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女科学家一生中唯一--不及格的课程--日语(转贴)

天然元素卤化物硫化物氧化物和氢氧 收藏 3 196
导读:我生于1935年,当时正值日寇大规模侵华的前夕,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当年年底占领了我的出生地—山西省清徐县。为了躲避这场灾难,寒冬腊月随同全家逃往山区。天上敌机盘旋轰炸,地面日军四处烧杀,山区同样也不得安宁。以后举家迁到天津的英租界,当时尽管年幼,但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印象极为深刻,终身难忘。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法、意等国从天津租界撤出,从此成了沦陷区的亡国奴。在我的一生中唯一不及格的课程就是小学四年级期末的日语考试,以此表达对日本教官的反抗。我所就读的中学,原天津圣功女中和南开中学,都以师资水

我生于1935年,当时正值日寇大规模侵华的前夕,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当年年底占领了我的出生地—山西省清徐县。为了躲避这场灾难,寒冬腊月随同全家逃往山区。天上敌机盘旋轰炸,地面日军四处烧杀,山区同样也不得安宁。以后举家迁到天津的英租界,当时尽管年幼,但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印象极为深刻,终身难忘。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法、意等国从天津租界撤出,从此成了沦陷区的亡国奴。在我的一生中唯一不及格的课程就是小学四年级期末的日语考试,以此表达对日本教官的反抗。我所就读的中学,原天津圣功女中和南开中学,都以师资水平高、纪律严格而著称,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以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为目标;主张不仅要认真学习理论而且要重视实践,强调“Learn by doing”,而且要不断创新,不断前进。中学的优秀老师和高超的启蒙教育为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9年以后我积极参加了各种课外活动,1950年被选为第二届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学生代表。我曾经梦想成为一名化学家或医生,1952年高中毕业的前夕,在共青团天津市委的号召下,特别是受了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高中地理课老师陈昌笃先生的影响,决定改变志愿,于1952年与南开中学数十名同学一起考入北京地质学院。


1952-1955年政治运动少,学习条件好,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地质界的名家,如马杏垣、郝诒纯、彭志忠、於崇文、王嘉荫、涂光炽、翟裕生、杨起等老师,他们不仅传授了最先进的地质理论和知识,而且还十分注意对思维方法和野外实践的培养。1954年周口店教学实习后,班上的同学对野外工作很感兴趣,利用寒假,十多个人自带行李和干粮再次赴周口店和黄山店进行野外工作,我当时负责花岗岩及其中的包体部分,回校后写了研究报告并请王嘉荫教授做了指导。4年的大学生活,除了学习外我担任过三年学习班长和两届院学生会社会活动部部长,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课外地质小组的辅导员,给他们进行科普讲座,还到西山作地质旅行。1954-1956年该校有不少同学对地质产生了兴趣,陆续考入了北京地质学院,这些社会工作给了我很好的锻炼和学习的机会。1956年因考试成绩全优,获“成绩优秀”文凭,被分配到岩石教研室工作。


我非常热爱教师这个职业,46年的教学工作无论是实验或讲课,大学生的课或研究生的课,课堂教学或指导研究生,我都做到全力以赴,认真负责。我认为深入教学第一线是对教师最大的锻炼,备课和讲课是一桶水和一杯水,吃草和挤奶的关系;在把课程涉及的内容融汇贯通的基础上,做到讲解时概念准确、逻辑性强、内容不断更新、浓度大、废话少。除传授知识外,力求每堂课都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科学思维过程。尽量把岩石学中一些繁琐性的描述性内容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讲生动,不让学生感到枯燥;把一些难理解的内容深入浅出地讲明白,让学生对岩石学发生兴趣。我不放弃给学生答疑的机会,因为这是对教师的考试,也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最好时机,学生的问题能促进教师去思考、钻研,去查阅更多的资料。上实习课时我经常主动检查学生是否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了应该掌握的内容,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提问,因为爱问问题的往往是学习好的学生,基础差的常常抓不住要领,反而提不出问题。我感觉认真的教学不仅加深了学生们对学科的理解,也缩短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近20年的研究生指导工作,使我更深入地认识到教师对全面影响和积极的作用。研究生从教师身上学到的不仅是如何做学问,而且还要学到如何做人。我的老师池际尚院士,她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她对祖国的热爱,对事业的追求,对科学的严谨求实态度和在生活上的艰苦朴素作风都深深地教育了我,70年代后她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发现和培养人才上,她努力为年轻人创造脱颖而出的条件。我决心努力向她学习,1995-1996年我把英国伦敦大学资助我一个人合作研究的经费与一位年轻教师分享,使她获得了第一次出国的机会,为以后的国际交往打下基础;把澳大利亚Macquarie大学两次资助邀请我合作研究的机会给了一位年轻教师和我的博士研究生,至今其中的一位还与该校保持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为我们研究集体的科研工作做出了成绩。


