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夭亡家庭生存状况调查:身心遭双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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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夭亡家庭生存状况调查:身心遭双重痛苦

2009年06月01日10:59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这是一群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特殊群体,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的“饥荒岁月”,70年代动荡不安的“文革时代”和“上山下乡”运动,80年代忠实地执行了“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90年代面临下岗再就业,如今却又遭遇“中年丧子”之痛


他们经受了旁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还要面对养老缺乏保障的艰难前景。


“感觉自己像祥林嫂”


5月19日,邢芳在北京见到记者时,依然难以掩饰一脸的悲伤。


“随着‘六一’儿童节的临近,我现在特别想离开人世的儿子。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找一个特别空旷的地方,喊道:‘儿子,妈妈想你了’,‘妈妈没啥奢望了,你让我做个梦吧,这样让妈妈看看你就行了’”一谈起2000年因白血病而离开她的儿子,邢芳立刻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邢芳今年53岁了,然而,看上去,她要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上10岁。


她告诉记者,儿子走之前,怕她想他,就常叮嘱她说,“妈,你就当儿子去国外上学了,有出息了,忘本了,不再想自己妈妈了。你就这么想,就不会想我了。”


“我觉得自己像‘祥林嫂’,老想着自己的‘阿毛’。”她向记者苦笑道。


邢芳唯一的儿子曾是石家庄一中的优秀学生,在高考前夕,因病情加重而永远离开了她,使她饱尝了“中年丧子”之痛。


“我对儿子要求也比较严格,儿子也很争气,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非常优异,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也特别喜欢他。”邢芳说,“但在2000年,孩子没有了,我觉得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变了。”


“我这人克制力还是挺强的,以前很少在别人面前掉眼泪。”她对记者强调,“我现在没有跟原来单位的同事再联系,就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也不想再联系,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里的那个痛。”


儿子离开的那年冬天,邢芳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有一天,邢芳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骑车的小伙子,背影特别像她的儿子,她就不由自主地一直跟着人家。


邢芳告诉记者,“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后来,老公就老跟着我,怕我出车祸。”


“其实,这事对我爱人的影响特别大。儿子走了以后,他就不知所措,情绪坏到了极点。没事就去喝酒,每次喝到很晚才回来。回来后,在我们院里又哭又闹。回家后,面对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自责,他总觉得自己对儿子付出的比较少,最后我们两个人抱头痛哭。”说着,邢芳再次泪流满面。


“我们这些人心里都有毛病,我知道我肯定也有毛病。至少有心理障碍,肯定有。”她神色黯然地说,“都已经快10年了,我天天加班,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地特别忙,尽量都不在家。不然,回到家里,看到熟悉的环境,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儿子。”


“如果不是想到死了以后,我的父母会多么伤心,真想自己跟着孩子一起离开。因为老人不管有两个或三个孩子,你毕竟还是他的孩子。这就是当时我能够活下来的唯一支撑。”说着,她的神情开始坚定起来。


“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


为了排遣心中的悲苦,邢芳很渴望找个“同命相怜”的姐妹倾诉一番。于是,她一有时间就在网上进行搜寻。


后来,邢芳在网络上搜到了重庆的独生子女“孤残家庭”的正式组织——“星缘联谊会”,及武汉的相关自助组织“连心家园联谊会”,多方努力和他们取得联系,并融入他们。


随后,她和两个联谊会中几个年龄相仿的姐妹组建了自己的“星星苑”QQ群。慢慢地,她认识了一批同她一样的兄弟姐妹。


在“星星苑”QQ群里,给邢芳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江苏镇江的大姐,叫张兴宪,1948年出生,是68届高中生,1969年下放到生产建设兵团2师11团20连,是个老三届的知青。到1978年,10年的农场生涯结束回城时,这个张大姐已经年过30了。


和《于无声处》的那一部话剧惊人的相似,张大姐的爱人是个刚毕业的医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回城后,在不断地奔走努力下,平反了。他们结婚时,张大姐已是33岁,爱人也已38岁。


第二年,张大姐有了女儿,唯一的女儿庞倩。女儿聪明、乖巧,脸上永远是灿烂的笑容。在孩子的身上寄予了张大姐全部的希望,孩子也是她生命的全部。在历经多次坎坷、磨难之后,张大姐以为从此开始了幸福生活。


然而,命运却在捉弄人。庞倩大学毕业后,在厦门航空旅游集团工作的第三年,即2007年8月,噩耗传来:女儿病了,走了。


在厦门的医院,极度悲痛的张大姐一头往墙上撞去,是医院的护工把她救了下来,却落了头痛的“后遗症”。


从厦门回来后,家里女儿用过的东西,一次次地让他们“睹物思情,悲痛欲绝”。实在受不了,他们离开了原来的家,在另一个小区租了房子。那年,张大姐刚好60岁,爱人也已65岁了。


