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富人的财富价值观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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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比尔·盖茨决定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MirandaGatesFoundation)时,盖茨表示,这是他和妻子梅琳达的共同决定,“我们决定不会把财产分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

盖茨1975年创办微软后,视窗软件雄霸操作软件市场,让他在1995年至2007年雄居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榜首,过去十多年,盖茨已为世界各地的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成为世界上最慷慨的富人。目前,以盖茨夫妇两人名字命名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慈善组织,其基金规模是老牌的福特基金会的3倍、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倍。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随后的巨额捐赠曾经轰动世界,并带动美国富豪变得更加慷慨。美国私人和公共基金会数量从1997年的逾4.4万家增至2007年的逾7.8万家。12年前,美国《纪事》网络杂志公布的前60名慈善捐赠者排行榜中,仅有两人的捐款数目超过1亿美元。但自2001年以后,捐款数目过亿者人数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巴菲特目前己捐款400多亿美元。

为什么美国富人不把财富传给自己的孩子呢?美国崇尚个人奋斗打天下,不像一些国家尊崇世袭的爵位和财富。很多通过艰苦创业而成功的美国企业家不相信财富可以传代。他们知道,由于富家子弟在钞票堆中长大,一辈子不愁吃喝,无忧无虑,容易养成挥金如土、逍遥度日的不良习气。金钱不但不会给后代带来幸福,相反有可能对后代造成伤害。

巴菲特和盖茨都是当今美国富人的杰出代表。他们秉承“再富不能富孩子”财富观,将钱捐献给社会而不愿留给后代。盖茨曾经说:“当你有了1亿美元的时候,你就明白钱不过是一种符号,简直毫无意义。”盖茨对社会如此慷慨大方,然而对子女则相对吝啬。盖茨多次公开宣布:“我不会给我的继承人留下什么钱,因为我认为这对他们没有好处。”

巴菲特对世袭财富的理念更是不屑一顾。他说:“我从来不相信王朝世袭式的财富。”巴菲特在回答记者有关为什么不把财富留给孩子时说,他认为自已的财富是上帝的恩赐,全部来源于社会,最后也要反馈给这个社会。

许多美国富人都认同钢铁大王卡耐基的观点:“一个人到死的時候还是家财万贯,这是一种耻辱。”。在美国还有一种说法:“没有人能够豁免赋税和生死”。美国人把纳税看成是一种义务,富人自然更不例外。富人们认同社会体谅政府,认为政府也像一个家庭一样,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花费以及对社会的投资。为此,国家一定要有收入,征税是必需的,而逃税则是一种耻辱。

美国很多人都不把遗产传给自家子孙,而年轻人对继承遗产也不感兴趣,他们更崇尚白手起家,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巴菲特曾说:“我希望我的3个孩子有足够的精力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而不是有太多的钱什么都不做。”更多的美国人认为:父母溺爱孩子,让孩子只会享受,可能是一生中最糟糕的事。因为这样会使孩子失去经历属于自己的成功和失败的机会。他们不想让孩子成为坐享其成的富人,担心让孩子轻易得到巨额财产,会抑制孩子的才能,使子女成为只会守财、享乐而不具有创造财富能力的人,甚至会将他们推向堕落的深渊。捐赠有利于子女的成长、成才和社会的发展。

许多美国富人认为,他们的家人已经生活得很好了,而“财富不应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几年前在致布什总统的一封请愿书中写道: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和他们的家庭。因此他坚决反对布什总统取消遗产税的提议。巴菲特曾当着孩子的面在公司股东大会上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

相比美国人,中国人更重视血缘关系的传承。孔子有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至少意味着,人生在世的主要任务之一,应该是把自己的功业传给骨肉至亲。换句话说,我们是把永生的希望寄托于血缘的一脉相传之中,因而我们才会如此迫切地追求“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的梦想。就以领养为例,美国人一般不太会介意自己的子女是领养来的,有时,他们甚至热衷于领养与自己种族不同的孩子,比如某些明星就领养具有东方血统的孩子,且不止一个。刚刚上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就从中国和印度领养了两个子女。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般仅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会领养孩子,而且领养之后,总要竭力掩盖,因为我们更看重所谓的嫡传正宗血缘关系。

