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反省: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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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反省: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携蒋经国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权,是明白无误的,是从未动摇的。单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不料只经过了三年的战争,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在这种形势下,以麦卡锡为首的右翼势力,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质询,并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击的是被称为“三个出卖了中国的约翰”,即范宣德、戴维思、谢伟志。接着是对传媒界、文化界、影视界的许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审查,有的被称为“共产党同路人”,有的被定为“共产党间谍”。再接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麦卡锡等人直接指责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为“亲共分子”。在这种纷纷扰扰中,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含糊其辞。但《纽约时报》评论说:“白皮书向人们透漏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出,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那么,蒋介石的败退,到底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叹是不行的,面对着撤退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蒋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但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反攻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蒋介石本人并不如是观。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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