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陆军作战学院评我对越还击战和我军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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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79年发生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对解放军在日后30年改革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这一点,美国陆军作战学院在新近出版的《以史为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历程》一书中有所体现,作者爱德华·C·奥多德(Edward C.ODowd)和小约翰·F·科尔贝特(John F.Corbett,JR)通过探讨解放军在这次向越南发起的突击行动中获取的经验,并试图为以下结论找到证据,即1979年中越之战的经验教训决定了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奥多德和科尔贝特不仅分析了解放军广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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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发生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对解放军在日后30年改革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这一点,美国陆军作战学院在新近出版的《以史为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历程》一书中有所体现,作者爱德华·C·奥多德(Edward C.ODowd)和小约翰·F·科尔贝特(John F.Corbett,JR)通过探讨解放军在这次向越南发起的突击行动中获取的经验,并试图为以下结论找到证据,即1979年中越之战的经验教训决定了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奥多德和科尔贝特不仅分析了解放军广州军区步兵学校1979年编撰的相关报告(即《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干部工作资料汇编》)中总结的中越自卫还击战作战经验,还深刻探讨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9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70年》一书中所总结的经验。上述两份资料充分证明,解放军一直都在认真分析研究这场短暂而血腥的军事行动,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对其正在实施的新军事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奥多德和科尔贝特特别指出,把握中国从中越战争汲取的经验教训的过程,对外界了解中国新军事变革的节奏与方向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本文并不代表译者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材料,仅供读者参考。


中越战争经验教训


1979年2月17日凌晨5时,至少30个师的中国军队迅速越过中越边境,与躲藏在防御工事中、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越军展开激烈交战。中国是在越南刻意恶化双边关系、不断边境挑衅后发起进攻的。解放军的任务是通过教训越南,使其收敛扩张势头,客观上支援遭受越南侵略的柬埔寨。中国的作战目标是攻占越南的三个省会:老街、高平和谅山。此外,解放军还对越南沿中越边境一线的大约25个较小市镇实施袭击或佯攻。解放军最终攻占上述三座城市,但越南5个师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也使解放军在人员和物资上付出一定代价。3月5日,中国在解放军攻占谅山后宣布从越南撤军,此后的作战行动又持续了10天,中国最终于3月16日完成了从越南撤军。


中国从这次历时较短的残酷战争中汲取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广州军区步兵学校的教员和学员从独特视角出发,对1979年的中越战争进行了研究。根据广州军区司令部的命令,该校教员和学员被派至从广西方向对越南进攻的部队中。该校干部和学员随41和42军参与攻克高平的作战行动,并随43和55军参与进攻谅山的作战行动。当时分配至参战部队的该校人员在学校内都曾按照解放军的传统方式接受作战训练,并在这次战争中亲眼目睹了解放军的实际作战情况。因此,他们对作战行动观察的相关记录,在外界理解和掌握解放军对越作战经验教训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该校干部战士随上述4个军参战时所发现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一、进攻越南的部队所采用的步兵基本战术非常单调。虽然步兵部队英勇作战并付出巨大牺牲,但解放军所偏好的大规模步兵进攻在作战中常陷于不利。一位姓韩的学员曾担任代理排长,率部攻击480高地(地点不详),他在遇到上述问题的情况下试图采用新战术予以解决。在攻击该高地的最初行动失利后,他将所指挥的排分成若干作战小组重新实施攻击。在进攻行动中,他命令其中1个作战小组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其他作战小组向敌军开火。他所指挥的部队在损失很小的情况下推进至距越军防御阵地很近的区域。在摧毁越军防御力量的时机成熟时,这支部队在适当的进攻位置已部署较多的攻击力量。由此在发动步兵进攻的关键时刻,通过将大规模冲锋转为小规模火力和机动攻击,有效地改变了作战力量对比的平衡。