也许这一差异与***传统有关。在基督徒看来,孩子都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而非父母的私物,当父母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之后,就该及时放手。在此意义上,拥有孩子的乐趣主要在于养育的过程之中,而非为了香火的延续,或日后子女对养育之恩的回报。另一方面,中世纪的***会曾经规定,神职人员不得结婚,以便一心侍奉上帝。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规定,西方社会对于独身现象早已见怪不怪,在他们看来,当一个男人选择以事业为重时,甚至会放弃婚姻。这就是西方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选择独身的原因,如康德、牛顿、笛卡尔、休谟、斯密等人,不胜其数,这些思想史上的伟人都没有留下自己的骨肉,但他们却英名永存。

正是基于这样的差别,导致中美富人财富观的不同。对于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当今美国富人来说,人生在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如何为社会尽责尽力,而不是为自己和子女谋利。或者说,一个人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要远远超过家庭义务。但对于更多的中国富人来说,却尤为看重个人对于家庭应尽的义务,由于孩子身上流淌的是自己的骨血,因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说到底,血总是浓于水,一笔写不出两个同样的姓氏。这些都是我们的常用语,而其中的文化含意值得玩味。

据美林全球财富管理环太平洋区总裁孔旭洪表示,在全球5个富人增长最高的国家中,亚洲区占了4个,依次为印度、中国、南韩及印尼,中国去年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超过了40万人,而一些超级富人(指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大多已把财产转移或存放于境外。

尽管回报社会和回报后代都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但哪一种方式更可靠呢?且不说家族之中会有败家子,正如中国古训所言,富不过三代,而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当然不可能走向毁灭,就此而言,回报社会本身更为可靠。

我们现在看到,香港的一些巨富,在巨额捐款的时候,往往以父母的名字命名基金会和捐建图书馆、教学楼。这是一种回馈社会和光宗耀祖、泽被后世相结合的善举。显然,中国人的血缘亲情观念不会轻易改变,但是善举、回馈社会的模式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变得多元。比如汶川地震之后,上海退休教师沈翠英自愿把自己的一套房产捐赠给四川地震灾区,以在都江堰市建造一所能抵抗强震的学校。说起这套房产,她原本是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打算留给自己孙辈的。然而,地震后她改变了主意,理由极为朴实,留给灾区的孩子,她将被更多的学生视为奶奶。

文明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财富的总和,但从财富到文明,并非简单的累积即可天然到达。从比尔·盖茨身上,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财富态度。在积累财富之时,比尔·盖茨的财富以及投机行为,“总是让人想起以前的强盗式贵族”,关于微软的垄断争议,至今未息,在前些年他亦经常被批评为富不仁。纵然富甲天下,亦不见得就拥有财富,在走出微软之后,被《财富》称为“理想主义者”的比尔·盖茨,“将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公众面前,为了全世界的贫穷百姓与政府和企业作斗争”,盖茨说:“我会同那些幸运地获得了巨额财富的其他人谈谈,告诉他们如何将财富返还给社会。”

舍天下之财,成天下之善。千金散去,财富归于社会,而又臻于文明,正是财富累积的正道。比尔·盖茨希望自己对世界有正面的贡献,使个人财富最终化为人类文明社会前进的一种助推剂。尽管中国富人的财富崛起同样充满争议,但财富的继承却是波澜不惊地无可非议,中国的“富二代”登上历史舞台,非但没有遗产税的挑战,而且富人们想方设法在把所有的财富与资源一起打包交给下一代。诸如碧桂园娃哈哈的老板们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富一代”,都在想着如何“一世”又“二世”,直至“既寿永昌”地使个人财富为子孙享用不尽,遑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财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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