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战同盟五支部到日军46人集体暴动

一剑曾当百万师 收藏 5 6387
导读:赵晓泮 抗日战争时期,在鄂豫边区(前期称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一个由幡然悔悟后的侵华日军士兵组成的反战组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五支部。他们和新四军五师的指战员、边区群众并肩作战,广泛深入地对侵华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教育,对边区周围据点的日军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其厌战情绪日益增长,并促使驻扎在应山县城的日军第三师团工兵大队46名士兵集体暴动。此次暴动,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内部反叛暴动,被日本军部称为“在帝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揩不掉的污点”。在这些暴动士兵中,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有的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解

赵晓泮


抗日战争时期,在鄂豫边区(前期称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一个由幡然悔悟后的侵华日军士兵组成的反战组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五支部。他们和新四军五师的指战员、边区群众并肩作战,广泛深入地对侵华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教育,对边区周围据点的日军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其厌战情绪日益增长,并促使驻扎在应山县城的日军第三师团工兵大队46名士兵集体暴动。此次暴动,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内部反叛暴动,被日本军部称为“在帝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揩不掉的污点”。在这些暴动士兵中,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有的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坂谷义次郎——由一名侵华日军士兵转变为反战同盟五支部支部长




1940年9月的一天下午,一名日军士兵从赵家棚据点只身逃出来。身后有几名日本兵在追赶,并不时开枪。那个日本兵拼命往前跑,跑到山上不走正道,也不管有没有荆棘,直往前冲。被我民兵发现后,向追他的日本兵放了一阵枪,打伤了两个敌人,其他日军这才不追了。


天快黑了,民兵向这个日本兵喊话,他不回答。民兵找到他,他睡在地上就是不起来。无奈之下,民兵只好把他抬到山下的湾子里,要他吃饭,他也不吃,叽里哇啦地说话。民兵听不懂,后来他就在地上写字,问他们是什么人,民兵写是新四军,他又写要见长官,民兵说可以,他这才肯吃饭。


第二天,两个民兵护送这个日本兵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林滔接见了他。这个日本兵中长脸,中等瘦长的身材,满身污泥,黄军服的纽扣差不多掉光了,脸上、手上有划破的血痕,十分狼狈。他见到林滔时,两眼露出怀疑、恐惧的眼神,低着头,不说话。


曾经在日本留过学的林滔用日语问他:“你叫坂谷义次郎吧?我们欢迎你!”


这个日本兵听到林滔流利的日语,诧异地抬起头看了看,又低下头答道:“是,我叫坂谷义次郎。”


林滔说:“听你口音是大阪人吧?”


坂谷义次郎说:“是的,我是大阪人。”说完,还是低着头。


林滔亲切地说:“这几天你辛苦了,休息一下,先洗个澡,换换衣服,吃过晚饭后,我们再好好谈谈。”又说“我们这里也有你们日本同胞,让他们招待你吧!”


在敌工科工作的森田博美、大久保良志等几个日本人,招呼坂谷洗澡、吃饭,并同他谈话。


晚饭后,林滔搬来两个小板凳,在月光下,在稻场边,他们长时间地交谈起来。


第二天晚饭后,他们又谈到深夜,坂谷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第三天晚上谈话后,坂谷脱下了日军黄军服,穿上了新四军灰色的军衣,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坂谷来到边区后,便和先前来的森田博美、大久保良志、星文治、北村宪夫、中野重美等,经常一起谈论自己的痛苦经历,谈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坂谷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还是带头撰写了《我为什么参加新四军》的日文宣传品,油印成传单,散发到日军据点,产生了一定影响。


坂谷原来是一名纺织工人,家里有年迈的母亲、未成年的妹妹和亲爱的恋人,一家人生活得很美满。就在他快要成亲的时候,一天他放工回家,接到了一份被征入伍通知书。几天后,他就应征入伍了。那几天,老母亲走街穿巷,求人在一块白布上缝千人针,在神社里求来“护身符”,保佑儿子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平安。临别时,恋人和小妹穿着和服,摇着小太阳旗,含泪送他离去。


然而,一别就是6年。他在中国战场上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征战、野蛮的屠杀、仇视的目光;看到的是他的战友们龟缩在据点里,终日提心吊胆,过着死气沉沉的日子。


