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威海情大型系列报道——耻辱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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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原新闻链接,建国60周年 中国心威海情大型系列报道——耻辱的条约,http://www.yanhai.net.cn/html/zhuanti/jianguo60zhounian/2009/0522/53861.html 编 者 按   今年是建国60周年。60年弹指一挥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   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我们不仅应该看到,60年来中国的前进迈着怎样的步伐,更应该追溯历史,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屈辱与抗争中,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曾经试图进行的变革中,更清楚地明白我们选择中国共

原新闻链接,建国60周年 中国心威海情大型系列报道——耻辱的条约,http://www.yanhai.net.cn/html/zhuanti/jianguo60zhounian/2009/0522/53861.html


编 者 按


今年是建国60周年。60年弹指一挥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


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我们不仅应该看到,60年来中国的前进迈着怎样的步伐,更应该追溯历史,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屈辱与抗争中,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曾经试图进行的变革中,更清楚地明白我们选择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


中国近代史是世界走向中国和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方面备受侵略凌辱,一方面救亡图存、奋起反抗,每一次抗争与失败都带给人们很多思索。为此,本报今日起推出《历史的选择》系列专题报道,从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中,看贫弱中国的主权沦丧;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悲剧中,看仁人志士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为改变旧中国所做出的努力;从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看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大潮的艰难过程;从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文物的流失中,看列强的入侵给中国文化造成的影响。


地处胶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在近代百年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地、并经历过甲午海战炮火的洗礼和英国长达32年的殖民统治,其本身就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在《历史的选择》系列专题报道中,我们也将视角投向威海近代以来的发展变迁。


穿越百年的历史风云,我们试图触摸那些腥风血雨背后鲜为人知的往事,将历史的真相呈现给读者,并与广大读者一起,以史为鉴,开拓未来。


1842年8月29日,历史会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与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被列强侵略凌辱的历史由此开始。从条约中得到了“好处”的列强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一次次借机发动战争。


由于国门封闭太久,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难以与列强抗衡,开战后常常一触即溃。加之当时官员不明外交,对国际时局判断失误,在签约求和的心理主使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陆续签订,中国的主权一步步沦丧。


弱国无外交。一个又一个“城下之盟”的签订,让我们越发明白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


战败却报捷,以“抚夷”心态签《南京条约》


记者: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60年中,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多达数十个。根据这些条约,我国一共割地150余万平方公里,并支付了大量赔款。咱们首先谈谈《南京条约》。


陈悦:威海定远舰景区策划总监,中国近代海军史、甲午战争史学者,著有《北洋海军舰船志》《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


陈悦:《南京条约》实际上是在清政府官员完全不懂国际法的情况下签订的。其目的是为了“息事宁人”,或者说是某些官员在“欺上瞒下”之后“自圆其说”的结果。


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其实应该追溯到19世纪以前。那时候,中西没有邦交,一方面因为当时经济自给自足,用不着西洋任何商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不承认与别国平等,西洋人如果到中国来,必须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与此同时,英国“工业革命”后经济发展迅速,需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并且也试图走和平道路。


1793年,在乾隆皇帝80岁寿辰时,英国趁机派马戛尔尼为全权特使来华,借贺寿之机提出三个条件: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果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四、英国希望中国给其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乾隆皇帝高兴地接待了马戛尔尼,却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特使来对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提出,若是这样将来中国派官员去英国,也要行跪拜礼。最终双方不欢而散。到了嘉庆年间,英国也曾派特使前来,嘉庆对其的礼遇还不如乾隆。英国就此认定,与中国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訾敬钊: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自然经济形态注定了英国在贸易中的“入超”地位。为了找到贸易突破口,英国人最终想到了罪恶的鸦片贸易。


乾隆初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400箱,每箱约100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却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年间,输入量竟增至原来的十倍,嘉庆虽曾下令禁止输入,却因官吏腐败和查禁困难,销量仍然继续增加。道光皇帝对于鸦片贸易最为痛心,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虎门销烟”。


孙建军:威东航运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甲午战争史学者,著有《丁汝昌研究探微》《拂山看云——追忆威海历史文化的遗踪》等。


孙建军:看看鸦片战争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鸦片战争最初在广东珠江开火,到1840年6月30日,英国派战舰到厦门,向当地官员送交外交信函,提出与中国外交协商的意图。但当地官员对此并不理会,而是下令开火,想将英国人轰走。之后英国舰队又到镇海、吴淞等地试图送交外交信函,但都被当地官员视作入侵而轰走。英国人于是想找清朝皇帝“说理”,继续北上。眼看着英国军队到了天津,地方官员仓促与英国签约,希望能够“息事宁人”。


记者:现在回头看鸦片战争,其失败是必然的,因为英国人有坚船利炮,而清政府军队则荒疏已久。


孙建军:鸦片战争是中国第一次接触世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而出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举例来说,林则徐已是当时地主阶级中的开明者,但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他坚持认为英国人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因此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一仆不能复起”。


陈悦:坚船利炮只是相对而言,英国当时派来的其实是一支临时拼凑的军队。其中军舰只有20艘,大多数都是从澳大利亚、印度调来的小炮舰。这种舰队在英国皇家海军庞大的海军体系中,实在是非常弱小和“不入流”。除去两三千海军官兵,英军的地面部队实际不过4000多人,而中国动用了15个省共计5万多人的兵力。但就是这样一支英国的“杂牌”舰队,竟然能横扫整个中国沿海。当时清政府军力的落后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记者:战败后双方要签约,可不可以说《南京条约》就是“城下之盟”?


