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抗战时期日本兵在延安召开的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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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42年8月15日至8月29日,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暨华北日本反战团体大会,在延安召开,历时14天。前5天为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后9天为反战团体大会,两会代表合一,而会议按阶段分开。会址主要选择在边区参议厅和日本工农学校两地。这十几天里,日本士兵代表和各反战团体的与会人员简直闹红了天,上至八路军总司令,下至中共中央中直、军直和边府机关干部战士,都为侵华日本军中竟杀出一支抗日队伍而振奋。如此规模的盛会,完全由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和设在延安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本部组织、召集、安排,虽然会议议程颇多,但办得环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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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15日至8月29日,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暨华北日本反战团体大会,在延安召开,历时14天。前5天为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后9天为反战团体大会,两会代表合一,而会议按阶段分开。会址主要选择在边区参议厅和日本工农学校两地。这十几天里,日本士兵代表和各反战团体的与会人员简直闹红了天,上至八路军总司令,下至中共中央中直、军直和边府机关干部战士,都为侵华日本军中竟杀出一支抗日队伍而振奋。如此规模的盛会,完全由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和设在延安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本部组织、召集、安排,虽然会议议程颇多,但办得环环相扣,周密紧凑。


8月15日,开幕式在陕甘宁边区参议厅召开,与会人员超过3000人,印度、朝鲜、荷印均派代表参加。大会主席森健致开幕词。朱德、吴玉章、高自立及印度援华医疗队巴素华、荷印朋友阿里阿罕、朝鲜义务军安仓顺、国民政府军委会联络参谋周励武等均上台讲了话。墙壁上悬挂各机关团体贺匾锦幅,大都将文字用日文书写,再加上席间日语盈耳,使到会的中国同志如置异国一般。大会持续6个小时之久。晚上日本年轻的士兵和从晋西北赶来的战斗儿童剧团的艺术人员又为大会演出了抗战歌舞,一直热闹到翌日凌晨两点。


这次会议还发出了致苏联红军统帅斯大林电,致八路军新四军书,形成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宣言》、《日本士兵要求书草案》等文本,使全体与会人员明确了反战新的目标任务,掌握了在前线进行反战斗争的手法,坚定了反战必胜信心,完全达到了会议的预期效果。特别是日本反战士兵代表还在大会上集体宣誓,自愿参加了陕甘宁边区自卫军,延安各界人士激情振奋,深受鼓舞。他们的誓言主要内容是:我们是曾经受日本法西斯军部欺骗的日本士兵,当我们彷徨在战场,处在生死关头之时,得到八路军的搭救,并在八路军国际主义友爱中逐步成长为反战战士。边区是我们的第二故乡,绝不允许敌人踏入边区蹂躏一寸土地。我们决定参加边区自卫军,愿以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坚强决心,坚决保卫边区,为彻底消灭中国和日本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强盗而战斗到底!


大会主席团也分为士兵代表大会和反战团体大会两个主席团,共17人组成。前7人为士兵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后10人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他们是中小路静男、高木敏雄、小林武夫、松木敏夫、中川秋男、大山光美、浅井悦男、山田义次、后滕光昭、泷泽三郎、杉本一夫、松井英男、森健、高山进、梅田照文、茂田江纯等。这些华北反战佼佼者均来自各日本人反战团体,他们的个人经历及当时担负的职务和工作态度大体如下:


泷泽三郎,来自延安反战支部。他是日本福井人,在日本关西大学毕业,曾任侵华日军某部充瓦斯班班长,百团大战中被俘。他来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当学员,由于本身文化程度较高,又谦虚好学,学业不到半年,其政治觉悟及业务成绩就有了显著提高。八路军对敌工作干部学校特聘他为该校日文教员。


森健,又名吉积清,籍贯日本福岗县,来自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本部。1938年2月被八路军120师359旅俘虏,到延安后曾任抗日军政大学的日文教员,他是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反战同盟创建的功臣,担负着日工校教务主任和反战同盟延安支部领导职务。


杉木一夫,是觉醒联盟本部的代表。他毕业于日本一所商业学校,在中国东北满洲铁路当过职员,于抗战全面爆发一年后来到了八路军。1938年11月,在晋东南创办在华日本人觉醒联盟,成为华北最早的日人反战组织的创始人。他英勇善战,胆量过人,在康家垴战斗中,冲到距敌人仅有30米的地方,用日语喊反战口号,使猛烈扫射的日军停止了攻击,敌军官也惊慌万状,乱了阵脚。他善待盟员,组织有力,培养了众多的反战斗士,成绩斐然。他行程数千里来参加此次大会,并担任了大会筹委会负责人。