二、解放军炮兵力量未发挥有效作用。一些炮手未掌握测量射击距离和计算射击参数的方法,炮兵无法提供有效的间接射击火力。解放军炮兵只局限于对越军具有明显地形特征目标的攻击或实施大规模的掩护射击,或对较小目标只能实施不太准确的射击。解放军当时显然缺乏一套“呼叫火力支援”的程序。因此,解放军炮兵部队并不比拿破仑时代或美国内战时期的炮兵具有更高的攻击成效。这种状况使步兵学校的两位教员深感吃惊,他们此后为炮兵官兵讲授了射击课程,教他们如何提高火力攻击的精确性。


三、解放军的野战工程技能较为落后。虽然越军在作战兵力的对比上处于很大的劣势,但他们至少在部分程度上通过构筑坚固掩体并在掩体周围布设地雷等手段,缓解了其在作战兵力上面临的不利形势。在这场战争中,步校学员们发现,解放军战士(至少是43军所属战士)很难探测和清除越军埋设的地雷。当43军所属部队试图夺取627高地(位于谅山以西约5千米)时,两名步校学员发现,与其随行的解放军战士不知道如何探测和清除通往越军阵地道路上的地雷。这两名学员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排除了23颗越军地雷后,解放军部队恢复进攻并成功夺取该高地。在其他一些地区的战场上,步校的教员和学员也帮助进攻部队紧急修筑桥梁以渡过江河。


四、地面测向是解放军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据步校的报告称,该校1名教员发现,解放军某团因指挥员缺乏地形和识图常识而无法执行所赋予的作战任务。该报告没有明确指出这位教员是如何挽救这一糟糕局面的,即他是教这些指挥员如何识图还是亲自帮助进行测向?但是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很难让人理解的是,一支未掌握测向技能的部队是如何被上级视为已作好了相应的战斗准备?


五、解放军后勤保障系统也缺乏成效。步校的教员和学员发现,这场战争的艰苦性包括了下述问题,即官兵们在10天左右就会磨穿一双军鞋和穿破一套军装。虽然对于绝大多数拥有作战经验的士兵们而言,这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作战意志,但仍然引起了步校学员的思考。此外,步校起草该报告的人员没有记录一些参战部队缺少食物和饮水的情况,原因是要么步校学员自己忍受住了这种生活不便,要么是有意忽视了该问题。越军在防御解放军进攻行动时,在这方面得到了事先没有预计到的“帮助”。在战争爆发后不到一周同时也是战况最激烈的时刻,解放军部队开始向上级报告缺乏粮食和饮水的情况。隶属于55军的53514部队当时正在攻击谅山附近的一个重要高地,该部队报告称其上级部门已有数天没有提供食物了。另一支也隶属于55军的部队也报告说出现了缺粮缺水的情况。此时,解放军干部表现出了“英雄主义气概”,把剩余的最后一点食物和饮水留给了普通战士和伤员。解放军的后勤保障系统虽然将其保障线延伸至越南境内4~5千米,距离凭祥的列车编组站也仅有30千米,但后勤保障工作显然缺乏成效。虽然上述后勤保障问题发生在谅山战区,但在其他战区(如老街和高平)也存在同样情况。


步校在其报告中列举了许多已“汲取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对解放军在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应采取的措施捉供了建议。据这份报告称,解放军有必要实施切合作战实际和具有真实性的战术训练;应重视战术和军事课题,因为这些课题是军事战术的基础所在;训练工作必须提高要求和严格实施,并与解放军在作战行动中将面对的地形条件相适合;有必要在训练中使用“实弹”等等。概言之,该校报告的内涵是建议让部队重新回到“以军事为根本”的道路,严格的训练和基本作战技能才是取胜的关键。


该校提出的解放军在作战表现方面出现的问题,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指明了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规模在1979年中越自卫还击战及1981年邓小平重新主政后不断扩大。鉴于篇幅原因,本文未叙述解放军自1979年的中越战争以来所有方面的发展,而仅对步校上述报告中提出批评的方面进行简要的探讨。


改进措施


步校的报告认为,基本战术、炮兵攻击技能、野战工程(如扫雷和紧急架桥等)、地面测向、后勤保障以及实弹射击训练等方面都是解放军当时的薄弱环节。那么,解放军采取了哪些措施予以改进呢?


