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外行 建设内行的国民党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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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王勇————(长江日报)记者 国民党里有些人很可爱,别看他们武不能剿共,文却能治国,今天就说说张振汉、沈鸿烈和蔡孟坚这三位将军。 1935 年6月,张振汉率领41师在驰援宣恩的途中,由于情报失密,左支队被贺龙红军包围于忠堡以东的构皮岭盆地。这一仗,便是著名的忠堡战斗,歼敌2000余人,生俘张振汉,他最后没办法,只好换上小兵的服装,企图蒙混过关,直到额头上被红军打了一枪托,血流满面,才承认自己的身份。 而张振汉被俘以后,因为是保定军校毕业的,留着有用,所以被红军带着走了两万

王勇————(长江日报)记者


国民党里有些人很可爱,别看他们武不能剿共,文却能治国,今天就说说张振汉、沈鸿烈和蔡孟坚这三位将军。

1935 年6月,张振汉率领41师在驰援宣恩的途中,由于情报失密,左支队被贺龙红军包围于忠堡以东的构皮岭盆地。这一仗,便是著名的忠堡战斗,歼敌2000余人,生俘张振汉,他最后没办法,只好换上小兵的服装,企图蒙混过关,直到额头上被红军打了一枪托,血流满面,才承认自己的身份。

而张振汉被俘以后,因为是保定军校毕业的,留着有用,所以被红军带着走了两万五千里,到达延安,做了一段时间的战术教员,直到1937年才因病回到国统区。抗战期间,他主要经营工商业,政治上军事上倒没什么建树,真正有所作为的,则是在他去了连云港以后。

1946 年,张振汉被行政院直接任命为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任市长,打破了一般城市由省里组阁的惯例,尚属罕见。此举,无异表明中央政府对连云港的重视,将其地位等同于特别市,而张振汉也不负重托,以“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心愿,站在陇海线横贯内陆,东起连云港、西接俄罗斯的的高度,呕心沥血,主持制定了《连云市建设刍议》,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细致周密的发展规划,为我们展现出一幅现代港口和滨海大都市的宏伟蓝图。

规划,作为百年大计,一旦不合理,就会出现拆了再建、建了又拆的短期行为。当时,连云港城区不过7万人,而张振汉的规划容量却是150万,起点之高,可见一斑。按照当地人口年均增长15%的速度来看,这一规划,坚持100年不修改都绰绰有余。


在他的规划中,连云港建设分两大部分:


市区方面:各行各业均有自己相应的定位,如平原地带为商业区,山麓地带为住宅区,玉带河两岸为文化区,海滨、岛屿和云台山为风景区,既从整体上形成错落有致、浑然天成的城市景观,又体现出自然生态与人居环境的完美结合。为确保居民生活,还对医院、学校、图书馆、电厂、公交、车站、电话、下水道、屠宰场、菜市场、绿地、广场、公园、体育场、海滨浴场、甚至公墓等配套设施都作了系统安排。其中,仅城市主干道就有11条。


港口方面:张振汉立志赶上上海、超过青岛,对栈桥、铁路、装卸场、仓储、各种机械、防波堤、航道、浮标、工房、通信、医院、福利机构等工程也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划阐述,特别是对拦海大坝的建设表现出十分慎重的选择。他说:“若用大堤封闭西港口,虽可增加港湾面积和码头长度,但流速变小,淤积泥沙必多,恐仍得不偿失。”


时隔60多年以后,2001年10月,在当地举行“以港兴市”的战略研讨会上,有位研究城市规划20余年的专家,在接触到《连云市建设刍议》后仍惊叹不已,作出了高度评介。


他说:“张振汉的规划具有强烈的预见性、超前性和战略性,至今仍不失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和比较科学的规划。如果比较一下就可知道,我们今天的大连云港市总体规划,经过三轮修订才把城市的总人口由48万、53万规划到88万人,也还没有突破150万人的规模。相反,张振汉害怕'铸成大错'的西大堤现在却痛痛快快地建了起来;张振汉不愿分割开来的大组团式的城市,现在也被轻而易举地分割成为'一市双城式'。这些后果,会不会造成'得不偿失'呢,历史和后人自然会有评说,价值规律和自然规律也会作出回答的。”


这位专家认为:张振汉的规划至少给人三点启示。首先,连云港应该尽快地形成一个大组团,形成一个大都市,而不是相互牵制的“一市双城式”。其次,“慎重、科学、总揽全局”八个大字,这是我们规划部门需要好好学习和从中探究的。第三,城市规划必须要超前,必须要用战略眼光去作好长远的规划,张振汉把连云港定位于仅次于上海的魄力,也是我们今天无法达到的境界。因此,重提《连云市建设刍议》,对于搞好今天的城市总体规划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历史条件下,张振汉的才能来不及进一步施展,连云港就被解放了。





特务头子蔡孟坚的政绩,张学良几十年都忘不了


蔡孟坚的名气比张振汉大,因为他不仅是被蒋介石亲自委任为“两湖特派员”的中统骨干,还曾抓到一条大鱼,险些改变中国历史。之所以功亏一篑,未能一网打尽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高层,就在于他守不住职业操守。


