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孤烟直:东汉对西域统治的辉煌与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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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孤烟直:东汉对西域统治的辉煌与悲怆



一、东汉初期的闭门政策


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初期,朝廷无暇西顾,对西域早有企图的匈奴奴隶主贵族,见有机可乘,加紧扩大势力范围。南道莎车王延及其子康,挺身而出,率邻近各国,首举拥汉大旗。“元帝之世,莎车王延尝为侍子京师,慕乐中国。及王莽之乱,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属,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1。延死后,其子康即位,康关心中原战局,与东汉河西大将军窦融时有往来,窦融深知边情,建武五年(29)奏准以东汉朝廷的名义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五国皆听其号令,实际上莎车王已有着西域都护的声威。康死,其弟贤即位,建武十四年贤与鄯善王安遣使要求东汉朝廷设置西域都护,恢复西汉以来正常的统辖关系,光武帝刘秀以内地初定,不遑外顾,未允所请。


三年后,贤又派人再次提出请求。虽然从以后的事实看,贤再三要求派遣都护也别有打算,但当时此举,确能表达西域广大人士的迫切愿望。时已人朝任大司空的窦融向刘秀建议,赐莎车王贤西域都护印缓及车旗锦绣。莎车王室自西汉元帝以来,一贯忠于汉中央朝廷,慕乐中国,“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数世不渝,当中原与西域中断联系时,表现尤为突出。东汉朝廷采纳窦融的建议,赐贤都护印缓,原打算依靠其团结争取西域诸城国,以稳定形势,恢复西汉时的正常统辖关系,孰知莎车使者持都护印缓及其它赏赐返至敦煌时,敦煌太守裴遵向朝廷提出,“夷狄不可以假以大权”。反对将西域都护印缓赐与莎车王贤,由于西域事宜在朱设都护前敦煌太守最有发言权,刘秀乃下诏收还都护印缓改赐贤以大将军印。其使不从,裴遵强行迫夺,致使莎车王贤和东汉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窦融推荐贤任西域都护,根据莎车王室的一贯表现来看,并没有错,但这时融已在洛阳任大司空,对贤之为人,知之不深,建武九年莎车王康逝世,贤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得王位后,马上动手,杀死拘弥王、西夜王,又不断杀略邻国人众,重求赋税,野心勃勃,暴虐骄横。所以裴遵持反对态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自西汉通西域以来,西域各城国的上层人物积极靠拢中央朝廷,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的屡见不鲜,莎车王康如此,前拘弥王太子赖丹表现更为突出。裴遵对西域各个民族一概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是绝对错误的。当然就具体人来说,莎车王贤是否适宜担任西域都护要职,那是另一回事。就贤的一贯表现来看,攻掠邻邦,对抗中央朝廷,确实不宜重任,授予大权。东汉朝廷开始不了解情况,苟且求安,承认既成事实,先授贤以西域都护印缓,后又推翻前议,轻举妄为,特别是在中途裴遵强行迫使莎车使者换印,侮慢而近于戏弄,莎车王贤心怀怨愤,浸以骄横,态意兼并,一时西域各地自相攻伐,干戈不息,东汉朝廷处置不当,亦难辞其咎。建武廿一年平素与匈奴关系最为密切的焉看也和部善、车师前王等十八国派使觑见光武帝刘秀,诉说莎车王贤横暴,恳求朝廷派遣都护,不料刘秀仍以“中原初城国的安危和屡次请派都护的迫切愿望,毫不在乎地答复:“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2迫使都善王安等投靠匈奴。


但由于匈奴奴主贵族对西域敛税重课,索求无度,所以西域各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更不能统率与之进退。而且由于匈奴自身南北分裂,特别是北匈奴,在汉王朝与南匈奴的压力与分化下日益衰弱,单靠武力,已不足控制西域。除通过龟兹为首的亲匈势力为其效劳外,也竭力玩弄政治手段想使东汉朝廷承认其对西域的统治,从而利用中央朝廷的威望,维持其对西域各国的奴役。所以北匈奴一面不停出兵侵扰边境,向汉朝施加压力;一面又不断派人和朝廷往来,玩弄花招。正如曾出使匈奴的郑众分析的那样:“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亲,夸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足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3建武廿十八年,北匈奴请求率领西域诸国来洛阳朝贡,俨然欲以西域诸国首领身份正式出现在东汉朝廷上。


光武时期经过剧烈兼并,夷灭群越实现中原统一,对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为维护豪强利益,这个政权有着先天的弱点。自称以“柔道”治理天下的光武帝,在处理西域问题上,一开始就缺乏坚强有力的政策,软弱摇摆,以致后来出现了史称“三绝三通”的曲折过程。

二、三通与三绝


东汉明帝时,南匈奴早已经归降于汉,西域莎车势力也已经衰落,西域各国更加混乱,北匈奴则乘机在西域扩张势力,并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与东汉抗衡并袭扰汉边。但此时中原地区日渐安定,东汉政权已经完全巩固,势力有了很大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汉明帝改变东汉初期对西域和北匈奴采取的消极政策,开始积极经营西域和打击北匈奴的势力。