坂谷痛苦地述说他为什么要投奔新四军:1939年3月的一天,他所在部队的两名军士闯进林家大湾,轮奸了一名怀抱婴儿的妇女,之后还在这名年轻妇女赤裸的下身连刺了几刀,婴儿也被刺刀戳穿了。这个妇女的丈夫忍无可忍,打死了这两个毫无人性的日本兵。第三天拂晓,日军突然包围了整个湾子,把200多户人家全部赶到一个空场上,用机枪疯狂扫射。顿时,几百名无辜的村民倒在血泊中。日军还不甘心,接着又放火烧房子,这个大村庄被夷为平地。


这一切所见所感,促使坂谷下定决心跳出苦海。不久,该小队在我军民的包围下被迫撤出赵家棚,坂谷利用撤离的机会,不顾一切逃离了日本军队。


1941年1月3日,李先念司令员、任质斌政委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庆祝大会上,为坂谷参加新四军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不久,从延安传来消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觉醒后的日本士兵,为了反对侵华战争,早就建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后又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指导下,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又称“日本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受此启发,坂谷和他的日本战友也积极酝酿建立同样的反战组织。


1941年4月5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原挺进纵队政治部敌工科也改为五师敌工部,林滔任部长。接着,豫鄂边区日本反战同盟成立,坂谷当选为支部长、森田博美任副支部长,盟员共20人。按照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序列,该支部被定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五支部。李先念出席了成立大会。他紧紧握着坂谷的手,说:“你们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你们的工作,代表了日本千百万人民的要求和希望,一定会胜利!”后来,新四军第五师又相继开辟了鄂东、鄂皖抗日根据地和鄂南游击区,成立了鄂豫边行政公署。


坂谷在新四军这个集体里,在和抗日军民的接触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也迅速发生转变。坂谷深深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和大财阀统治的罪恶,意识到自己仅仅作为一名反战战士是不够的,还要为全人类的解放,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一切。他向新四军五师政治部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并和反战同盟内的骨干多次进行商谈。


1944年3月,经过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党组织批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五支部内部不公开地建立了日本共产主义同盟鄂豫边区支部,第一次吸收坂谷义次郎、森田博美、森增太郎、星文治、松原秀雄、北村宪夫等10人参加。坂谷成为该共产主义同盟支部长。此时的坂谷,已经完全能够按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积极开展反战的组织、宣传和教育等各项工作。


日军把坂谷看成眼中钉,极力想铲除他。1944年9月,坂谷去应城执行任务途中,在经过汉(口)宜(昌)公路时,被埋伏在公路边的日军特务逮捕。


日军特务怕新四军营救,连夜将坂谷押往武汉的日军特务部。在日军的军事法庭上,坂谷被秘密审讯。法庭以投敌叛国罪起诉他。坂谷大义凛然,慷慨驳斥,坚贞不屈,最后被日军杀害,牺牲时不到30岁。


在坂谷的遗物中,除了衣服和日常用品,只剩下他珍藏的3张照片:一张是他和部分反战同盟盟员与敌工部部长林滔的合影。一张是他战前在日本时和母亲、妹妹、恋人的合影,像片上的坂谷满脸含着幸福的微笑。还有一张也许是他投奔新四军前收到的亲人的像片。像片上,他的母亲满头白发,妹妹和恋人因缺乏营养憔悴不堪。


坂谷牺牲后,由森田博美代理支部长,继续领导反战同盟五支部的工作。




反战同盟五支部——一个有着很强战斗力的特殊组织




反战同盟五支部的反战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们用日文编写、印刷的反战宣传品,像一颗颗炸弹投向日本侵略者。宣传品内容丰富多彩,有政论文章、时事新闻、诗歌、漫画、小说,还有用日本的俚歌、民歌谱写成的诸如《思乡曲》、《自由的钟声》等反战歌曲。并有选择地刊载一些从日本国内寄来的家信,报道日本国内人民的苦难。


1942年下半年后,反战同盟五支部还编有不定期出版的报纸:《反战旗》和《新导报》。坂谷在《反战旗》创刊号上,亲自写了一篇题为《同文同种,中日亲善》的文章。大意是,中日一衣带水,战火使两国人民都陷入灾难的深渊。日本只有改弦更张,停止战争,才能真正做到“中日亲善”。


