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彻底克服张国焘错误路线是红西路军失败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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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彻底克服张国焘错误路线是红西路军失败最重要的原因⑴

作者:孙焕臻

内容提要:本文引用中央文献室公布的资料,就西路军西征的由来、失败的经过及其原因,加以阐述和辨析。

关键词:中革军委 西路军 张国焘 西征 失败

关于西路军的问题,在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已作结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结论是客观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实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第二十五条注释“西路军”⑵其中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在表述上似乎给人一种与史实不完全符合的感觉。笔者想就此作一些辨析,以求教于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专家和同仁。

一、西路军西征的由来

西路军的西征,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而是张国焘严重错误造成的既成事实。围绕这个问题,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斗争,是在1936年9月中下旬。斗争重点围绕红四方面军是北进还是西进。

红二、四方面军1936年6月会师后,张国焘虽已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反党活动,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终于迫使张同意两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党中央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于1936年8月,提出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明确指示:“在九月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⑶

9月14日,中革军委又为占领宁夏,对三支红军主力的行动做出具体的部署,特别强调,“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⑷

此后,中央又多次强调;“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⑸“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⑹

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并一再强调:夺取宁夏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⑺

但此时,张国焘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地区,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实际仍不愿放弃脱离中央自成一个局面的企图。经朱德等同志的坚决抵制和斗争,并发电给中央:张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⑻又经中央的耐心说服与挽救⑼,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暂时放弃西进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至10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可以说,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既是战胜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追剿和克服极端艰险的自然环境的胜利,又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退却路线的胜利。

第二次斗争,是在1936年10月下旬。主要围绕对待宁夏战役,是坚决执行中央部署“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首先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还是急于要四方面军渡河西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为此,中革军委于10月11日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从11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⑽。为了实现宁夏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区集结;二、四方面军转进至黄河以东、西兰大道以北的通马静会隆地区休整补充,待至11月10日前完成战役各项准备后,开始北攻宁夏,向南防御,阻敌北援。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完整缜密的作战计划。

但张国焘仍对中央有二心,继续其分裂主义路线,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去宁夏,而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占块地盘,搞“独立王国”。

为了第一步击破南敌,给第二步北攻宁夏做准备和配合河东地区击破南敌,党中央于10月24日电令“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10月25日又电令:“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井眼堡、大营磐、三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⑾此部署的一切目的,在于围绕击破南敌、北攻宁夏做准备。而张国焘却抓住这个机会,准备推行其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西进计划。

从10月25日至30日,不但将三十军渡过黄河,还把总指挥部、九军和五军也陆续渡过河。中央发现后,毛泽东于10月26日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⑿

中央虽三令五申电张按宁夏战役的统一部署办,但张终是不听,置中革军委命彭德怀、刘伯承准备组织的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南敌这个全局于不顾,擅令四军、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结果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由于未能击破南敌,致使我夺取宁夏计划被迫中止执行。对此,彭总在回忆中曾尖锐指出:“张国焘多次破坏了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部消灭……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⒀

第三次斗争,是在11月上旬。主要围绕河西的四方面军是孤军西进至凉州,还是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迅速攻破敌之阻击,占领一条山和五佛寺一线。当时中央令四方面军过河的主要目的,是为实施宁夏战役做准备,并于10月28日电示强调:“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⒁10月30日,又电令河西部队暂控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敌后,继续北取宁夏。在此,既明确指示四方面军过河的任务目的,强调“紧靠作战”,“北取宁夏”,又有警示张国焘不要违背中央的意图,擅自令四方面军孤军西进,被“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

然而,由于红四方面军前线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深刻地理解中央意图,于是在11月初,即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能久停为由,数电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请示河西部队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定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11月3日,中革军委致电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⒂

但,张国焘却于11月5日致电河西部队,指令他们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在此,张完全无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而强调的是“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虽然张也看到被敌隔断的可能,但仍一意孤行,电令陈昌浩等:“不可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⒃又是“不可妨碍”,又是“不受一切牵制”,当然是指中央“妨碍”、“牵制”。这就从根本上与中央的方针相对立。由此种下了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正是根据张国焘的这些指示,河西部队于11月6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至此时,木已成舟,中革军委也只有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但仍强调他们:“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并于8日致电张国焘并陈昌浩等,答复徐、陈等七同志11月7日来电,要求组织前委和军分会,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来电批准。⒄这就是“西路军”称谓和“西征”的由来。