七十二年,(永平五年)谒者仆射耿秉上书建议出兵打击匈奴,恢复对西域的控制,并建议“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4明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七十三年,派大兵四路出击。一路由骑都尉来苗率领北部各郡兵及乌桓、鲜卑兵一万一千骑出平城塞(大同北);一路由度辽将军吴棠率领河东、河西羌、胡及南单于兵一万一千骑出高阙塞;一路由驸马都尉耿秉等统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一路由奉车都尉窦固等统率河西甲率及卢水羌、胡一万二千骑出酒泉塞。前三路军队都是北出蒙古地区,战绩一般。窦固率领的一路军队到达东部天山,击破驻守伊吾的匈奴南呼衍王,将其追赶至蒲类海,在伊吾地区设立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城,打开了东汉与西域的进一步联系。次年,明帝又命窦固与耿秉率军一万四千骑出击车师各部。耿秉率部深入车师后部,后部王安德降,前部王为安德的儿子,亦随其父归降,整个车师地区属于东汉。


与此同时,班超在西域南道诸国积极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率领三十六人,来往于诸国之间,轻易的诛杀匈奴使者和于阗巫师,使西域各国归属东汉。之所以能如此,班超个人的因素固然起了不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西域各国早就希望与汉朝恢复联系,希望汉政府赶走匈奴,所以班超所到之处都受到普遍的欢迎和配合,得到西域各国的拥护和支持。这是一通。


这次西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只维持了两年多,永平十八年一月,窦固率大军返回后,在北道,匈奴北单于遣左鹿蠢王率二万骑兵反攻车师,在南道,焉耆王勾结疏勒国王,乘乱杀害了西域都护陈睦。在这场众寡悬殊的争夺战中,汉屯兵仅数百人,坚守不屈,“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当耿恭率军在西域兄弟民族的支援下,浴血奋战时,东汉朝廷由于明帝之死,放弃西域的论调再次提出,朝臣杨终等人认为:“北征匈奴,西开卅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城”。对关宠等人的求援,置若罔闻,只有司徒鲍显力主援救。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二万之众,被誉为“节过苏武”的耿恭在援军救护下,幸免于难。自此朝廷“听还徙者,悉罢边屯”。5当时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无意顾及边事,之后章帝恐班超单危,不能自立,下令班超撤回洛阳。与班超并肩作战的西域人士激烈反对,班超一行返至于闻,当地兄弟民族群情激愤,坚决阻止班超东归,“互抱超马脚不行”。班超为这种诚恳的挽留所感动,同时也认识到,他一撤退,匈奴势力将立即统治整个西域,东汉政府几年来经营西域的成就将付诸东流。于是他不顾汉章帝的旨意,决定重返疏勒。但疏勒部分城池已经降于匈奴支持的龟兹。


班超平定疏勒后,又率领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一万攻取故墨。同时为了获得朝廷的谅解和支持,上书汉章帝,报告在于阗、鄯善等地支持下,争取统一的有利形势,反映西域诸国“倚汉与倚天等”,渴望统一,要求摆脱匈奴羁绊的迫切心情。并陈述自己“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6的不可动摇之志。当时北匈奴“党众离叛,南匈奴、丁零、鲜卑、西域四面为敌”,东汉窦宪的大军,屡次出击,给予匈奴重创,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汉章帝见其功可成,也改变初衷,采取积丰支持的态度,不仅派徐干等前来增援,而且对李邑之流的破坏活动也给予严厉斥责,使班超无后顾之优,积极组织联系各城国进行统一的活动。西域西南南部大部分地区复听命于班超。


自七十六年汉章帝下令撤回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到九十一年(和帝永元三年),班超率领少数官兵,以疏勒为基地,坚守西域十五年。在此期间,他平定了疏勒少数首领的叛乱,击败了莎车、康居、月氏的侵袭,也挫败了其他东汉官员的诬陷,逐步扩大了东汉政府在西域的势力,迎来了东汉政府第二次对西域统治的恢复。这是二通。


东汉政府之所以能第二次设立西域都护,主要是由于有了以下几个条件:一、九十—九十一年,窦宪、耿秉、耿夔等大破北匈奴,北匈奴单于西遁,势力大衰,无力与东汉在西域抗衡。二、九十年,窦宪在打击北匈奴时,又派兵袭击北匈奴防守伊吾的部落,夺取了伊吾,车师等地震恐,又倒向东汉。三、九十年,大月氏派兵七万越葱岭,攻打班超,班超坚守疏勒,大月氏粮草断绝,被击败,西域震恐,龟兹、故墨、温宿等表示听命于班超,于是南北西域两道均归附东汉。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92年,东汉政府正式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恢复了东汉对西域的统治。当时西域都护驻龟兹,长史徐干驻疏勒,以任尚为戊己校尉,驻守高昌壁,领兵五百人。班超任西域都护十年,从七十三年随窦固出征算,他在西域驻守三十年之久,其间他多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了续张骞之后的另一个西域传奇,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之所以能取得极大的成功,最根本的一点,是他充分认识当地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提出正确的统一方针,依靠当地兄弟民族的丈量,击败依附匈奴的政治势力。而与建立反匈统一战线相辅以行的是有力的军事行动,使他多次战胜强大的对手,以少胜多,转危为安,而终于完成自己伟大的使命。在他的活动中西域各族的奋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班超的活动和西域广大人民要求归向汉廷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迹。在西域期间,班超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维护了西域安定,加强了中国同中亚各地的联系。97年,他派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条支,到达西海而还。**帝下诏书表彰他说:“逾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7并封他为定远侯。和帝永元十二年,班超病重,请求回到洛阳,书中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书上三年得不到批准。其妹班昭亲自上书和帝,要求其调回,得到和帝应允。和帝永元十四年(92 年),班超回到洛阳,当年去世。


