活动筹集经费,是辛亥革命前政治上反对力量面临的最大困难。当时,康有为的保皇派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在海外争夺华侨资源时甚至到了斯文扫地、大打出手的地步。国内的同志,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大通师范学堂和筹款


大通师范学堂和秋瑾,是一段我们都耳熟能详的革命历史。事实上,创办大通师范学堂的是徐锡麟、陶成章等人,最开始也不叫师范学堂,而是大通武备学堂;徐锡麟创办武备学堂的目的,最初却是为筹款作掩护的,其后才慢慢发展成一个为起事作准备的准军事训练基地。


我们都知道,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做了会长,不过蔡元培这个会长对于会党组织能力不算很好,而且醉心于学问,不耐烦人事,所以光复会在经费上一直很紧张。而徐锡麟野心大,能力强,在草根的威望也很高,于是,蔡元培就派了他的从弟蔡元康到绍兴找徐锡麟,商量经费的事情。这两人最后商量出了一个抢银行(钱庄)的方法来。


抢银行需要人和枪,这枪是当时徐锡麟的一个学生许克丞出钱买了,但还需要训练行动人员的开枪技术。这就要有个掩护。于是筹划设立武备学堂的想法就出来了。在武备学堂的名义下,可以用体育训练的名义把各地素有反志的会党招来训练。而且将来抢了银行,钱财也有地方放。


不过,这个计划最后并没有实施,原因是当时掌握射击技术的人太少,而且也没有通驾驶技术的人才,准备的难度太高。嗣后,徐锡麟等的念头又从抢银行转到了武装举事上,徐锡麟还曾设想过一网打尽的做法,就是在武备学堂成立大会上把绍兴当地官员都找来,然后一举歼灭;这个念头被陶成章打消了,陶成章认为浙江不是战略要地,举事没有意义,非得包括南京、安徽等各地呼应才行。而要实现皖浙大起义,就必须在人员、军事技术上作大量准备方可。


在陶的建议下,这个原来为抢银行准备的武备学堂终于变成了为起义准备的大通师范学堂。当时大通的人气相当旺:原来浙江的会党力量基本聚集于浙江嘉兴敖佳熊创办的温台处会馆,正好此时温台处会馆遭遇困难、无形解散,于是这些会党积极分子转而聚在大通之下。大通学校以体育专修科为主。一时浙江大量草莽英雄齐集,声势浩大。后来,徐锡麟为了从内部攻破清廷,离开大通,混入了清政府的武装力量里,而秋瑾则接手大通并和一众同志继续培养武装力量,最终,爆发了清末著名的丁未年安庆举事和浙江起义。


盗金佛和蒙汗药


革命党的筹款行动,除了徐锡麟的抢银行外,还有同盟会湖北分支的盗金佛。湖北分支的主要领导人有焦达峰、居正等。他们在武汉活动,最后闹得“ 坐食山崩,资金不敷”,于是在居正的启发下,焦达峰和居正一起去蕲州一带一个香火很旺的达城庙踩点,计划将庙里的金菩萨偷走,把金熔化了卖钱。开始踩了两次点都没有机会下手,最后一次终于下手了,还带了几个大力士和一应工具,兵分两路向达城庙进发;焦达峰那一路只有三人,先到了目标地,因为等不来另一队(当晚下暴雨),就先下手,在庙的后面打了一个洞,进去以后把金菩萨扳倒了,结果由于人手不够和有用的工具在另一队,这三人弄了一个晚上,只把金菩萨的一只胳膊卸了下来,天亮之后,挟着金菩萨就想开溜,可惜庙附近的农户(也是庙的信众)起得太早,没有机会了,只好把金菩萨扔到了水塘里,然后狼狈逃窜。路上停下喝水时队伍里的一个大汉还被闻风而至的粮差抓了,不过又被大汉借机逃脱了。至于焦达峰他们这支特殊的筹款队伍最后得以从粮差手里脱身,还则有赖于他们队伍里有人知晓会堂行话,和粮差能有另一层面的特殊沟通。


比盗金佛还要更离奇的,那就是下蒙汗药。当时有个湖南人叫邹永成的,刚从日本回来,去武汉看望革命同志孙武,见焦达峰叹息经费之事,于是提供情报说他的婶子有很多值钱的首饰。这群为了伟大事业献身的革命者,开始把眼睛盯到了这些首饰上。他们设法从新军里弄来了一些麻醉品,放到这位婶子的早饭里,想把她麻倒之后再从容取其首饰贡献于革命。结果,等到孙武、焦达峰一干人马按时行动时却发现这位婶子“立于堂前,言笑自若”:当然行动也就又一次宣告失败。


造反文化的传统


像这样的故事,常常使我们回想起水浒里的故事。即使水浒里的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在孟州卖的是人肉包子,即使它是无论哪种文明都无法容忍的残忍,他们依然成了替天行道的梁山泊好汉。这其实是我们国家一种悠远长久的造反文化:当天下被无道的昏君蹂躏备至的时候,揭竿而起、替天行道看来总是具有无比的合理性。


这种造反文化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目的高于手段。只要目的合理,手段可以不论。革命造成的混乱、纷争甚至残酷,是通往美好社会的必需代价。对此发出哀叹的是妇人之仁,革命当然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革命制造的各种牺牲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如此的堂堂正正,以致革命的历史学家会不厌其烦、事无巨细地一一记录,以供后世瞻仰。


造反文化对吾国吾民的浸染,实在深远。无论王朝时代,还是近一百年来,卖人肉包子出身的梁山泊好汉比比皆是。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历史和传统被毁掉了;其实,当我们凑近看这些历史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离传统实在近得很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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