大山光美,延安支部的代表。他出身于日本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曾供职于神户三菱造船所。他抱着从军能当军官的思想被征入伍,但刚被提升为炮兵少尉后,便厌战怠工,被上司斥责。他来到延安,理论水平大为提高,还被大家选为边区日本人自卫军大队长,在宣誓时声音最亮,军姿最帅。


茂田江纯,在日本一家军火工厂当过工人,1940年21岁时被征入伍并乘火车到中国。他的哥哥在东京政府当职员,在列车窗口叮咛他"勋章不足奇,只愿见弟回"。当时,他还认为这是对"武士道"精神的渎言。当年7月就在山西兴县被俘,半月后到了延安。在工农学校,终于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与森健等一起拟定了建立在华日本人共产主义者同盟计划和章程。


中小路静男,也来自延安支部。他当过海员,搞过土木建筑,曾两度被征参军。他的弟弟参加侵华日军而阵亡,家人生活无计,他对日军军阀切齿痛恨。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和日本人反战团体均负有一定领导职务,并被选举为陕甘宁边区延安参议会议员,成为整个边区的名人。


松井英男,由觉醒联盟第一支部派出,29岁,个头虽矮,但十分精悍,在东京当过工人。1937年入伍,在日军里就富有斗争精神和正义感,对日军长官不满,被八路军俘虏后接受教育较快,反战宣传搞得扎实有效。此次大会,反战工作方针书等文件均由他起草。


高山进,由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推荐。他出身于日本四国的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刚到中国第一年便脱离了黑暗的日本军队,在八路军某训练队任日文教员,在延安一所干部学院学习。他才25岁,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反战工作面前,总是英勇斗争,持乐观态度。他不仅是延安支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新近又参加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一个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着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了。


高木敏雄,出身于西服店店员家庭。他是1939年元月来到八路军,"五一"劳动节便报名参加了八路军。他在抗日前线3年多的时间里,在火线上整理缴获的日军文件,宣传抗战政策,处理安置负伤日军士兵,不论干什么工作,总是冲锋在前。在八路军举行百团大战总结会上,他是荣获一等奖章的惟一日本人。


以上所述主席团成员的情况,只是从不同角度对各反战团体所推荐的会议代表经历作简要反映。总体来说,所有主席团成员是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骨干和精英,具有丰富的反战实践经验,在反战斗争中起着组织者、领导者的作用。正如朱德总司令在开幕式上所讲的那样,他们已成为中国真正抗战力量的朋友,日本人士中反对侵略战争的旗帜,担当起了让日本士兵调转枪口,消灭日本军队的艰巨任务。


在这次别开生面的大会上,还有一个亮点是一些被八路军俘虏过的战俘,回到日本原部队后"二返长安",自动投诚八路军,终于成为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这一块块"新世界"的主人翁。他们在大会上揭露日军的残暴,讲述日军长官的专横,历数侵华日军的罪恶,倾诉自己的遭遇,现身说法,引起不小轰动。延安军民也似身临其境,为之感染而激动,欢呼声和怒吼声在山凹里此起彼伏,大会开得生动活泼。一个名叫石田美喜的工农学校的新学员登上了主席台,他欣喜地大声喊道:"八路军俘虏了我,送我回去,现在我又回来了!"他的声虽大,但依然被台下的掌声淹没了,与会的上千名中日两国人员,对他的义举表示了热烈欢迎。


石田将自己的经历和切身感受给大家表述起来。原来,两年前,他在战场上当了八路军的俘虏,整天感到蒙受"耻辱"一般,谁的劝解也听不进去,闹着要回日本原部队。八路军部队根据规定,尊重了石田的意见,放他回去。但是,被俘经历使他产生了两个"没料到"。一个是八路军真的宽待俘虏,不仅没有伤害自己,而且出人意料地让自己安然回到日本军队;二是没料到回到日军部队后竟挨打受气,遭到审讯关押,差点命丧黄泉。


石田刚进日军司令部的门槛,副官竟让护兵把他押到了宪兵队,在宪兵审讯作了笔录后才转到中队。中队长更是凶神一般骂他没有一点军人气概,为什么不自杀?石田反唇相驳,他说:"我坚持回队了,这不就是'军人气概'?"