从那以后,两人生活的轨迹彻底改变。


他们再也没有去过一家大型的商场或超市。就在小区的小超市里购买一点必须的日用品,吃的是方便面、速冻水饺、汤圆等等。他们哪里还能有心情去切片、切丝,去炒、去炖啊。此时,食物不再是享受,仿佛只是为了维持生命。


老两口常常一天也说不上两句话,以前最喜欢谈论的话题是女儿,最重要的话题也是女儿。而现在想说,不能说,谁也不愿意去触及心中那个巨大的痛。后来,他们都落下了严重的失眠症,常常睁着眼等待天亮。偶尔睡着了,也常常被噩梦惊醒。


就这样,他们煎熬了几百个日日夜夜。张大姐的身体每况愈下,得了乳腺癌,可是她坚决不愿意去做手术。


张大姐说,她不是怕开刀,是怕见到病房里别人儿女绕床的情景,她会受不了。她更怕病友问起孩子的情况,因为到他们这个岁数的人,见面谈的话题一般都是孩子。最后,张大姐爱人向医院说明情况,医院给了一个单间,张大姐做了乳房切除手术。


和许多“同命妈妈”不一样的是,张大姐遭受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



“将自己未尽的爱延续下去”


“星星苑”QQ群里,有一位来自武汉“连心家园联谊会”的老陈。


2008年8月18日,老陈唯一的儿子不幸猝死,才刚刚走完24岁的生命历程。在他与妻子极度的痛苦与迷惘中,他们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连心家园联谊会”。


这是由一群遭遇同样命运的兄弟姐妹们自发组织的自助性群体,是由一位叫李铭兰的大姐捐资3万元,于2007年9月建立的。成员现有300多人,都是来自于独生子女“夭亡家庭”。他们中有老师、医生、工程师、机关干部、工人、企业家和银行职员等。


老陈告诉记者:“从此,我们这群‘苦命人’有了倾述心声的地方。大家亲如姐妹,相互走动,有难同帮,相携相敬,共渡苦难,在精神上使这群人互相得到了慰藉。在这个大家庭里,没有自卑,没有歧视,有的就是相互的搀扶与安慰。”


而在此之前,这些家庭中,有的儿女去世了多年,其父母却舍不得将其安葬,至今将孩子的骨灰安放在家里;有的家庭因失去了孩子,夫妻反目而离异;有的没有了生活的目标,不愿与家人和社会接触,甚至会产生自杀的念头


还有一位母亲,儿子大学毕业患上白血病不幸去世,儿子走后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加入联谊会后精神面貌有所改变,但当偶尔碰到一位久违的朋友时,人家随意说了一句“你的气色比以前好了一点”时,她回家后立刻痛哭一场。


姐妹们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她感到自责,她觉得她不该气色好,她应该陷在痛苦中才是对得起远去的儿子。也有不少母亲觉得,买一件高档一点的服装或者多花一点钱,都会觉得对不起远在天堂的孩子。


据老陈介绍,武汉“连心家园联谊会”建立后,不但为失去孩子的家庭主动提供精神救援,帮助他们渡过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而且开展互助互爱活动,帮助丧子家庭中的年老体弱者,并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关注;同时,参与社会上的公益活动,对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两年来,“连心家园联谊会”成员多次去残疾人福利院慰问,请社会孤儿吃年夜饭,资助贫困大学生与白血病人等。去年汶川大地震时,他们自发为灾区捐款达1万多元。


老陈说,做这些事情对一个正常的人或一个群体来说是举手之劳,可对这样一个经历了丧子之痛的群体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大家是在心滴着血、眼含着泪的状况下,来参加这些公益活动。”


很多联谊会成员表示:“我们是为孩子而做,将自己未尽的爱延续下去。”


构筑“倾诉、交流的精神家园”


在“星星苑”QQ群里,还有位来自重庆“星缘联谊会”的成员,其中一位被大家尊称为“王大哥”的王长琳,格外引人注目。


2006年7月,王长琳唯一的儿子王锐31岁时因病去世,一度使他陷入封闭、孤独与痛苦之中。他整天闷在家里抽烟,一天要抽好几包,十天、半个月难得下楼一次。


当年11月,王长琳参加了沙坪坝区渝碚路街道办事处组织的一个座谈会,商谈专门为独生子女夭亡家庭成立“星缘联谊会”的有关事宜。在会上,他被大家推任为“星缘联谊会”渝碚路小组组长。


2007年1月,在重庆市计生协、沙坪坝区计生委及计生协的支持与配合下,沙坪坝区“星缘联谊会”正式成立,在小龙坎街道黄桷湾社区设立了联谊会会所,并很快在全区各街镇成立了14个联谊小组。