刚开始时,宣传品是油印的。有一个叫平尾的盟员,能刻一手极好的仿宋体字。但随着宣传的发展,散发的数量越来越大,油印已远远不能适应需求了。在边区印刷厂大力支援下,改油印为石印,但还是满足不了需求。后来,敌工部通过关系,弄到几套有各种型号、字体的日文铅字,宣传品就直接在边区印刷厂大量印刷。宣传品不仅有单色的,还有彩色套印的,精致美观,更增加了宣传效果。


在反战同盟五支部的驻地,经常看到来自部队和边区抗日政府的交通员以及人民群众,将一捆捆、一包包印好的传单、物品,装进背包、挎包里,然后匆匆离去。他们将这些用日文写的宣传品分送给各游击队、武工队和基干民兵,由他们散发出去。


民兵常趁黑夜摸到铁路边、公路旁,把宣传品贴在墙上、电线杆上、火车车厢上。武工队潜入日军据点内,用边区兵工厂生产的枪榴弹,把一卷卷宣传品打进日军驻地或碉堡附近,借爆炸飞散开。他们还通过各种方式,把宣传品散发到日军营房周围,甚至放进日军经常去的“日本料理屋”和随军妓院。


反战同盟五支部还仿造日军信封,盖上三角形的军用邮戳,写上各自熟悉或收集到的日军单位、士兵姓名,用军邮方式将宣传品直接寄出。在日本传统节日,反战同盟五支部还做“慰问袋”,袋里装着边区出产的核桃、板栗、花生、红枣,以及边区生产的“女将军”烟等,夹带着宣传品,通过各种渠道送到日军手中。


对人数少的日军据点,在部队的掩护下,反战同盟五支部的盟员乘黑夜直接摸到据点附近,用土制的喇叭对日军喊话。开始,据点里的日军无目标地乱放一阵枪,后来被生动、亲切的本国语言感动,枪声平息了。据点里沉默无声,有的日军还从碉堡里伸出头来认真听。反战同盟五支部的盟员唱起凄凉哀婉的《思乡曲》,碉堡里传出隐隐的哭声。当反战同盟盟员离开的时候,身后照例又听到一阵枪声,这是据点里的日军给他们“送行”。


反战同盟五支部的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边区周围的日军大都看到过日文宣传品,都知道新四军里有个反战同盟五支部,许多人冒着可能受到严厉处罚的风险,暗自收藏,互相传阅。在战场上,处于劣势时剖腹自杀的逐渐减少,投降或投奔新四军的慢慢增多。有个叫铃木濑太郎的日本士兵,自己偷偷藏着反战同盟五支部印制的“边区通行证”,利用武工队在据点附近活动的机会,突然跑出来,举着“边区通行证”,到了新四军这边。后来,他成为反战同盟五支部很活跃的反战战士。日军中的朝鲜士兵,更是成批地逃到新四军这边来。为此,鄂豫边区专门成立了朝鲜义勇队联盟,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五支部并肩开展反战工作。



侵华日军内部最大的一次反叛——46人集体暴动




湖北应山是日军第三师团所在地。新四军五师和反战同盟五支部以各种方式,甚至派人打入第三师团内部,对其进行反战瓦解工作。该师团工兵大队一中队经常收到寄去的传单和食品,反战情绪日增。


1942年10月,在第三师团进攻湖南的前夕,一中队中队长因有新任务,需要离队一段时间,由关中尉代理中队长。关中尉一向盛气凌人、蛮横粗野,对部下动辄破口大骂,拳打脚踢,士兵对他早就不满。


10月7日晚,关中尉突然命令全体集合,进行训话。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加之又不是惯例的集合时间,士兵们没有思想准备,更有些人晚饭后出去了。集合点名时,曹长山口、军曹平井、伍长三井等三人没有归队。关中尉先是当着全体士兵破口大骂,当三人回来后,又把他们拉出队列拳打脚踢,用木棒猛烈抽打,用竹刀在他们身上乱砍。接着,又把平时对他表露过不满的三井拉到一边,借机报复。用竹刀在他身上乱戳,用木棒猛击其头部,三井当即昏死过去。关中尉还不罢休,命令勤务兵将三井绑在宿舍前,浇了好几盆凉水,浇醒后再打,打昏后再浇醒接着打。这样反复多次,三井被打得死去活来,头上鲜血如注。直到关中尉发泄够了,在其他士兵的一再求情下,才就此罢手。