孙建军:这样说不十分恰当。就签约时的形势看,《南京条约》应该是“城下之盟”,但清政府朝廷并不知道这一点,始终被地方官员所蒙蔽。一些资料表明,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签约,地方官员一直“欺上瞒下”,朝廷所得到的消息始终是“大捷”。举例来说,《南京条约》规定赔款2100万两白银,因为没有上报朝廷,这个钱自然不能从国库中拿,地方官员就想到了“十三行”(清代设立于广州的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以商捐的名义凑齐了赔款。


由于鸦片战争中一直报捷,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后来还得到了“升迁”,任两广总督。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被派往天津与英法联军谈判,因谈判未成擅自回京被赐死。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地方官员不“欺上瞒下”也行不通。战场上他们面对的是远远强大于自己的对手,官场上他们又面对着权力至高无上、却偏偏不相信自己的“天兵”居然打不赢区区几个“洋夷”的皇帝。“欺上瞒下”并非奸诈,而是一种无奈之举。


记者:鸦片战争之后,1844年,清政府又分别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而当时清政府与这两国并未交战,为什么这两国能获得比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特权呢?


陈悦:事实上,当时美法并未陈兵,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订约。当时,朝中分为“剿夷派”和“抚夷派”,而后者占了上风。“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打仗,所以他们决定给美、法以同样的待遇,并抛出这样的观点:“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假冒英国人来做买卖,因为他们的长相相似,我们没法子查出。这样下去,美、法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而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那美、法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如此,我们何不送个顺水人情呢?”就这样,美国、法国与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而这些,都是在清政府朝廷不知道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先行草签的。


签约后战事再起,圆明园惨遭火劫


记者: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之后清政府又与英、法、美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权进一步沦丧。


訾敬钊:在这里我们就要谈到为什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会爆发的问题。《南京条约》签订后,想到可以和四万万中国人做生意,英国人欣喜若狂,觉得商机无限。他们把大量商品运到中国,其中包括在今天仍然为奢侈品的钢琴。然而,这些商品在中国销路很差,在自然经济下生活久了的中国人仍然习惯于自给自足。客观地说,当时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形态。但他们自己并不这么想,而是认为中国的通商口岸开得太少。


陈悦:由于《南京条约》的“欺上瞒下”,导致条约中的很多内容没有兑现,英法等国的索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因此才会借机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孙建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正忙于应对太平天国运动,焦头烂额,面对外敌茫然无措,无心恋战。1858年英法联军到达大沽口,向清政府提出要求。6月,清政府与英法两国谈判,分别缔结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增加对外通商口岸,允许西方人进入内地传教通商,以及向英法两国做出战争赔偿等。


换约途中,英方坚持要从大沽口登陆前往北京换约,英使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当时在国际上这种要求并不过分。但那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测,中国绝不能容忍。清廷要员令军队捕拿英、法派来的交涉人员。本来就不甘心就此罢手的英法联军这下子又找到了借口,战事再起。打红眼了的英法联军一举攻入北京,并将圆明园付之一炬作为报复。事后中国不仅要接受原《天津条约》的内容,又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增加战争赔款以及割让九龙给英国。


签订《中法新约》,中国真是“不败而败”吗?


记者:近代以来,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交战大多失败,因而不得不缔结不平等条约换取和平。但在1883~1885年间的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取得了胜利,却在《中法新约》中对法国做出让步,“不败而败”。


陈悦:谈到中法战争,我们首先要了解其起因。在清朝,越南为中国的藩属国。19世纪70年代,法国地理学者发现从越南红河可以直通中国云南省,法国人便开始在红河上从事贸易活动。此举遭到了越南政府、红河沿线的刘永福黑旗军的敌视。黑旗军在越南政府的鼓励下,与在越的法国军队连续发生几次交火。


当时,清政府朝廷内有官员认为,越南为中国的藩属国,应该予以支持。工部主事唐景崧主动请缨前往越南鼓励黑旗军作战,并暗中派军队进入越南。但是随着法国远征军主力的到来,黑旗军和清军节节败退。法国政府想“见好就收”,清政府也不想让战火逼近中国边境。因此,1884年5月,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特使谈判,草签《中法简明条款》,规定停战、双方互不赔偿、不伤及中国威望等条款。


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应于当年6月分批从越南撤兵。不过,中国在越南的军队以没接到政府明确通知为由,与前来接收防地的法国军队发生交火,导致中法战火重燃。


孙建军:尽管后来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但事实上法国在中国东南沿海已完全取得海上优势,并歼灭了福建船政水师,占领了台湾基隆、马祖、澎湖,彻底封锁了中国东南海上运输,掐断了清政府海上漕运,直接威胁到清政府的经济命脉。因此,我们不能贸然说,中国取得了中法战争的胜利,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也就无从谈起。


军事失利的局面下,几番交涉后,清政府与法国重开谈判,签订了《中法新约》。相比最初李鸿章草签的《中法简明条款》,《中法新约》中,法国又提出了更多要求:中国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特权,降低了中越边界的进出口税率;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商办;法国退出台湾、澎湖。


无力回天,甲午、庚子缔结“城下之盟”


记者: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签订了《辛丑条约》。对于这两个条约,大家怎么看?