中越战争结束后,解放军改进了步兵战术训练,即高度重视“步兵技术训练”。解放军采用与外军相似的做法,在步兵训练中把主要的战斗任务进行分解,并通过完成这些,任务培训步兵的作战技能。为取得胜利,解放军步兵需在战场上完成五项任务,即具备射击、投弹、爆破、构筑工事和拼刺刀等作战能力。这五项任务中的每一项又被进一步分解。如为捉高射击准确性,步兵必须熟练掌握各种轻武器、了解射击原理、能够判断战场、气象和地形条件对射击的影响,以及把握每天不同的时间对枪法的影响等。这些简单的基本作战技能是解放军向原来的步兵技术的一种“回归”,是对林彪主政时期以片面的“政治挂帅”衡量士兵模式的一种纠正,这种模式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尤为盛行,并阻碍解放军在中越战争中发挥战斗力。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放军仍未完全恢复其战术水平。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哈兰·简克斯曾在80年代初出版过研究解放军的专著《从步枪到导弹》,他在该书中批评解放军当时在与敌对抗时仍采用大规模的步兵近距攻击战术,并将这种战术形容为“紧靠”敌军防御阵地的战术。他之所以对解放军提出批评,是因为这种战术限制了解放军运用火炮和飞机,即采用现代化多军种联合攻击方式的能力。


在步校报告的写作者看来,解放军炮兵的表现没有达到应有水准,该兵种没有给实施机动的部队提供灵活的“呼叫式”炮火支援。炮兵人员缺乏精确测量、计算射击诸元以及与机动部队保持通信联络的能力。解放军采取了与改进步兵战术相似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即把炮兵的作战任务分解为一些基本任务,并针对各项经过细分的任务分别进行相应的训练。此外,解放军还力图在掌握火炮性能、射击程序、侦察、选择合适炮位以及改进通信联络等方面取得进展。如果解放军炮兵掌握了上述技能,那么其地面作战力量的作战成效将会产生巨大的进步。


要想确定解放军当时在野战工程和地面测向水平方面的提高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了“实弹射击”训练,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解放军步兵对地雷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炮兵则研究了侦察和测量问题。但他们是否已掌握了足以改进解放军战场表现的知识?当时召开的各种会议和大量报刊文章都包含有类似于以下文字的内容:“参加(广州政治工作)会议的同志认真研究了如何基于实战改进军事训练,以及如何最有效地提高战术水平等问题。大家都表示要与实战相对照……研究所有军事训练课目和有效地开展训练……”如果解放军确实按照诸如此类的会议上确定的目标提高其“战术技能”,它将会在建立一支有效的地面作战力量方面又一次取得大幅度进步。


初看起来,解放军当时的后勤保障工作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解放军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部队共有30个师,每个师每日约需500吨各类补给品,日需补给的总量为15000吨。解放军需用卡车运送所有这些补给,而解放军当时拥有的最大型卡车(“吉尔”151、“吉尔”157和“解放”CA-30)的载重量仅为4.5吨。因此,解放军为保证其进攻部队的作战行动正常实施一天,就需动用3030辆卡车运输补给。解放军师级部队都拥有卡车,但这些卡车主要用于运输弹药和其他重型武器装备,并不是专门用于运输补给的车辆。此外,执行战术任务的部队未编制运输团和运输营。如果部队动用卡车运输粮食、燃料、补给和弹药,就无法牵引火炮和运输野战工程物资或架桥装备。


解放军后勤部门当时仅拥有少量的独立运输团(每个团拥有702辆卡车),农用车、驮马和民工填补了运输需求和实际能力之间的空缺,但同时控制这四种运输方式对于解放军后勤部门而言无疑是一场噩梦。因此,食物、饮水和弹药通常很难在适当的时间抵达适当的地点。这些管理上的问题是后勤系统失效的具体表现。令人奇怪的是,步校的教员和学员并未以一种更强烈的批评方式指出后勤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仅是简单地提及了用于替换的衣物短缺的问题。