关中尉的暴行,激起士兵们的强烈义愤。他们开始秘密酝酿惩罚关中尉的计划。10日晚,山口召集几名士兵,商量如何下手。他列举了关中尉的十大罪状,并以探询的口气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大家早就受够了欺负,一致表示同意。然后,他们分头活动,动员士兵集体行动,准备痛打代理中队长。


14日,三井召集愿意参加行动的24名士兵,用假名进行签名,用刺刀划破手指,滴血盟誓。消息在士兵中传开后,15日,又有22名士兵要求参加行动。他们决定当晚采取行动,并买来一坛白酒,每人痛饮一碗,借以壮胆。


晚10时,一名叫高桥的军曹到关中尉住处,谎称上司来电话找他,将他骗出宿舍。走了不到15米,这时,三井从暗处一跃而出,照着关中尉的脑袋就是一棒;与此同时,高桥也转回身,一拳将关中尉打倒。早已埋伏在两旁的士兵一拥而上,齐声喊着:“打呀!打死这个坏家伙!”拳头、棍棒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关中尉被打得鼻青脸肿,倒在地上起不来。一个少尉闻声跑出来企图干涉,被山口猛击一棒,吓得抱头跑了。山口随即带领士兵冲入关中尉的宿舍,将所有东西砸个稀烂。这时,许多士兵高喊:“走啊!回日本去,我们不当兵,不打仗!”


但很快,日军大部队就对暴动士兵进行了镇压。山口、三井等几人被押送到师团司令部。经过严刑拷打、审讯后,被投入监狱。其他参与行动的士兵也都受到了惩罚。


这次暴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受一中队的影响,驻应山的日军厌战、反战情绪日益增长。许多下级军人公开地咒骂天皇和日本政府;二中队中队长野沫,甚至因厌倦无休止的侵略战争而开枪自杀。又有一些人投诚举义,加入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行列。




毅然参加中原突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




1945年1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到鄂豫边区,随同南下的由延安日本共产党派来的冈岛,担任了反战同盟五支部的代支部长,主持支部工作。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积极准备内战,对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区进行了严密的包围封锁。为了日本战友的安全,五师成立了由日、朝反战战士组成的国际中队。结合当时的军事调停,经与国民党军方联系,将其中的大部分人送回本国。


临行前夕,中原军区政治部(此时,新四军五师与八路军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已奉命组成中原军区)举行了丰盛的酒宴,为他们送行。大家依依不舍,畅叙友情。日本战友表示,一定要把这段难忘的经历铭记在心,回国后把在新四军的所见所闻和兄弟友谊,告诉亲友和同胞,为中日人民的友谊多做工作。


10名日本共产主义同盟边区支部的成员却毅然留了下来,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46年6月,他们跟随中原军区实施中原突围。在突围异常艰险的征途上,他们强渡丹江,大战荆紫关,翻越秦岭,渡过渭河,历尽艰苦磨难。最后只有中野重美和星文治两人随三五九旅到达了陕甘宁边区,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其他8人,因脚烂腿肿、患重病、身体极度虚弱等原因,中途不得不安置在老百姓家里,大部分下落不明,估计已牺牲。


已知下落的仅有森增太郎,他牺牲得非常壮烈。森增太郎是第一个带枪投诚到新四军五师的日本军人,也是反战同盟五支部的骨干。他严格要求自己,模范执行我军纪律,积极开展反战工作,直接参加对日军作战,并亲手开枪打死日军小队长,为那次战斗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部队突围到陕南后,由于敌人的“追剿”,终日行军打仗,缺吃少穿,他的脚底板严重溃烂,无法跟随部队行动,被安置在农民家养伤。不幸的是,在敌人“清乡”时,森增太郎落入敌手。在国民党军队面前,他不暴露自己的革命身份和会讲汉语的能力,为的是避免敌人套取口供。在镇南县警察局被关押三天,敌人一无所获,敌县政府决定将他送至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森增太郎清醒地意识到此去的后果,所以他于当晚乘看守打盹之机,夺过看守的步枪,饮弹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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