在这里不难看出,西路军之形成,是张国焘对抗中央统一战略部署的产物。中共中央军委只好“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既要坚持原则,以大局为重进行斗争,又要注意团结,避免分裂;往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采取协商态度,因势利导,甚至做出必要的让步。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肯定地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似有不够确切之嫌,或者说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因此,在此提出与注者商榷。

二、西路军失败经过

从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3月上旬,西路军历经四个多月浴血奋战,终遭失败。经过如何?

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时刻把西路军的安危萦怀心头,怕其被敌隔断各个击破。11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询问:“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的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同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下决心西进。12日复电中央:“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⒅因此,就战略方向是东返还是西进,中央一再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丝毫没有强加之意。

这时,在11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时,毛泽东在作的报告和结论中,明确指出:“红军行动主要是向东。”并指出,“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⒆以上不难看出,决不是有人所说的是“中央军委选择了河西作为战略方向”。⒇

西路军贸然西进,11月15日占领古浪;18日占领永昌;21日占领山丹,进入甘北地区。11月16日至18日,九军在古浪一带同马匪五个旅激战,歼敌二千余人,我军亦损失近半,撤出古浪。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红军共歼敌五、六千人,西路军也减至一万八千余人。这时徐向前认为,马匪主力并未击溃,红军有生力量日减,又无根据地,难以补充,是否冷静分析一下形势,以正确决定今后行动方向。但陈昌浩并未考虑这一正确意见,继续按原计划西进。

此时,河东形势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11月21日,红军主力在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取得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敌对我之进攻。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其和平解决,我党与张、杨公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又电西路军,要其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以主力东打,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

12月23日,陈昌浩复电中央,认为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是目前“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虽已付出重大代价,但完成这一任务已无问题。如果东进,路程过远,易遭敌骑兵截击,“伤亡掉队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达兰州,至多只能起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

12月24日,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达到静宁、会宁地区与东北军靠近,并可有力推动时局发展。然而,陈昌浩仍然没有认真考虑。(21)

很显然,中革军委要西路军东进,决不单是为了策应河东主力红军,更重要的是从整个战略全局着眼,也是为西路军免遭因孤军深入,被敌隔断并各个击破的安危着想。而一再坚持西进,孤军深入,不愿东返,则是陈昌浩所坚持的。怎么反说中央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缺乏长远的战略布置,致使西路军的任务变得飘忽不定”?(22)

为了更清楚了解这段史实,不妨重温一下这期间中央领导致西路军的部分电报:

11月18日,毛泽东等复电徐、陈,强调: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进占去,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驻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挥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电报还指出: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偏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同时致电张国焘等,强调河东红军“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23)

11月20日,毛泽东等致电徐、陈指出:“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23日又致电指出:远方(指苏联)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为此方能解决问题。”

25日,再致电徐、陈:“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接着,该电又具体指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军事原则:

“关于作战方面:㈠ 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㈡ 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㈢ 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㈣ 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㈤ 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㈥ 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㈦ 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㈧ 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人一个团。望酌行之”。(24)这是打破敌包围,战胜敌人的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这些作战原则都已为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的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所证明。可惜,西路军的前线主要指挥员陈昌浩等并未认真实行。

从这些电报,至少我们可以看出三点:

其一,党中央极为关心西路军的安危,担心其被隔断各个击破,并且为尽力挽救西路军免遭失败,多次指示其行动方针、作战的军事原则,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原则,以及着眼点放在建设根据地上。尤其强调:不要依靠外援,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其二,西进不仅自然环境不利,就是苏联也不支持。最好东进,至少也应保持东面的回旋余地。

其三,河东、河西红军都应从全局出发,互相配合,互相策应,而不是单纯一方策应另一方。

试想,若是西路军能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所指示的行动方针、军事原则和政治工作去办,每占领一个地方,应把着眼点放在“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25)上,会“付出极大牺牲,弹尽粮绝,兵败祁凉”吗?

