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柬埔寨的两个月里 》(三)

《在柬埔寨的两个月里 》(三)

(《一起去靖西祭哥哥》、《木棉花又开》(李世均41军121师361团烈士是海南白沙县金波农场农垦子弟)。





到金边提货是一件苦差事。通常是开小轿车去的,小警卫一上车就瞌睡,知道他们太累了,我不忍心叫醒他,加上驾驶员也是警卫员,有人壮胆。麻烦的是小警卫的枪口对着后座,也不知他有没有关上保险,枪口晃来晃去的真吓人,我要经常把他的枪口推开。金边仓库里堆满了从国内运来的设备,那时没有集装箱,都是木箱包装,木箱压木箱,好些箱子压破了,配件散落在地上。摆放也不分大小,有的小木箱被压在底层,要钻到木箱堆里才找得着。对了单,做好标记,特别是那些小箱,担心漏运,还得设法把它拉出来,摆在明显的地方,然后交代柬方负责运到工地。仓库里像个烤炉,不要说是干活,站着也要汗流浃背。

从收音机里得知,1978年12月25日,越南兵分多路对柬埔寨发起突然进攻,我们断定工程势必半途而废。组长也许是得到来自大使馆的暗示或者是经验,开会布置“内紧外松”,内部做好撤离的准备,对外则要深藏不露。从那天起,办公室的电话改成24小时轮流值班,睡觉前行李包和皮鞋要摆在床边。

12月31日这一天是星期日,我们在原地休息,因为次日是1979年元旦,按照大使馆的要求,晚餐以中方名义宴请当地干部,我们得帮厨。下午五时许,听到远处炮声轰隆,跑到楼顶眺望,东面远处飞机在轰炸,高炮在还击。工地离越南边境只有60公里,我们田组长毕竟是打过仗的人,他晓得越南动起真格来,柬军绝不是对手,如果不立即撤离,今晚、最迟是明天,我们便是越军的人质或者全部殉职。他立即召来工厂柬方代表,可以说是对他下命令:“弃厂!柬方服务人员和工人何去何从由柬方决定;组织车辆和警卫员,护送第一小组撤向金边;通知第二小组,不必汇合,抄近路撤离,在金边营地集合。”

翻译父子领着几个服务兵到我们跟前说了几句告别的话,然后拎起长布巾裹着的全部家当转身奔他们的队伍去了。看上去他们没有伤感,更没有眼泪,或许在他们看来,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已司空见惯,或许令他们最为悲伤的离别不是在今天而是昨天或者是明天,或许他们也有惜别的伤感,但只能深埋不能外露,一旦被头们发现,被扣上个“软骨头”的帽子,麻烦多多。

柬方工人走得比我们快,因为工地有大卡车,但仍然有不少人挤不上去,三五成群徒步奔走。他们乘的是美国造“十轮卡”,女工站在车厢当中,男工站外围,车厢内挤到不能再挤了。车厢外左右两侧竟然还能站不少人,驾驶室左右门踏板上有人,顶上有人,前轮翼子板上有人,甚至前保险杆上也能坐上几个人,开车的看上去也只不过十三四岁的孩子,不够高,要经常站起来看路况。

6点钟,看到几部摩托领着六部小轿车开过来了,工厂柬方代表也来了。田组长问的第一句话是:“第二小组通知到了吗?”,对方回答:“电话今天下午就没法打通了,已派人骑摩托去了,还没回来”。因为我们这边住不下那么多人,分两处住,第二小组离我们约20分钟的车程,他们离边境更近,人也多,撤离不便,田组长急得摇头跺脚,凶多吉少呀!田组长问的第二句话是:“我们什么时候走?”对方回答:“已派摩托到前面探路了,要等探员回来才能确定走哪条路。”我心想,要是探员回不来,我们岂不是坐以待毙了?也难为他们,电话线被破坏了,又没配报话机,更没有我们现在用的手机,他们不敢贸然行动。天快黑了,探员终于回来了,柬方代表通过翻译与田组长嘀咕几句,田组长一挥手,我们按预先的分组和顺序,二人一车,每车的副驾驶位上都有持枪的警卫员。

夜里行车,担心遭到伏击,护送我们的警卫员骑着摩托在前面探路,我们的车队开着小灯拉开距离缓缓跟进。走了一段路,车队得停下来,让摩托车先去探路,等到摩托车回来了,车队才又起步。折腾到半夜,我们的车队到了渡口。渡口灯火依旧,显然还在柬方手中,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把压在心头的石头卸了下来。渡口两岸排满了军车,我们的车队大约等了四十分钟才上了渡船,探路的摩托车没跟着过河,看来过河后安全了。轻松下来大家才觉得饿极了,翻译从渡口驻军那里弄来一桶军用压缩饼干,还是中国造的,每人分了两块。我晓得这东西不能当饼干吃,只拿了一块。第一次吃这玩样儿,像啃砖头一样,我用水吃了半块,肚子安稳了下来,剩下的包好塞进挎包,想必还会用得着。路面并不好,头一辆车要提防不测,不能快跑,后面的车子要互相照应,距离不能拉得太大,估计前进速度在50公里以下。上午9时许,我们到了金边营地。营地有饼干、罐头,饱餐过后,第一要务就是睡觉。第二小组还没消息,田组长奔大使馆去了。

(连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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