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一次的神秘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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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专机机长、副师长王进忠的回忆 1967年7月21日,也就是在震惊武汉、轰动全国的“七·二○”事件后的第二天,我为毛主席驾机从武汉起飞,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毛主席驾驶专机,更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搭乘专机。每当我想起那次不同寻常的飞行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67年7月20日下午4时左右,我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在30分钟内起飞,直飞汉口王家墩机场。 在正常情况下,仅准备飞行航线、飞行资料、机组协同、了解天气等项工作,就不止两个小时,而这次从下达命令到起飞,却只给了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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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机机长、副师长王进忠的回忆

1967年7月21日,也就是在震惊武汉、轰动全国的“七·二○”事件后的第二天,我为毛主席驾机从武汉起飞,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毛主席驾驶专机,更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搭乘专机。每当我想起那次不同寻常的飞行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67年7月20日下午4时左右,我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在30分钟内起飞,直飞汉口王家墩机场。


在正常情况下,仅准备飞行航线、飞行资料、机组协同、了解天气等项工作,就不止两个小时,而这次从下达命令到起飞,却只给了30分钟,大家的心情顿时凝重起来。


经过简单的准备,我和副驾驶李万福,李克修和副驾驶张学连各带一个机组,拎着飞行图囊和简单的常备日用品,匆匆赶到机场。


停机坪上,5辆解放牌军用卡车静静地停在飞机前,车斗后面用国防绿帆布封闭得严严实实。当我们打开机门,为飞机进行各项检查时,卡车后的帆布被掀开一角,一名名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士兵走下卡车,秩序井然地迅速登上飞机。


按照上级的命令,我们在半小时内准备完毕,运送中央警卫团的战士直飞汉口。


与我们隔城相望的东郊首都机场,18日刚从汉口返回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搭乘专机飞往汉口,去解燃眉之急。


3架伊尔—18飞机成纵队前后跟着飞行,总理的座机为前锋,我为中路,李克修断后。


飞临河南信阳上空时,我们突然接到北京的命令,令我们改降距汉口约60公里的山坡机场。


当我们与汉口王家墩机场取得联系,告知将改飞山坡机场时,王家墩机场坚持要我们降落在王家墩机场。一边是北京军委命令我们去山坡机场,一边是王家墩机场坚持执行原计划,我们左右为难。最后,我们决定采取折中办法,先飞到汉口王家墩机场上空,然后再改道去山坡机场降落。


我们不知道,此时汉口的形势已是箭在弦上。


在汉口,“百万雄师”和“工总”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武汉军区总司令员陈再道出面调停,但收效甚微。陈再道在北京向文革领导小组汇报武汉情况时,有意无意地指责江青到处煽风点火,才导致这种无政府状态,因此成为江青的眼中钉。


当周总理的座机飞临信阳上空时,江青、林彪一伙又谎报军情,编造了陈再道已在汉口发动兵变,王家墩机场已被陈再道叛军占领的谎言。


当我驾驶飞机在山坡机场降落后,立即见到周总理在停机坪上等候我们。他紧绷的嘴角,替代了我所熟悉的微笑。总理冲我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他举手向机组其他同志招了招,示意大家围在他身边。我们在他的身旁靠拢,没有通常的问候、询问、握手,气氛很紧张,使人有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起飞”。


总理的话简单明确。说完后,他转身进入一辆等候在飞机一侧的小汽车中,匆匆离去。


夜色渐渐笼罩大地,周围的景物开始模糊不清。大约是在周总理安全到达东湖宾馆的时候,我们接到了起飞命令,返回汉口王家墩机场。十几分钟后,3架飞机在王家墩机场依次降落。此时,武汉三镇已是万家灯火,武汉长江大桥犹如一条巨龙横卧江面,白天的骚动和紧张都被这静谧的夜色掩盖了。


带着心灵的疲乏,我从飞机上慢慢踱下来,在宽阔的停机坪上茫然地徘徊。我意外地发现,除了我们这3架伊尔—18飞机之外,还停着另一架伊尔—18飞机,仔细辨认机号,才知道是从云南蒙自机场回来的潘景寅。


当时,云南的蒙自机场因击落了一架蒋帮的U—2美式高空侦察机而闻名一时。空军政委余立金亲自从北京千里迢迢前去云南参加庆功表彰大会。潘景寅就是送余立金去蒙自的机长,从云南返回后刚好停留在汉口。


很快,潘景寅和余立金的秘书来到机场。秘书向我们传达了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


大家身不解甲,和衣而卧,似睡非睡地迷糊了几个小时。


凌晨4时,房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大家都警觉地一跃而起。


“准备马上起飞!”