孙建军:《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毫无平等可言,是完完全全的“城下之盟”。签订《马关条约》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对李鸿章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你不要再多说了,只需说答应还是不答应,因为我们是城下之盟。”


陈悦:的确,签订《马关条约》时,清政府已经完全没有谈判的资本了。面对割地、赔款等要求,李鸿章确实无力回天。


如果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清政府必须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么有一件事情,使得这个结果更加无法挽回。据史料记载,早在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谈判前,日本人已经掌握了中国电报的译电码。这就意味着,日本人掌握了中国的谈判底牌。李鸿章在每天谈判后,都会发电报给朝廷,请示和汇报谈判事宜。不幸的是,日本人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因此李鸿章再怎么争辩都没有用。


记者:甲午战争之后,全社会都在反思失败的原因。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再次“揭竿而起”,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随后《辛丑条约》的签订,更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陈悦:义和团运动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这就意味着,封建社会底层的情绪迎合了朝廷的需要,也直接导致了义和团被统治阶级利用。八国联军打来后,一路进攻北京,清政府慑于其威力,在局势无法收拾的情况下又出卖了义和团。


訾敬钊: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化妆成农妇逃往西安,清政府调兵入京抵抗时,东南各省搞起“东南互保”,不再听朝廷命令。英国人劝说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在两广独立,由其任总统,但李鸿章拒绝了。


陈悦:《辛丑条约》是在清政府完全被动的情况下签订的,注定没有平等可言。当时,朝中大臣都明白要议和,但谁也不愿意出面谈判,因为人人都知道,这是要背骂名的。后来,慈禧下旨要李鸿章去议和,当时李鸿章已78岁,家人都劝他不要去,但他最终还是去了。有一个说法是,当李鸿章到北京时,许多官员像过狂欢节一样高兴,因为他们知道,战争终于要结束了。


记者:《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中,都规定了巨额赔款,这笔赔款清政府真的支付了吗?社会上普遍有一种质疑,就是清政府有钱赔款,却没有钱建设海军,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陈悦: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需要向日本支付赔款2亿两,《辛丑条约》的赔款更是达到4.5亿两。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盈余仅为100多万两,遇到年景不好时,还会出现亏损,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这巨额赔款。面对列强的武力威逼,清政府最终采取了发行债券、向国外银行借高利贷的做法。以《马关条约》赔款为例,清政府借贷2亿两,而连本带息需要归还外国银行近4亿两。甲午和庚子赔款成为此后中国政府的巨大财政包袱,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才基本还清。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各国对这两笔赔款的处理方法:日本获得的马关赔款主要用于军备建设,尤其是海军建设;而获得庚子赔款的列强以美国带头,陆续将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和医疗,其中以美国退还的最多,几乎达到所获赔款的全部。著名的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等,都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设的。


反思:封闭、自大、腐败酿就屈辱“苦酒”


记者:回顾近代以来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我们理应反思,大家对此是如何看的?


陈悦:近代以来,清政府和列强之所以会签订这么多不平等条约,首先缘于制度上的腐败,这是根本。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矛盾突出,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鸦片战争是中国第一次接触世界,虽然战败了,但清政府并没有觉醒。用担任了48年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司长的英国人赫德的话说:“恐怕今日中国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了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訾敬钊:国人的封闭和对世界的无知是近代中国受辱的重要原因,这是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的。中国从明朝开始实行海禁,到了康熙年间开始实行“闭关政策”。


就在中国人满足于自然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仅仅是刚刚萌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当西方各国日益强大时,清政府却仍然沉浸在“康乾盛世”的美梦里,殊不知其已经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当自然经济下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面对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时,鸦片战争的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孙建军:在很多不平等条约签订时,面对主权的沦丧和大量赔款,清政府根本不懂得运用近代国际法则来保护国家利益。当时的官员口中讲的最多的却是“抚夷”这样的词。尽管一败再败,清政府却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这种自大遮住了国人看世界的视线,更阻碍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


对比同时期的日本,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近代日本和中国一样,也遭遇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并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日本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军事,国力迅速提升。在其强大之后,不平等条约也陆续解除。而在近代中国,虽然一些开明的官员发起洋务运动,以图自强,但由于当权者对于洋务的不明朗态度,在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使得洋务运动举步维艰,错过了发展的良机。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曾经总结:“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了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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