自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3月,因形势变化,西路军错过东返时机,向西越走越远,亦愈益不利,终招失败。12月30日,占领临泽;1937年1月1日,占领高台。这里回汉杂居,人烟稀少,群众基础差,难以立足。红军只有消耗,而无补充。加之南靠祁连山,北临沙漠和大山,部队就在这几十里宽的狭窄地带。而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向西摆成一字长蛇阵,分兵防守几个支点,被动挨打,陷入马匪的四面包围之中。当马匪集结全部主力来决战时,西路军亦采取以硬对硬,准备决战。结果,1月12日敌三个旅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围攻高台,我红五军据城坚守待援,而援军中途遭敌阻击,大部伤亡。至1月20日,五军三千英勇健儿虽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遭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这一战,实质是西路军走向失败的开始。此时,西路军已剩下不到一万人了,全部集中在张掖县的倪家营子。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机,遂命刘伯承、张浩组成援西军,明确指示援西军的任务是“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同时,还通过政治谈判,表示愿付重金,争取“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击,以救援西路军。这本是铁的事实,而有人却全然不顾,说什么“西路军正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增加了我党在谈判桌上的份量”。(26)

2月21日,西路军鉴于在倪家营子困守无望,遂决定回师东返,到达甘州山洞堡一带。在此,击溃追敌一个旅,全歼敌宪兵团八百人。如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继续东进,仍有摆脱困境,实现与援西军会合的希望。然而,陈昌浩却过高估计了这一仗的意义,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重大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要继续西进,重返倪家营子,占领甘北。(27)致使西路军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绝境。至三月中旬,西路军几近全军覆灭,遭到失败。

这时,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边区。

三、关于战略方向的选择

战略总任务、战略方针、战略方向,三者紧密联系,辩证统一。其基本关系是:战略总任务决定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实现战略总任务的保证;战略方针规定战略方向,战略方向体现战略方针。战略方向选择错误,就不能保证实施战略方针。当然,也就影响战略总任务的完成。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是:

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此战略任务,1936年8月,党中央提出的基本战略方针是:

逼蒋抗日,联合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打通苏联,巩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迫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根据此基本方针,中央又作了具体的战略部署,其中:“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28)

至9月,中央又具体部署了攻占宁夏的战役计划。其中,四方面军主要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10月底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并明确指出:“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还特别强调:宁夏战役是“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要求“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29)

据此战略部署,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党中央、军委多次致电,反复强调:“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三支红军主力要紧密配合。假如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也要失败。如此,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宁夏,方免此失”。因此,“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但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30)

张国焘从其分裂主义路线出发,表面上同意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背后又在捣鬼,总想把四方面军拉到甘西去“自成局面”,搞“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因此,在战略方向选择上,在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前,他企图西进而反对北进。会师之后,张国焘又根本不顾中央的统一部署,擅令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出凉州”,而“不愿出宁夏”,致使海打战役计划被破坏,宁夏战役计划落空。进而造成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甘北,致使西路军全军覆灭。然而这一切,包括陈昌浩在内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是不了解张国焘的包藏祸心的。当然,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陈昌浩军事指挥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考察西路军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当然,西路军的失败,对于广大西路军指战员来说是没有责任的。同样,这也是党中央早已做出的另一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当时,西路军广大指挥员并不知道张国焘另有野心,还以为这是党中央的部署,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征途。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同优势的敌人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注 释:

⑴ 本文原标题为:《还西路军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对<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条注释的辨析》。作者孙焕臻同志(1945~ . ),男,贵州师范大学铜仁学院政治历史系教授。

⑵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241页。

⑶《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3-574页。

⑷《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9页。

⑸⑹⑺《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2页。

⑻《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4页。

⑼⑽《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6页。

⑾《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34页。

⑿《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2页。 lqFLfs ta

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17页。

⒁《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3页。

⒂⒃《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6页。

⒄《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7页。

⒅《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8页。

⒆《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9页。

⒇(22)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2年3月,第133页。

(21)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60页。

(23)《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0-611页。

(24)《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1-613页。

(25)《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20页。

(26)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2年3月,第135页。

(27)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63-264页。

(2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35页。

(2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8-579页。

(3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2-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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