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基会30万善款被截留疑犯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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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涉嫌构成犯罪,小天使基金善款被截留案的关键人员马书军被警方刑事拘留。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与此次截留善款案相关的一名患儿,以不同的名字申请小天使基金,并两次获得了救助。   同一患儿两获救助   根据红基会网站公示的受助患儿名单,名为“韩佳浩”和“韩浩霖”的患儿,分别得到了救助。   在小天使基金的申请者资料上,记者看到,以“韩佳浩”名义申请的资料中,登记的患儿年龄为4岁(根据生日推断,资料提交应该在2006年),登记家庭地址为河北省涉县涉城镇西巷715号,联系人为贺海荣(患儿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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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构成犯罪,小天使基金善款被截留案的关键人员马书军被警方刑事拘留。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与此次截留善款案相关的一名患儿,以不同的名字申请小天使基金,并两次获得了救助。


同一患儿两获救助


根据红基会网站公示的受助患儿名单,名为“韩佳浩”和“韩浩霖”的患儿,分别得到了救助。


在小天使基金的申请者资料上,记者看到,以“韩佳浩”名义申请的资料中,登记的患儿年龄为4岁(根据生日推断,资料提交应该在2006年),登记家庭地址为河北省涉县涉城镇西巷715号,联系人为贺海荣(患儿母亲),资料中未留家属联系方式。


而以“韩浩霖”名义申请的资料中,患儿年龄为5岁,登记的家庭地址为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涉城镇振兴路297号,联系人为韩彦生(患儿父亲),所留联系方式为韩彦生本人手机,申请资料中注明,“2007年8月7日送来”。两份资料的患儿出生日期,均为2002年1月21日。


记者向患儿父亲韩彦生电话求证,韩彦生承认,韩佳浩和韩浩霖是同一个人。其儿子以前叫韩佳浩,生病后,孩子爷爷认为这个名字不吉利,所以改名叫韩浩霖。2007年6月份,将孩子的户口本进行了更改,有记录。


或与马书军有关


为何同一个患儿,要申请两次?


患儿父亲韩彦生称,孩子生病后,他自己向小天使基金申请过救助,当时申请用的名字是韩佳浩,“具体申请日期,记不清了”。


由于自己的申请一直没有批下来,韩彦生找到了他的涉县老乡、同在北京儿研所为儿子看病的马书军,托马书军帮忙办理此事。


“马书军先后跟我要了两次户口本,第一次给他的时候,孩子名字还没改;第二次给他的时候,孩子名字已经改了。”韩彦生说,改后的户口本上写有“曾用名,韩佳浩”的字样。


马书军为何两次索要户口本?韩彦生说,当时马书军只说,“再申请看看”。


小天使基金会网站显示,以韩佳浩名义进行的这份申请,审批通过日期是2007年1月,受资助款项为2万元。记者查看韩佳浩的申请资料,上面未留家长的联系方式。


“我自己提交的申请资料,绝对留了联系方式。”韩彦生说。由此推断,这份资料应不是韩彦生自己申请的那份。


在小天使基金的管理规定上,明确要求“留下联系人的详细联系方式”。记者向红基会雷淑敏部长电话核实此事。雷淑敏表示,患儿审核资料通过后,才会通知家长提供发票和银行卡,然后将钱打给患儿,“一开始和人家都要过来,通不过怎么办?”


既然如此,没有留下家长联系方式的韩佳浩,其发票和银行卡由谁提供?


另一份以韩浩霖名义申请的救助款,审批通过日期是2007年10月30日,受助金额为1.9481万元,上面留的联系方式为韩彦生本人。但韩彦生称,其从未接到过红基会电话。


一半救助金失踪


用不同名字申请下来的3.9481万元去了哪里?


记者向韩彦生询问此事。韩彦生称,他从未接到过红基会的电话,从未直接从红基会领过钱,也从来不知道领这个钱还需要银行卡,他也没向红基会提交过卡号。


韩彦生称,马书军曾分两笔给过他两万块钱。“给了我两万,又借走了1000。去年年底,又要走了1万。我还给他送了个手机,前后也就落了个几千块钱。”


马书军向涉县鹿头镇派出所说明情况时曾称,自己截留的救助款,借给了其他患儿家属。其中,借给韩彦生3万块钱,并有韩彦生的收条。涉县鹿头镇派出所接待过马书军自首的民警曾看到过这张收条。


记者向韩彦生求证此事。韩彦生称,“从未收到过3万块钱,更没有什么退还的事情。之所以打收条,是马书军让打,我们关系好,不得不打”。


评审会难查重名


记者查看小天使基金的申请表格,上面要求粘贴申请患儿的户口或身份证明、患儿家属或监护人的身份证明,以及患儿的生活照片,据此确认患儿的身份,并不困难。


既然如此,为何同一个患儿,幸运地通过了红基会的两次审批?


记者昨天向红基会求证此事。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称,原则上,一个患儿只能资助一次。韩佳浩和韩浩霖重复申请的问题,红基会还不了解具体情况,他们将彻查此事。


为何没有联络电话的家长,也会获得救助款?钱如何打到卡里?王汝鹏称,也许工作人员通过地方红十字会找到了患儿家属,不过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据王汝鹏介绍,小天使基金的评审,一般经过两个程序。小天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首先把各地寄来的患儿资料,整理存档,并进行初步的筛选。按照资助人数120%到150%的标准,提交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成立于2006年,由红基会工作人员、志愿者、媒体、医疗专家代表组成,20余人左右。根据资金量多少,评审会不定


期举行。自成立至今,已召开5次评审会。评审会上,委员们主要根据患儿的贫困程度和病情轻重进行投票,主要尊重专家意见。


作为评委会主任委员,王汝鹏参加了5次评审会。他认为,在评审会上,发现两个不同名字的患儿是同一个人,还是很困难的。


“主要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核查材料的过程中,可能不够仔细。”王汝鹏称。


评审环节将改进


目前还有一些疑点指向红基会工作人员本身——为何马书军参与申请的患儿通过率如此之高?


昨天,王汝鹏承认,目前小天使基金的制度设计中,对于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监督,确实是个缺失。“如果没有马书军案发生,可能确实发现不了。”


据王汝鹏介绍,在2007年到2008年10月份,也就是马书军涉嫌截留救助金的时间段里,小天使基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主要有3名,一个是办公室主任任瑞红,另外两个是志愿者李青晓和何忠祥(两人均是红基会的签


约志愿者,到红基会坐班)。目前,这三人均已离职,任瑞红已调到青基会工作。


马书军案发后,红基会曾进行过内部自查。王汝鹏称,任瑞红、李青晓和何忠祥均到红基会说明情况,但均未承认与马案有关。


王汝鹏称,马书军并不是红基会的坐班志愿者,也并未签约。但因受到过红基会的救助,其和小天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


“如果出于熟人关系,对马书军提交的材料,有一些感情上的倾斜,也是有可能的。”王汝鹏说,“其实,所有来小天使求助的患儿,都是需要救助的,我们设立的标准,其实也很无奈,贫困程度,病情轻重,并没有特别高的区分度。每次评审,我们心里也很为难。工作人员也承担着这样的压力,他们有一些感情上的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王汝鹏说,只不过,这破坏了公平。


“如果工作人员明知马书军私自截留善款而配合,或从中获利,就是另外的问题。如果内部人员确实有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毒瘤清除掉。”王汝鹏说。


王汝鹏称,今后,将对小天使基金的评审环节和评审标准进行改进,“比如,依据先来后到的原则,最公平”。


记者昨天获悉,涉嫌构成犯罪,马书军目前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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