解放军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实施的另一项改革(虽然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是对作战部队的运输力量进行了全面改造。绝大部分步兵部队目前都实现了“机械化”,这意味着这些部队都配属有足够的卡车用于自身的运输。绝大部分担负后勤保障任务的运输部队(通常是团级部队)也都更换了性能更好的卡车并增加了车辆数量。


上述变化使解放军最终组建了由诸兵种合成的集团军。1985和1986年,解放军调整了“军”级部队的组织结构。如前所述,在老的军级部队编制下,其配属的后勤和运输力量极为薄弱或根本没有,因此不得不请求独立运输团、农用车、驮马和民工提供的支援。对于作战指挥员而言,管理这些支援力量是非常头痛的事,而新的集团军编制解决了此类问题,这些集团军是解放军第一批配属有后勤部队的作战力量。


解放军史学家的评估分析


近年来,解放军的分析人员和军史学家一直在思考中越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某些方面得出的结论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评估有所区别。1997年,为庆祝解放军建军70周年,中国军事科学院出版了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70年》的专著,该书用部分篇幅深入分析了解放军在中越战争中出现的问题。


解放军军史学家将这场战争视为一次巨大的胜利,称指导这场战争的国家政策是“强有力”和正确的。解放军突入越南境内,成功地攻击和占领了越南四个省(莱州、谅山、高平和黄连山)的21个县(镇)。据军事科学院的军史学家称,所有作战行动都是按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实施的。接下来,军史学家们转而探讨解放军在此次战争中出现的问题。他们指出,解放军当时的参战部队中具有实战经验的士兵很少,因此部队的战役准备不够充分。此外,解放军实施的野战训练强度不足,因此规模较小的基层部队的指挥员缺乏足够的军事技能。概言之,土兵的军事素质非常低,战术又缺乏有效性,而且协同作战水平不足。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军事科学院的军史学家们指出,解放军的“编制不合理”,而且需要配备适应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虽然解放军在这次战争中使用的武器装备基本与越军相同,但军事科学院的学者认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不配套”。他们还指出,解放军在使用民兵力量方面也应汲取经验教训。


所有问题的根源是明确的,据军事科学院的军史学家们称,“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四人帮”等破坏了解放军的光荣作战传统,致使解放军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没有表现出一支有效作战力量应有的素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与80年代相比,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战略和军事形势。苏联于上世纪90年代初解体,中国与越南之间的长期“冷战”也于1991年结束。中国意识到新的挑战,解放军也认识到从消耗战和运动战的作战模式转向“基于成效的作战”模式的重要性。1991年海湾战争后,战争的内在本质发生了变化,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在重新评估其军事优势和作战能力。


美国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家詹姆斯·C·穆尔维隆在一项名为《解放军高级军官的职业化:发展趋势和启示》的研究项目中,探讨了处于素质提升阶段的解放军军官队伍的情况。他通过详细研究400多名解放军高级军官的个人经历得出结论: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露锋芒的一些解放军军官,比1979年中越战争时的前辈们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具有更好的专业化水平,同时也更加年轻。穆尔维隆也发现,在这些解放军高级军官中,具有作战经历的人员很少。2002年中共十六大选举的中央军委委员级的高级军官一般都拥有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历,次一级的高级军官大都在中越自卫还击战以及此后的中越边境冲突中具有参战经历。从解放军目前的情况看,拥有作战经历的军官人数越来越少。穆尔维隆指出,在他研究的解放军高级军官中,只有46%的人具有作战经历。然而有证据表明,目前的解放军军官至少在受教育程度、年龄和训练等方面优于以前的军官。根据穆尔维隆的研究,到1994年,79%的解放军领导人都接受过某些形式的高等教育,而1979年中越自卫还击战时的高级军官,大都于上世纪50和60年代入伍,他们中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很少。


与以前相比,上世纪90年代的解放军军官也具有了更强的专业性,年轻军官的专业化水平比年长军官更高。在实施不断改进的退休制度后,解放军每个层次军官的平均年龄都有所下降。穆尔维隆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央军委成员的平均年龄下降了13岁。根据他的相关研究,到2004年,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年龄至少比其所任职务的最高服役年限低6岁。