于是,“星缘联谊会”成为王长琳和其他相同命运的兄弟姐妹们相互倾诉、交流的精神家园。王长琳说,“星缘联谊会”正像所贴出的标语“会所我的家,温馨你我他”。


王长琳告诉记者,“星缘联谊会”创办两年来,通过举办健康讲座、插花艺术培训、组织献爱心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进一步愉悦了会员身心,改变了大家的精神面貌,提升了生活质量,帮助他们重新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目前,该会所共吸纳300多户中年丧子家庭,约640余人入会。


据了解,目前,重庆市共组建了11个“星缘联谊会”,其经费来源有三:一是市计生委通过区县计生协对新建的会所一次性下拨10万元,每年运行费用3万元;二是接受社会捐助;三是会员个人分担。


“为了活跃会员们的业余生活,我们把会员中的许多艺术人才组织起来,成立了演唱团,购置了简易道具和服装,自编自演,自娱自乐,搞得有声有色,甚至参加了市计生委的调演。” 王长琳自豪地表示,2007年6月,沙坪坝区特意请著名词作家王光池创作了“星缘联谊会”会歌——《星缘是我们共同的家》。


“鉴于全区数百户会员,散布在各个街镇,不可能经常到会所来活动,联谊会在街镇或相邻的街镇成立了若干小组,平时以小组活动为主,必要时才集中到会所活动。”王长琳介绍说,许多小组活动很活跃,各小组积极筹集资金,开展了形式多样、独具特色的文体及休闲活动。其中有春游踏青、在农家乐搞生日宴、在会员家中搞家宴、在会所搞饺子宴,去探望、慰问生病的会员等,对周边的群众也很有吸引力。


各街镇、社区也在各种节日期间,都以上门慰问、茶话会、团拜会等形式举办活动,让会员们有了亲人团聚的感觉。通过各种活动,使他们舒心开心,互爱互慰,忘掉过去,走出阴影。


“去年初,重庆市政府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见,责成市财政局市计生委共同拟定了新的政策,并经过市府办公会通过,将特别扶助费由每人每月100元提高为260元。这其中可能也有我们沙坪坝‘星缘联谊会’的努力。”王长琳对此“深信不疑”。


记者观察


从经济养老到精神养老有多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


类似于武汉“连心家园联谊会”与重庆“星缘联谊会”的组织,还有上海的“星星港”。但事实上,在全国作用很大的这类组织,数量却很少。


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至2008年,独生子女人数已超过1亿人,占总人口的8%左右。


“在所有的计划生育家庭中,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最大的家庭。一旦遭遇非常事件导致孩子夭折或者严重的伤病残,‘风险家庭’就转化为‘残破家庭’和‘困难家庭’,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和帮助就很难摆脱困境。”北京大学穆光宗教授如是说。


根据1990年人口学界研究数据显示,我国每1000个出生婴儿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由于死亡概率的变化十分缓慢,所以 5.4%和12.1%的家庭会经历孩子夭折的风险,几乎难以规避。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现在无后的家庭有57万之多。


2007年8月31日,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决定,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开展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工作。


随同一起公布的《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中,要求扶助对象应符合以下条件: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方年满49周岁;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


其扶助标准是: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独生子女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的扶助金。


早在2006年,湖南省部分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扶助制度就开始实施。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自行制定和实施、全面覆盖城乡、扶助资金省级全额承担的、长期执行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当年底,湖南省有6000多名符合扶助政策的人员。


随后的2007年,江苏省开始实施了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共向城乡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兑现扶助金6960万元,惠及群众6万多人次。


广东省从今年5月1日起,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据初步测算,全省符合政策的扶助对象约有7000多人。而该省的标准分别是120元和150元,均比国家标准提高50%。同时,鼓励珠三角等有条件的地区在省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扶助标准。


专家指出,近年来随着疾病、车祸、溺水、食品安全等等原因,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发生率呈持续上升态势。这项制度的有效实施,有利于缓解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实际生活困难,并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镇江的张兴宪大姐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作为“中年丧子”的特殊群体,很想有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养老院,大家住在一起,年轻的可以照顾年老的,身体健康的照顾生病的,互相帮助不需要付工资。


今年57岁、来自唐山的宋丽萍告诉记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到将来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去处就是养老院。所以,我们迫切要求政府给我们这群‘绝户家庭’建立一个自己的养老院,并解决我们的医疗费用。”


此外,还有不少家庭建议,政府应在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第一时间进行慰问并给付国家补偿金,让父母在最悲痛的时候及时感知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并制定相关的养老医疗优抚政策,让没有子女关怀照料的孤独父母也有安心就医的保障。


“事实上,大多数这类家庭要求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关注与诉求,他们往往不在乎国家给予经济补偿的多少,因为这些钱实际上对他们起不了多大作用。”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认为,他们渴望精神层面的交流与抚慰,以缓解精神上的孤独、封闭与自卑。而当他们老了以后,则更多关注养老和医疗问题。所以国家和社会不仅应解决他们经济上的养老问题,更包括精神上的养老问题。 (汪孝宗/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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