永元十四年(102)班超回洛阳,接替班超任西域都护的乃一贯从事征伐的任尚。交接前,任尚曾求教班超,班超说他:“性严急”,并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少数民族地区,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己”但任尚颇不以为然,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8骄横的任尚,根本听不进班超离任时对他的恳切劝告,严酷暴虐,施政不当,西域人民反对任尚的暴政,从而酿成动乱。公元106年,朝廷调回任尚,由段禧接任都护,段禧与西域长史赵博率军驻守它乾城,西域副校尉梁慬因成城小,劝说龟兹王白霸与汉军共同防守龟兹,白霸将段禧等及汉军人众迎入城中共同防守。引起国人强烈不满,龟兹吏民并叛其王,与温宿、姑墨数万士卒围攻龟兹,后事变虽已平定,但由于东汉朝廷开始就对西域采放弃态度,一些保守顽固的大臣一直引此为据,喋喋不休。少数有识之士,坚持主张维护汉武开创大业,统一西域,北轩匈奴,确保河西安全。这两派斗争时有起落,朝廷的决策也反反复复,由于东政权腐朽倾向越来越突出,内部矛盾尖锐,国力衰弱,所以放弃西域退守玉门的主张,也就越来越占上风。永初元(107)年六月,汉安帝下诏罢西域都护,招回伊吾、柳中屯田吏士。这是二绝。


中原与西域二绝后,北匈奴残部以乌孙等地为基地,仍然不断侵扰西域,甚至袭扰河西地区。为了确保河西的安全,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建议朝廷出兵伊吾,以招抚西域。安帝同意,于是当年派敦煌长史索班率领千余人出屯伊吾,车师、鄯善等望风归附。第二年,索班为匈奴所杀,一些大臣要求“闭玉门关,遂弃西域”,但敦煌太守曹宗坚持要求出击匈奴,复通西域。当时执政的邓太后支持这个建议,但西域道远费巨,且无必胜把握。于是招班超之子班勇询问。在西域长大,熟谙西域情况,颇具父风的班勇,在朝廷会议上指出当汉明帝时期西域内附后,“匈奴远遁,边境得安”,而西域绝后“北虏遂谴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匈奴不仅要西域诸国以马畜等贡献,而且还要追偿都护统辖期间积欠的财物。野蛮的奴役,沉重的压榨,使得西域各地,“皆怀愤怨,思乐事汉”,班勇深切了解西域各地心向中原的热烈愿望,所以西域发生事端,他不象一般官僚那样,厉声斥之为“背叛”,而是认为朝廷官员“牧养失宜”,也就是施政不当所致。班勇还指出“今通西域则虏执之势弱,虏之势弱则为患微”,如“西域归匈奴,……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中国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也”,而“西域之人无它求索”,若“拘屯戍之费”,必将造成“中国之费不止千亿”的局面。9通过据理力争,延光二(123)年,东汉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五百出屯柳中。


可是这时东汉政权内部倾轧不已,事变层出不穷。为了镇压羌人起义,十余年来,府帑空竭,兵疲财尽,连班勇提出的“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西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那样有限的计划也无法实现,只能“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后当匈奴裹胁车师骚扰河西四郡时,闭玉门阳关之论,复又喧哗而起,幸敦煌太守张珰、尚书陈忠等上疏,坚持主张统一西域,才使班勇的前议没有流产。张珰上书说,他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10张珰到敦煌了解边情后,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方略:上策是出兵摧毁盘踞西域的匈奴势力,和北正面作战;中策是按计划有步骤的向西进展,先置司马率五百士卒出屯柳中;下策是退守玉门。陈忠支持张挡的主张,进一步指出放弃西域“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他进一步指出“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卫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11。经过朝议,安帝采纳了张珰的中策,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以这样一支微弱的兵力,走出玉门,手开西域的局面,不仅持反对意见的权贵摇头嗤笑,班勇自己亦不敢抱有奢望。他率军屯柳中,只不过在玉门关外建立前哨卜地,确保河西四郡而已。但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估计,第二年鄯善归附,龟兹王白英率姑墨、温宿负荆投首,在西域各地有力的支持下,班勇率西域各国步骑万余人,在车师前王庭击败匈奴伊蠡王,恢复车师前部,在短时期内,顺利打开西域的局面。从此班勇在柳中屯田积谷,为进一步开拓西域建立了稳固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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