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则数千多则数万 明朝科考的录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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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明代科举考试体系空前完善;自下而上,由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试等五级考试所构成。其中,殿试不行黜落,只是把应试者区分为三甲,分别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而已,所以其录取率自然为百分之百;而科考、乡试、会试和庶吉士考试则都属于淘汰性考试,它们各自的考试规模及其录取率又怎样呢?   科考是由各省直提学官主持的确认应试生儒乡试资格的考试,每三年一次,在乡试之前举行。由于各省直人口多寡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一,甚至相差悬殊,故科考规模也就因省直而异。因相关资料缺乏,



明代科举考试体系空前完善;自下而上,由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试等五级考试所构成。其中,殿试不行黜落,只是把应试者区分为三甲,分别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而已,所以其录取率自然为百分之百;而科考、乡试、会试和庶吉士考试则都属于淘汰性考试,它们各自的考试规模及其录取率又怎样呢?


科考是由各省直提学官主持的确认应试生儒乡试资格的考试,每三年一次,在乡试之前举行。由于各省直人口多寡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一,甚至相差悬殊,故科考规模也就因省直而异。因相关资料缺乏,目前尚无法完全弄清各省直每科科考的具体规模状况,但据现有资料至少可以做出以下判断:各省直科考规模的大小直接取决于本省直准备应试的生员和儒士的多少,多者上万乃至数万人,如江西嘉靖三十七年就达“万人”(卷一《戊午江西乡举龄录序》),隆庆四年,仅选“遗才”的覆试,参加者竟近“四万人”(卷五二,隆庆四年十二月乙卯);浙江万历十年参加科考者也“至二万余员”(卷七《浙江乡试录序》)。


少者则仅数千人,如贵州,弘治十二年“学校至二十四处、生徒至四千余人”(卷一五二,弘治十二年七月丁丑);嘉靖十四奏准单独开科乡试,估计应科考者也不过五六千人。


至于科考录取率,也是因省直而异的。若做一个大致的估计,明中后期全国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大致应在10%上下浮动,不会低于8%。因从宏观上推测,成化至嘉靖间,全国生员大致在25万至35万之间,而同期全国乡试实际平均录取率大致为4%,全国各科乡试录取举人总数在1160至1190之间,则全国每科乡试应试人数(也即科考的录取数)应为29000余人,而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则应在11.6—8.3%之间;隆庆以后,生员大致在三十五万至五十万之间,同期全国乡试实际平均录取率为3.1%(,全国各科乡试录取举人总数在1190至1415之间,则全国每科乡试应试人数(即科考录取数)应在38000千余人至45000千余人之间,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则应在11—9%之间。


还有一个大致符合实际的判断,这就是科举相对落后省份的科考录取率往往要高于科举发达的省份。如据钱茂伟先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提供的贵州嘉靖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年和崇祯十二年乡试应试人数(即科考录取数),分别是八百余人、一千二百余人、二千余人和一千四百余人,假设上述额数都是按10%的录取率录取的,那么,以上诸科的应试士子就应分别是八千余人、一万二千余人、二万余人和一万四千余人;而事实上,当时贵州科考的应试士子是难以甚至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的,而若低于这样的规模,其录取率自然就应高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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