我所在的岩石教研室是一个人才济济、学术空气浓厚的单位,有多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带头人,教研室成员都积极向上,形成了整体高水平的学术环境。在老师和同事们的指导帮助下,我逐步理解到,想做好学问既要踏实勤奋,又要自信和不断进取,不要轻易地跟着别人跑,看别人的文章重要的是了解获得结论的方法,而不是结论本身。1958-1960年参加了福建大队和山西大队1:20万的地质填图工作,在茅草丛生,毒蛇、虫子、水旱蚂蟥不时袭击的困难条件下带着学生自背行李,翻山越岭进行工作,大大地锻炼了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意志和野外工作的能力。1961年底我担任了池际尚教授的科研助手,进行北京南口花岗石的研究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70年代初,“文革”动乱的余波尚未停息,学校正处于迁校的混乱状态,但大家都深感7年多造成的业务上的停滞,使得原本与国外相比的后进状态,差距更加拉大,需要尽快地追赶。当时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到东南区和西北区的大学和研究所进行教改调查外,还参加了“宁芜地区火山岩与成矿作用”科研项目,1978年开始了中国东部新生代玄武岩和深源包体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1980年为研究生和高年级大学生开设了“地幔岩石学”学位课,经过7年的教学实践,1988年正式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该领域的教材。


1987年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进行合作研究,与我合作的是L.A.Taylor教授,他是地幔岩石与月球岩石方面的专家,他给了我两件月岩的样品,是1976年由苏联不载人的宇宙飞船采自Crisium月海东南部边缘Lunar24登月点。我对675颗月壤岩屑进行了认真的工作,在其中发现了2颗富铁石英橄长岩岩屑,前人未曾报道过,而且在月海玄武岩演化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发现引起了同行的兴趣并获得了好评。1989年我又得到了全额资助,继续合作并参加了第28届国际地质大会。


“七五”、“八五”期间池际尚院士和我主持了“华北地台和中国的金刚石原生矿成矿理论及找矿方法研究”的项目,在池老师1994年1月辞世后,我们于1996年出版了两本专著,作为对她的缅怀,并获得了原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九五”期间我们又进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对塔里木地台原生金刚石成矿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为找矿部门提供了可信的资料。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通过岩石学探针揭示地球内部的奥秘,这是一个带有创新性的课题,围绕这一中心进行了古老地幔岩石圈的研究,确定了中生代前华北地台发育了深达200km的岩石圈根,恢复了地幔主要的岩石组成及古地温,发现了流变与交代的耦合特征及超深流体的存在;还进行了松辽盆地周边及燕山造山带中生代火山岩研究,认为中生代的岩浆活动是以壳-幔相互作用为主导所诱发形成的;此外,进行了新生代地幔不均一性的研究,提出显生宙地幔演化的主要样式是新生地幔呈“蘑菇云”状上涌,冷得岩石圈呈被动下沉,造成了新老地幔并置,是地幔不均一的基本原因的观点。今后将继续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的探索。1993年我当选为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职期间,努力履行了代表职责,与洪山区的其他代表一起提出过有关法制建设、环保、中小学乱收费、学校周边环境等20多个提案,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某镇某某中学的少数教职人员将一名学生殴打致死的事件,校方及当地公安部门强调学生行为不轨,落后调皮,对他进行了体罚,但没想到会死亡,希望简单了结。我和中南政法大学的代表们一起写了提案,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合法、合理地解决了问题。


我1952年踏入地质工作的大门,至今已有半个世纪,我希望在未来的年月能继续为地质教育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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