他的反驳,更加惹怒了黄蝎子一般的中队长。中队长不仅让石田当面背诵"军人敕语",而且挽起袄袖子,抡起皮鞭向石田头上乱抽,口里还不断叫骂"你的八格雅鲁!八格雅鲁!"石田苦不堪言,只能忍受鞭打,身上的鞭印子红得像烙铁烙过一样,由红变紫,万般疼痛,脑子里面迸裂着无数火星。这种体罚式的问话接连数日。石田面对中队长怀疑他是八路军派来的谍报人员,不然哪能无条件释放等无端的猜测,他无言以对,说也不信,干脆死咬牙关,任凭发落吧。中队长无奈,便下令把石田转送位于保定城的日军军法处。这下子,石田真正感到回到日军的严重性。因为,他知道进了军法处,有几个能活着出来啊?他真的后悔当初没有听八路军官兵的劝告和挽留,心痛如刀绞,泪水和着血水流。石田思前想后,前后对比,悟出了八路军官兵所言确是真理,只有逃出"牢笼",才能重见天日,只有到八路军那边去,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保卫人民的军人。于是,在押解囚犯的汽车上,他冒险脱逃,几经周折,来到了延安。他讲到这,不由得又喊道:"同志们,现在我又回来了,而且是来延安开士兵代表大会了!"


此次大会所讨论通过的《士兵要求书》,就是针对日军长官的残暴、盘剥,军规不平、无理,以及滥杀无辜等实际状况制定的,全部是鼓动日本士兵讨回公道,反抗欺诈,揭穿阴谋,追求正常生活条件的基本要求条款。比如,在军饷方面,士兵与少尉就相差14倍以上。一二等兵每月在战地应发8.8元,上等兵也不过规定发10.24元,而少尉就发133.83元。可是,这点钱仍然是墙上的画饼,落到士兵手中的军饷少的可怜。因为,日军还强迫贮金,即存款。每位士兵每月硬性扣除5元,长官们则每月仅存0.5元。士兵的存款,想要提取需层层审批,并加盖中队长一级长官的图章,往往被长官掠人之美,冒名领走,并挥霍一空。至于士兵被罚站、泼冷水、打耳光等现象更是家常便饭。日军各部队大体都是如此。


一个名叫南一雄的日本士兵也跑上讲台,讲了一件日本士兵厌战的故事。他说:有一个老兵运气实在不好,总想升级但不会迎奉长官,当然也碰不到机会啦,结果还从高崖上摔了下来,休养了一个多月。他发觉休息倒是件舒心的事,于是每天用枪托敲位于自己膝盖受伤的地方,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残废,以此达到不再被派往执勤的目的!后来,他看到一张"八路军不杀俘虏"的传单,和弟兄们一商议,竟携枪跑过来了。他兴奋地对大家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反而成为主人了!"


加藤正夫发言,他说自己在日本时是个地道的商人,到了中国华北,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一个上等兵。因为军饷太少,生活又不好,他向家里写信要钱,可家中寄来的几十块钱又被上司偷偷领走了。他忍气吞声,利用晚上天黑,提了手枪,跑到长官房内,乘长官不备,"咚咚"朝着那家伙胸口就放了两枪,而后迅速逃出日军部队,翻山越岭来到了八路军。他形象地说:翻过那座山包,我才舒了一口气,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同志们,我现在是由军阀的世界跳到革命的新世界啦!"


主席台上又跳上来了一个非常年轻、模样英俊的士兵,他是到战场仅7天就跑到八路军部队的。他刚说几句话,正在作会议记录的茂田江纯就站起来,接上了话茬。茂田诙谐地说:"这位市川常夫小家伙不言声地走了后,团部贴了一张通报,第一天说市川犯了神经病,不晓走哪了;第二天又改写为市川被八路军俘虏了,干着比牛马还苦的差事。现在,市川是在这里呀!"他还走到市川跟前,指着市川的脑袋说:"我看他非但没犯神经病,而且把侵略思想都治好了!"市川和大伙都笑了起来。原来,他俩是日军一个部队的。


笑声之后,市川常夫又认真地讲了起来。他在日军32师团49联队。刚到战场时,班长就宣传说:"八路军里也有日本人,但那些日本人都是日军军官,因为八路军不杀当官的俘虏,是要这些'长官'充当高级参谋,帮他们指挥战争的,所以八路军才比我们强呢!可是,八路军对日本士兵就截然不同了,见了就砍脑袋。"班长还做了一个刀抹脖颈的手势,意思是警告你们可不敢投降八路军。这位班长万万没料到,市川常夫就是不听这一套,挑个空儿就跑了,他再不用挨日军长官的毒打了,他获得了新生。


中日抗战的朋友完全融为一体了,正如吴玉章的讲话:过去,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推翻满清统治的斗争,曾得到日本先进人士不少的支持和帮助。今天,日本革命人士在延安开会,这比日本人民的革命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反战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的大事了,"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你们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


此次历时14天的会议,完全由投入反战斗争的日本人士主办,而1943年后的日本工农学校,其一切行政、教学均由日本师生主管起来了,八路军部队只负责生活的保障。在华日人反战士兵在政治上和业务上完全成熟起来了,成为在华反战力量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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