军事科学院的分析人员认识到,解放军1979年对越作战的经验教训表明,训练工作是中国军队的薄弱环节之一。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训练改革一直都是解放军优先考虑的重点工作。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在进攻谅山、高平和老街的作战行动中也认识到了这些(因训练不足而产生)问题,因此随后开始实施一系列新的训练课目。上世纪90年代至今,这些新训练课目不断增加。


在上世纪80年代,外界关注的解放军单一军种的演习通常每两三年才举行一次。从1991年始,分析人土观察到解放军每年举行10-20次演习。与此同时,演习的复杂程度地在增加。解放军放弃了单一军种和相对静态的演习,代之以大规模的多军种和多兵种联合演习。为使这些演习训练工作更加具有实战性,解放军经常在战时可能会发生对抗的地域组织演习。演习的训练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解放军更新了战术、基层部队指挥和军事技能等方面的训练内容。如果说解放军现在拥有了一支素质更好的军官队伍,那么经过改进的训练课目是提高这些军官指挥能力的最佳途径,并由此避免重演中越战争出现的作战失误。


在1979年中越战争期间,解放军尚未建立士官队伍,而公认的是,土官是发挥小规模部队战术作用的“催化剂”,当己方部队距敌军仅有几米时,士官在关键时刻更能激励和引导普通士兵。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士兵在义务兵服役期满后转为土官,虽然外界并不了解这些土官的素质,或其能够发挥的作用,但确认他们的存在可能是解放军在战术领域的进步之一。


中越战争在战术方面的基本教训是,解放军运用的战术更大程度上更类似于以前的大规模步兵攻击,而不是现代化陆军所采用的火力和机动战术。军事科学院的学者们是否注意到这个问题?解放军是否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外界对于解放军上世纪90年代的战术所知甚少,一些学者试图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解放军的战术,但他们作出的解释通常仅限于一些描述解放军相关行动的最新词汇,并没有实质的解析。


解放军的编制改革


“编制不合理”虽然只是中国军事科学院学者的一句简短评论,但其中却蕴藏着深刻的内涵。军事编制并不是为阅兵而制定,它必须在战场上能发挥作用。解放军之所以在中越战争中缺乏合理的编制,主要是因为在长期缺乏与外敌对抗的环境下,一直沿用老式的编制体制。


中越战争后,解放军采取了几个步骤改进其编制体制。1985~1986年,解放军将其36个军整编为24个集团军。这一变革促使以前分散的机动作战、火力支援、战斗支援和战斗后勤支援力量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于集团军只有一名军长和一名参谋长,因此部队的训练和部署可协同一致地实施。集团军的组建是使解放军编制合理化的重要步骤,它解决了曾在中越战争中困扰解放军的一些问题。


解放军在促进编制合理化的过程中采取的另一个步骤是,将数个陆军师整编为旅。虽然解放军将师级部队(通常约13000人)压缩为旅级部队(约5000人),显然在压缩部队维持费用方面取得成效,但实施这种部队规模的转变有着更为重要的战术原因,即旅级部队结构更加紧凑,且机动作战能力更强。而且由于是多兵种混编的部队,可迅速发挥各种力量的协同作战能力。旅级编制结构也减少了部队指挥员及其参谋人员的控制范围,这种变革将转化为更高的工作效率。


最后,解放军还通过组建新兵种的方式来为其传统兵种步兵、装甲兵和炮兵提供支援。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末,解放军开始编制直升机和实施特种作战的旅团级部队,并以此为集团军和旅级部队提供强有力的作战支援。这些新组建的部队为解放军提供了一些可集中使用的作战力量,它们可为常规作战部队提供支援。解放军在部署这些类型的部队后,已形成了可针对未来紧急情况做出反应的“模块”化作战力量。


