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被女服务员刺死”:被放大的社会撕裂[转]

大刀红雪 收藏 0 149

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与一女服务员发生争执,该服务员用修脚刀将对方两人刺伤,其中一人被刺伤喉部,经抢救无效死亡。据野三关镇一位退休干部称,双方争执可能是因事发前邓贵大向邓某提出特殊服务要求,遭拒后,邓贵大从怀中拿出一沓钱抽打邓某的头部,由此引发了命案。


在这一尚未获得确证的说法面前,网友群情激奋的程度则令人有些目瞪口呆——数以万计的留言,几乎集中于对被刺死官员“活该”的情绪喷发,女服务员成为弱势群体无奈自卫反抗的标符。一边倒的情感倾向如此汹涌,似乎让整个事件在尚未完全水落石出时就已然定性。


这种情绪化体现并不鲜见,在这两天的“杭州富家子弟开车撞死大学生”、“清洁工‘捡’300万金饰”事件中:网上言论迅疾出现了旗帜分明的舆论阵营,某大型门户网站甚至出现了300万网友就“清洁工‘捡’300万金饰”事件投票、九成认为非盗窃的奇观。如果将网络视为民意指向出口一个日益重要的参照指标,在剔除掉某些过度情绪化的意见表达后,上述现象显然共同凝聚为一个命题——为什么如此多的网民“仇官”、“仇富”、“挺清洁工”?


如果我们认同,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不同于知识技能的直接教育,人的道德品质、人格养成、价值观以及对社会现象的认知,更多地依靠环境的感染熏陶。长期生活在宽容平等的社会氛围里,耳濡目染, 就将养成相对平和乐观、理性分析等亲善品质。相反,长期生活在人际关系紧张、各阶层接触日渐减少乃至淡漠的社会气氛中,人们形成的可能就将是缺乏信任、本位冲动等情绪产物。


“杭州富家子弟开车撞死大学生”的民愤激昂,是类似事件之前已经多次发生,从所谓的“三环十三郎”等富家子弟飙车、到更广泛的国内富豪过度炫耀一掷千金、对下层民众权利蔑视乃至压榨、以及财富原始积累阶段“原罪”等形象危机,以及当下基尼系数拉大引发的贫富两极分化,使得民众对富豪阶层的所作所为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反应,而富豪及子弟的不加节制又在加深民众的思维定式。


“清洁工‘捡’300万金饰”事件,清洁工属于社会底层的传统身份,与“捡”到300万巨款的偶发机遇构成了事件的奇妙,再加上之前各类报道采访中清洁工的自我辩护,让不少读者根据信息反馈判断其无意为之的可能性大于蓄意犯罪。从人类心理学来讲,人们会不自觉地将某个事件与似乎关联的其他事件进行纵向比较——官员轻易挪用贪污数千万从轻发落、许霆因为银行取款机的设计缺陷获得意外之财而获刑过重,这些前车之“鉴”都让人容易将“无辜”之类的认知附加在清洁工的弱势符号上。


“官员被女服务员刺死”中一退休干部未经证实的说法,又制造了民众女服务员刺死官员的“果”,来自于官员无礼在先并采取用钱抽打其头部的野蛮之“因”,官员与服务员两个相差悬殊的身份符号被再次抽象化,成为权力践踏权利、人性保卫自尊的意义阐述。女服务员刺向官员的那把修脚倒,无疑也刺中了民众情绪挤压的软肋,为弱者主持正义的道义感召、女服务员可能就是下一个“我”的心理暗示,掩盖了等待真相后再加以分析的理性克制。


这三起事件背后看似失却客观公正的“民意暴力”,实则是在现实生活中,民众更多扮演沉默的大多数,只能在口水板砖中寻找心理慰籍。毕竟,直接决定社会基本框架和运行规则的,并不是道德层面的公序良俗和文化心理,而是公共司法制度和公权运作方式。这两者直接塑造社会模式,并对民众心理产生深远影响。如果民众总是从某些公共事件中得出结论——司法对于官民同一性质与程度的行为偏向于选择性执法、富豪总能肆无忌惮地在社会各个层面挤占民众权利空间、权力沦落为少数人玩弄公众权益的橡皮图章,于制度救济无力的愤怒就会演化了逐步拉大的社会撕裂困境,这恐怕才是上述事件所放射的最值得警惕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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