那是1931年4月的一天,顾顺章在把张国焘从上海护送到汉口以后,手痒不过,跑到当地有名的游乐场去表演魔术,结果被蔡孟坚放出来的叛徒当场逮住。别看这顾顺章工人出身,也是见过大世面的,当过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指挥过几十万人的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更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特工训练,他领导的中共特科在上海几乎玩到想灭谁就灭谁的程度,如今虽在小阴沟里翻了船,却满不在乎,也没把蔡孟坚放在眼里,开口就说:“快快送阿拉去南京,阿拉要和蒋总司令切磋国共两党合作的要事。”口气之大,把蔡孟坚哽得一愣,然后傻问道:“有什么事不能对我说吗?”顾顺章立马反驳一句:“跟你说?万一泄密,你负得了责吗?”


蔡孟坚这才闭嘴,却又多此一举,连发6份电报,将顾顺章之事报告给了顶头上司、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结果犯下惊天大错,让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卧底钱壮飞接到电报。就这样,一切都化险为夷了,几乎就要翻过去的历史竟然原封未动。后来,蔡孟坚在回忆录中,埋怨顾顺章“藐视一切,事先不稍吐实”,却没有认真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不谨慎又谨慎、小心又小心呢?


谨言慎行,是对特工的基本要求。言多必失的道理,一般人都知道,作为中统骨干的他难道不知道?发一份电报也就算了,居然还接二连三的发,难道不怕被破译吗?称职不称职呢?


搞特工他不行,搞建设倒是一把好手。

1932年11月,老蒋来汉,把市政、警政痛斥一顿,然后又亲自点将,要蔡孟坚出任湖北省会警察局长。从此,他退出中统,开始走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之路。


警察局长是怎么当的?有这样两个小故事:


七年以后,与他素不相识的甘肃省主席谷正伦,请他去兰州当市长,十分诚恳地对他说:“我是贵州人,从小就对省城的脏乱差十分厌恶,立志出外求学,到武昌南湖去就读陆军中学,以为大城市会干净一些,哪知道比贵州还不如!前几年,再来武昌时,一到汉阳门,从码头上岸,就发现市容整洁,焕然一新,尤其是警察精神振作,仪表大方,连驻汉宪兵团的弟兄们都向我报告,说这是你出任警察局长的成绩,新开辟的几条马路,也是由你主持拓建的。你再看看这个俗称'无风三寸土、有雨一街泥'的兰州,没几栋像样的楼房,别说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连黄包车都不能交错,非要下大力改造不可,希望你老兄照整顿武昌的那套办法来治理兰州,我就万分满足了。”


几十年以后,在台北,张学良在一家餐馆吃饭时偶遇蔡孟坚,好不惊喜地站起身来打招呼:“孟坚,我们30 多年没见了!”蔡孟坚也连忙走过去,与张将军和赵四小姐女士一一握手。故友重逢,张学良又重复一句:“我们30余年没见了啊!”接去下的话,既不是感叹人世间的沧桑,也没有抒发离别之情,而是想起老朋友最擅长的本领,因为30年中期,他正在湖北,也亲眼目睹了武昌城的变化。所以,他才这样急切切地继续说道:“我初到台北时,看见市政、警察、交通很混乱,最好请你出来整顿一番,曾将此意告诉过张群、王新衡二位先生,他们告诉过你没有?”


蔡孟坚没有主政台北,倒是在大西北施展了一番手脚。


1941 年7月1日,宣誓就职的他,以一句“我不是兰州的市长,我是兰州的工头”的誓言感动了社会各界。没过两天,日军就来了一个下马威,大批敌机蜂拥而至,狂轰滥炸,给全市造成极大损失,恢弘的大佛寺和高碑寺也惨遭毒手。空袭过后,蔡孟坚拿起扁担,和群众一起拾砖、挑土、平地,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市长挑土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仅过一年,江南名记浦熙修就描绘出兰州城的显著变化:


“但古城一年来改换了面貌,兰州建市整整一年,市长蔡孟坚氏朝气勃勃,到任后第一件功绩,就是开辟马路。从几尺宽的路面开扩到十几公尺,经费由政府与人民四六分摊。马路建成,市面繁荣,地价高涨,以前为着拆房,而苦苦哀求的老百姓,心中也就坦然。这样依次开辟了六条幹线,宽整的市容,使番民到此,指东划西,惊叹大国风度……”


浦美女在兰州采访之时,刚种下的幼苗还没来得及染緑城外的荒山。


为了植树造林,为了移风易俗,蔡孟坚蒙受过莫名的冤屈,被别人误以为在山上种树就是给兰州戴“绿帽子 ”,提倡灭虱子、幼儿穿裤子就是侮辱西北民众,在议会上备受责难。甚至连一部分大学生都信以为真,在他回重庆时,手持棍棒,破门而入,把他从床上拖到外面就要打,而这位从前的中统特派员、警察局长却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风度,耐心说服,当邻居、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问他遇到什么难题时,他依然没有报警。