解放军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各个部队层次实施重大的后勤改革。1979年,在进攻越南的10个军级部队中,有5个军不隶属于与越南接壤的昆明和广州军区。由于解放军采用位置固定的仓储系统为其作战部队提供后勤支援,因此为远离原驻地参战的大规模部队提供后勤保障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近期的改革与解放军在中越战争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直接相关,这些问题包括机动后勤保障、后勤补给程序的标准化、越级保障以及提高运输能力等。如果所有这些后勤改革能够坚定不移、充满创造性地加以实施,将大幅度改变解放军在“零售式后勤”(战场后勤补给系统)保障方面遇到的问题。


1979年,解放军迫切需要一种机动后勤保障系统,为其远离驻地及常规保障系统1000多千米的大规模部队提供后勤支援。解放军在近年来的后勤改革中,尝试建立基于固定式仓库、“应急仓库”和“应急保障旅”的机动式后勤保障体系。这种新的后勤保障系统将使解放军具备在前沿阵地维修装备和满足作战部队后勤保障需求的能力。虽然这种新的后勤保障系统主要是为作为解放军“拳头”部队的快速反应部队所设计,但它也可用于解决解放军曾在中越战争中遇到的后勤保障问题。


解放军对其装备零部件保障程序及调用系统也开始实施标准化管理。在中越战争中,解放军的装备及保障程序处于“大杂烩”状态,这主要因为,根据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每支部队和每个军区都要尽可能做到自给自足。因此,小规模的区域性制造企业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装备。而这些区域性企业的标准、程序和装备零部件等都存在着差异。例如,武汉辖区部队装备的迫击炮三脚架不一定能与昆明辖区部队的迫击炮身管相吻合,而建立标准化系统将有助于改善这种状况。


除需要实施“机动或应急后勤保障计划”以及标准化管理外,中越战争时期的解放军还需要建立一种能以更快速度向作战部队提供补给的系统。为解决这一问题,解放军在部署快速反应部队的过程中,尝试“越级保障”和提高物资吞吐速度。“越级保障”可使军区的后勤管理部门与前线作战的基层部队保持直接联系。这意味着某支部队可不通过多个指挥层次而直接申请和接收补给。军区仓库可直接向提出补给申请的旅级部队发送迫击炮或无线电台电池。快速物资吞吐意味着解放军正在极力消除物资补给过程中的较长迟滞时间。


任何后勤保障系统的关键因素是:它是否能够将适当的“原料”在适当的时间内输送给适当的作战力量。按照这条标准衡量,解放军在中越战争中的后勤保障系统存在缺陷。进入新世纪的解放军已试图纠正这些问题,这是因为那些“拳头”部队目前面临的后勤保障问题与参加中越战争的部队遇到的问题非常相似。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些改革的成功与否。


中越战争的其他问题


任何探讨解放军汲取中越战争经验教训的人士都应明确,解放军不会完全透露这场战争的所有真相。研究人员探讨的所有问题都是解放军在过去20年间试图加以改革的问题。然而,在探讨中越战争时还未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需要得到重视,其中包括:


一、解放军研究人员没有提及争夺制空权或近距空中支援的问题。即使越军实施了数十次空投补给行动,为其与解放军对抗的前线部队提供支援,解放军也没有探讨建立己方空中补给线或通过掌握制空权截击敌方空中补给线的相关问题。


二、虽然解放军在越军隐蔽工事攻击下付出了沉重代价,但解放军从未提及他们自身缺乏类似作战能力的情况。如果解放军建立了类似越军“坑道司令部”(Binh ChUng DaC Cong)的机构,它是否能够在谅山切断越军退路并取得更好的战绩?


三、1979年解放军尚未恢复军衔制,这导致战场上出现混乱。直到1988年,解放军才恢复了军衔制。


自1979年中越战争以来,解放军已实施了很多变革,很难将特定的改革与特定的问题加以联系。不过,解放军改革的动力很多都来自于其在中越战争中的经历。但此后世界又发生了其他战争,中国对所有这些战争也进行了研究,包括英阿马岛战争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科索沃、波黑和伊拉克的战争。因此,很难区分解放军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汲取了中越战争还是近期其他几场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探讨了解放军存在的问题及实施的相应变革之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解放军改革的许多动力直接来自于中越战争,而作为整体的改革,解放军则借鉴了很多国外战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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