一声令下,仅用了二十来分钟,3架飞机就全部准备就绪。


当我在机翼下独自漫步时,只见一个模糊的身影向我匆匆走来。借着微弱的灯光,我认出是潘景寅。


潘景寅停在我的面前,大口地喘着粗气:


“主……主席……毛主席来了!”


待潘景寅结结巴巴地说完这几个字,我也怔住了。并非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所产生的那种难以抑制的激动,而是消息太突然,又是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在这纷乱的多事之时。


次日凌晨两点,毛泽东主席从东湖宾馆梅岭1号楼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我极力镇定自己的情绪,让头脑恢复平静。但有一条我却非常清楚,那就是毛主席的安全,这是我们这次特殊飞行的关键,绝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来不及请示报告,也来不及与机组同志商量,我马上对机组人员进行调整,由潘景寅做我的副驾驶,同飞毛主席的座机。


在我作这番决定的时候,毛主席已经在余立金政委的陪同下,登上了原由潘景寅驾驶的那架飞机等候。情况已不容再耽搁,我急忙奔向等待着的主席座机。


朦胧的星光中,只见主席乘坐的小轿车已退到安全线之外,等待着飞机起飞。我几乎是跪着登上驾驶舱,在机长的座位上坐定,还来不及调匀急促的呼吸,便下达了起飞的命令。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发动机旋转起来,很快就达到了额定转速。这下领航员可着了急。他猛地一拍我的后背,高声质问:


“我们要飞到哪里去呀?”


这么一问,我才如梦初醒。


是啊,我们将飞向何方?我转过头望着副驾驶潘景寅,满以为他接到命令,知道内情,起码知道航线。可是,潘景寅也只是呆呆地回望着我。显然,他也同样是局外人。


正在大家为难之际,余立金政委推开前舱门进来。


“到虹桥机场!”


此时,机组的同志才知道毛主席要去上海。我松开刹车,飞机沿着滑行道向跑道滑去。


飞机起飞后,机舱里一直是静悄悄的,各自都在聚精会神地埋头工作。突然,一声颤抖的声音轻轻呼叫:


“主席!”


尽管大家都知道后面坐着的是毛主席,但都还没有见到主席本人,这一声无异于一道命令,几颗脑袋同时转了180度。只见主席那高大的身躯站在我们身边,是这样地近。他脸上一副慈祥的神情,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


主席抬起一只大手,非招非挥地向上扬了扬:


“同志们都好!”


“主席您好!”


“祝主席永远健康!”


“毛主席万岁!”


……


我们各自呼喊出自己的心愿和祝福。


“到上海需要多长时间呀?”


“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到。”我代表机组的同志作了回答。


“那么,现在飞多大速度呢?”


“每小时800公里。”


“那很好。”


大概怕影响我们工作,主席不再说话。他把我们每个人都仔细看了一眼,好像要记住我们似的,然后又扬扬手退了出去。


表面上看去,毛主席的精神很好。


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我到余立金政委所在的中客舱,详细汇报了调换飞行员的动机和经过。余政委肯定了我的做法:


“你做得很对,考虑得很周到,我还没有想到呢。”


余立金政委的中客舱,与毛主席所在的前客舱相连,中间只用涂了淡绿色油漆的薄木板隔开,有一道门相通。门虚掩着,我从门缝里偷偷往里看,一心只想多看几眼毛主席。常听飞过毛主席专机的同志讲:毛主席在飞机上从不休息,总是没完没了地工作、学习,然而,我窥见的毛主席却半躺半卧地侧身歪在床上,脸朝着墙壁,一动不动,似乎是睡着了。


是累了,还是……?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驾驶舱。服务员于淑珍很忧郁地跟着我也进了驾驶舱。


“你不好好地在主席身边服务,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主席什么也不愿吃,只喝了一杯水。”


“他不是休息了吗?”


“没有,瞪着两眼想事呐,好像有很多心事的样子,真急人!”


不知不觉间,飞机到达上海虹桥机场。我将飞机滑到停机坪,刹车和摆平尾轮的惯性把毛主席从沉思默想中惊醒。他侧过头,望望窗外,很惊诧地问道:


“落地了么?”


“是,主席!”


毛主席刚从飞机上露面,舷梯下的张春桥便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


站在机舱门口的毛主席一扫机上的倦意和烦闷。他神采奕奕、步履矫健地走下舷梯,同张春桥带来的几个人握手。接着,毛主席转过身,用眼睛搜寻着我们机组同志。于是,我们快步上前,握住他那温暖的大手。主席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还是飞机快呀,比火车快多了嘛!什么时候火车也能有飞机的长腿就好啦。”


毛主席依旧是那样幽默,那样风趣。他再次向我们挥挥手,转身进入一辆黑色小轿车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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