十年树人,百年树木。

当年,在城里城外种下的240万多万棵树,如今还剩下多少?在高傲的孤独中,默默地见证了用青砖铺成的人行道,曾是那样的赏心悦目;两层楼的店面,曾是那样的整齐划一;投资1。9万元兴建的供水站,营运3个月仅盈利37元,又曾经是那样的平民化……




沈鸿烈的1号座车,连的士都不如


青岛作为特别市,市长也是正部级,月薪1200,特支费5000,还有住公房、用公车什么的都可以实报实销,私人不掏一分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国家给予的正常待遇,完全可以享受一番。


然而,东北海军副总司令沈鸿烈当了市长以后,座车贵为1号,却好像是一辆旧敞棚车后来补上的车棚,连出租车都比首长的车漂亮。是他不知道享受吗?他当然知道,他有三个老婆。老婆多,没什么;关键是,会干活。沈鸿烈就是那个时代为人民谋幸福的优秀领导干部。


有一位8岁的小丫头,在街上玩,走过来一位和蔼的伯伯,微笑着问她:你多大了?怎么不去上学?听见她回答家里穷以后,便扭头对随行人员说:记下她的名字和住址,尽快安排。于是,她就这样进了学堂,学费全免。


问她的那个伯伯,正是市长沈鸿烈。


沈鸿烈办的学校有多少?不算市区,一个村就有一所。即使是对只有驻军关系的长岛县,他也不惜压缩军费,高薪招聘人才,先后兴办了三所小学。女教师王岱青病故,他又亲写挽联。以上将之尊,俯首悼念一位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的事情,现在已经绝版了。


已经绝版的,还有老百姓的“公馆”。


随着城市的发展,大批劳工涌进青岛,因租不起房,不得不在海滩上乱搭滥盖,严重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对此,作家王统照曾有过生动的写照:“日落时马车在青市的最西偏处,那是著名的马虎窝,海岸上……矮矮的木屋,有的盖上几十片薄瓦,有的简直是用草坯,鸡棚便在屋旁,疲卧的小狗瞪不起警惕的眼睛。”


为了改造贫民窟,沈鸿烈筹集资金20多万元,按统一样式,先后建成砖木结构的十大平民院,每户虽只十几个平方米,但都有阁楼,屋顶上还有老虎窗,俨然像个小复式,非常实用。而且,平房与平房之间,还留有十几米宽的空地,设有花坛、晒衣架和公共厕所,生活也很方便,数千户乔迁之喜的农民工,人人把自己的新家称为“公馆”。


像这样的“公馆”,一个月租金多少?


打死你都不相信,一毛钱都不到!至于有能力自己建房的,政府还划拨土地,不收租金,免除地税。像这样执政为民的事情,不说空前,至少绝后。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933 年6月下旬,当沈鸿烈因发生军舰叛逃而要谢罪辞职之后,青岛全市各阶层、各团体纷纷上访,天天请愿,挽留人民的好市长。正如《青岛时报》所评论的那样:“ 本市自海军事变突起,沈氏宣布倦勤,一般市民,如风如狂,奔走呼号,设法挽留。尤其下级社会,如苦工,如盲民,更视作有关生命之事件,观连日来报纸所载,宣言通电,卧辙擎辕,大有将采用古人的死胁办法之势,留沈空气,不但弥罩全市,并且染遍全国舆论界,由此可知长官的功罪。”


7月8日,各商号一律停业,近10万人举行市民大会,代表们争相发言,盛赞人民的好市长,勤政爱民,把青岛建成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城市。教育界代表感恩的是,教育经费由过去的39万元增加为到70万元。实业界代表则忘不了沈鸿烈在花生积压、价格猛跌之时,组织商会大量收购,并减免各种税收,使农民与商人共同度过了难关……大会一致决定,以全体市民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长汪精卫,请求予以慰留。


经多方反复恳求,沈鸿烈的辞职才未被批准。


比起张振**蔡孟坚,沈鸿烈是幸运的,赶上了相对稳定的黄金十年,以至于他在青岛的6年中作出了更大的成绩;但同样的是,对于剿共,他也是外行。


抗战一打响,沈鸿烈临危受命,出任山东省主席,在下令将日商在青岛的所有工厂一律炸毁后,转移到沂蒙山区,坚持敌后游击战,并由于种种原因,与八路军发生严重摩擦,被中共方面称为“顽固派”。


1941年,沈鸿烈不得不撤回重庆。


他走的那天,时值寒冬,低垂的阴云,和他的心情一样黯然。


好在青岛人民并没有忘记他。


青岛自开埠以来,全市沸腾的场面,也仅仅只有两次,除上一次持续多日的请愿活动以外,还有一次则是他在抗战胜利后重返青岛,这一次的火爆,更是壮观,“市民不经官方授意,口喊着'老市长回来了',自动前往欢迎者,途为之塞,爆竹声经久不绝。酒店饭馆,敞开门宴客,不受所值。其热烈情绪,较任何迎送集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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