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能卖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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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经济学家”能卖多少钱 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家”,仅是一个借用称呼。因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要能正确认识经济规律、正确反映经济规律。按此要求,能够得上经济学家的不多。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凯恩斯等也可算是经济学家。从中国来说,建国前后能称得上经济学家更不多。孙冶方是一个响当当的经济学家。此外,还有马寅初、李平心等。他们所以能称得上经济学家,因为都从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正确地认识和反映了经济规律,并被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现在所称的“经济学家”,就极大多

“经济学家”能卖多少钱


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家”,仅是一个借用称呼。因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要能正确认识经济规律、正确反映经济规律。按此要求,能够得上经济学家的不多。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凯恩斯等也可算是经济学家。从中国来说,建国前后能称得上经济学家更不多。孙冶方是一个响当当的经济学家。此外,还有马寅初、李平心等。他们所以能称得上经济学家,因为都从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正确地认识和反映了经济规律,并被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现在所称的“经济学家”,就极大多数而言,其实仅是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有些人,甚至连这个都称不上,仅是一个玩弄经济概念的杂耍者。


前一段时期,听人说中国有些经济学家水平不高,而出场费却很高:xxx人要多少万、xxx人要多少万……我开始有点不信,最近从网上一查,真是实实在在一点不假。从1万到12万元的一大串名单,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写在那里。如果仅是出场费高低,这是一个愿出、一个愿要,“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旁人是无权多议的。而现在的问题是,有人说:我不是为了争钱,而是为了体现身价。意即出场费高,就表示着身价高,把出场费与身价联系起来,这就有对这些经济学家的“身价、实价、代价”议一议的必要了。


一、出场费与身价


专家、学者,讲课、咨询或作报告,收取一定的报酬,这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专家、学者也是凡人,同样有开门七件事。没有收入来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无法提高生活质量的。但社会有分工,凡事皆有度。作为经济学的专家,其追求的目标与工商企业主不同,不是以财富为目标,亦即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学术成就为目标。在一生研究中,以发现一个或几个新的认识、或新的见解为满足。如果要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那就应尽快改行,弃学从商、或弃科从商。否则,如果既想有专家的社会荣誉,又想有资本家的财富,必将使专家变质,变为“钻家、砖家、转家”,在人民心目中成为一钱不值。


所谓“钻家”,即是为了取得更高的出场费,到处投机钻营,那里出场费高,就往那里钻。至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则能拖则拖,能推则推,实在拖不下去,就来一个敷衍了事。讲课无准备,东拉西扯;研究无深度,老生常谈,甚至不惜东抄西摘,嫖窃他人成果。所谓“砖家”,则是把自己所学的一点专长,不是作为深入研究的垫脚石,启发他人的铺路石,而是作为一种“敲门砖”,那里有钱,就往那里敲。所谓“转家”,即善于见风施舵,见钱施舵。哪个老板给钱多,就帮那个老板说话;有哪个产品广告费给得多,就尽为那个产品说好话、假话。总之,那里有利可图,就往那里走,信奉的座右铭,即是“万事皆可抛,唯钱最重要”。如此等等。钱虽是多了,而人品、人格、学术水平等却大大下降了。


由此可见,出场费的高低与身价要作具体分析,与反映受人尊敬与人品、人格联系在一起的身价,毫无关系;只与商品的价格有关,如果有专家愿把自己当成一种商品,我这个”商品”就是要卖多少价,少了不卖。但这只是反映要价高,决不是反映与水平、人品相联系的身价高。并且卖价高低与社会贡献不是正比关系,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比如白粉卖价很高,对杜会却有大害;面粉很廉,却是人民所必需。


二、出场费与实价


出场费与专家、学者的身价没有必然的联系,与专家、学者的实价更是两回事了。所谓实价,即是专家、学者的实际水平。俗语说:人民心中有根称,哪个专家有没有水平,有多少水平,只要一听、一看,就能掂出个份量来。出场费过高,不仅无助于提高专家、学者的实际水平,而且往往是相反,降低专家学者在人民心目中的敬仰水平。


专家、学者所以能成名,或稍有成就。开始时,是真下苦功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并没有把最高出场费作为追求目标,因而取得了成就。而一旦把追求最高出场费为目标,并且要求越高越好,实价就必然下降。因为他己无心于研究,也无力于研究。每时、每刻都疲于为高额出场费拼命。如有一位经济学家,今天在医改研讨会上报告,明天到经济法论坛上发言;上午在防范经济犯罪的国际合作论坛上发言,下午到房产市场研讨会上点评……。被人称之谓“全科医生”。那还有什么学术水平、研究深度可言。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实际身价的贬值这是最可悲的。


三、出场费与代价


高额出场费,不仅无助于提高专家、学者实际水平的身价,而且还往往会有损专家、学者的形象和声誉,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从社会整体角度看,付出的代价更大。由于出场费高得惊人,就无法进行广泛而大量的学术交流,使学术繁荣受阻;由于出场费高得惊人,许多院校就不能经常、而广泛的进行教育交流、理论探讨,甚至出现有钱能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专家讲授,而专业对口的广大师生却不能进入学习和探讨……。这种代价有多大,最精确的计算机也难以计算。由此,每个有良心、良知和党性的经济学家们,是值得扪心自问,认真思考一下的。(陶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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