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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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卷入朝鲜战争,为援助朝鲜、保卫中国安全而进行的战争。抗美援朝纪念日为10月25日。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地位,立即出兵干涉。26日,美国总统H.S.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参战,支援韩国国军。27日,H.S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派兵,并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同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美国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韩国以“必要的援助”。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美国关于

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卷入朝鲜战争,为援助朝鲜、保卫中国安全而进行的战争。抗美援朝纪念日为10月25日。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地位,立即出兵干涉。26日,美国总统H.S.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参战,支援韩国国军。27日,H.S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派兵,并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同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美国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韩国以“必要的援助”。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美国关于设立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在朝鲜半岛的各国部队的提案。8日,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D.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后由M.B.李奇微、M.W.克拉克继任)。共有19个国家参战(朝鲜,中国,韩国,美国,欧盟,东南亚等一些国家)。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港登陆。10月1日越过“三八线”,19日强占平壤。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首批援朝部队赴朝参战。战争持续了2年多的时间。

[编辑本段]背景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地位,立即出兵干涉。26日,美国总统H.S.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参战,支援韩国国军。27日,H.S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派兵,并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同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美国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韩国以“必要的援助”。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美国关于设立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在朝鲜半岛的各国部队的提案。8日,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D.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后由M.B.李奇微、M.W.克拉克继任)。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接受联合国旗帜 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7月6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为非法,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7月13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及其他部队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后又调第9、第19兵团作为二线部队,分别集结于靠近津浦、陇海两铁路线的机动地区。

9月15日,美军第10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30日,周恩来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初美军越过北纬38°线(简称“三八线”),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10月初,中国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编辑本段]战争过程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25日,揭开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从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连续进行了五次战略性战役。其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有战役间隙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急剧。

第一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在朝中边境及其附近地区,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突然发起的进攻战役。志愿军入朝后,在开进中发现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前进甚速,志愿军已来不及先敌占领预定防御地区,且“联合国军”尚未发现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以1个军的主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东线进行阻击,集中5个军另1个师于西线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性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诱至预定战场后,对其突然发起反击的战役,是扭转朝鲜战局的一次战役。“联合国军”虽然已经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却估计志愿军参战只不过是为保卫边界。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起旨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将“联合国军”诱至预定地区后,立即发起反击,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联合国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被迫弃平壤、元山,分从陆路、海路退至“三八线”以南。

第三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为打破美国政府“先停火,后谈判”,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的阴谋,突破“三八线”,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进行的进攻战役。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从“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占领汉城(现韩国首都汉城),并适时停止了战役追击。

第四次战役是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制止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发动的攻势,争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进行反击准备,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防御战役。志愿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主力转入休整。“联合国军”发现志愿军补给困难,第一线兵力不足,便迅速补充人员、物资,调整部署,于1951年1月25日恢复攻势。志愿军立即由休整转入防御,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展开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以一部兵力在西部战线顽强抗击,集中6个军在东部战线横城地区实施反击,但未能打破“联合国军”主要方向上的进攻。第二阶段,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遂在全线转入运动防御,抗击消耗“联合国军”。3月14日,中朝人民军队撤出汉城。麦克阿瑟同杜鲁门在侵朝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杜鲁门于4月11日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任命李奇微为“联合国军”总司令。4月21日,将“联合国军”扼制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

第五次战役,是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挫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企图,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反击战。以进攻粉碎“联合国军”的侧后登陆计划,夺回战场主动权。志愿军由于第19、第3兵团的到达和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重返前线,兵力已居优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指导方针,歼灭其有生力量,夺回战场主动权。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首先集中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再次越过“三八线”,直逼汉城;接着,志愿军又转移兵力于东线,后,中朝人民军队,向北转移,至6月10日,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

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政府已认识到如将主要力量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则对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加上国内外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决定转入战略防御,准备以实力为基础,同中朝方面举行谈判,谋求“光荣的停战”。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表示。中朝方面,经过五次战役,也深感在技术装备上,中朝人民军队仍处于劣势。在现有武器装备条件下,要想在短时间内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困难的。鉴于美国已表示愿意谈判,于1951年6月中旬,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和在军事上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据此,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由运动战为主转变为阵地战为主,由军事斗争为主转变为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双管齐下”。在作战指导上,还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的方针。

从1951年6月11日~1953年7月27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其特点是:军事行动与停战谈判密切配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斗争尖锐复杂;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战争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谋求于自己更有利的地位。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从此,战争出现长达两年多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1951年7月26日,停战谈判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竟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朝中方面就范。8月中旬~10月下旬,“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连续发动了夏、秋季局部攻势。并从8月开始,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供应为目的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绞杀战”。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1年8月18日至10月22日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展开,依托野战工事抗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局部进攻的作战。在此期间,中朝人民军队为配合停战谈判,还进行了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方面,于11月27日同朝中方面达成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1952年春,“联合国军”方面为扣留朝中战俘,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反对中朝方面提出的全部遣返的主张,使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此时,“联合国军”接受了发动夏、秋季局部攻势受挫的教训,采取以小规模的进攻行动和空军的破坏活动,维持其防线和配合其谈判。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1年12月至1952年8月,利用战场形势相对稳定的时机,为稳固防守阵地,坚守战线,消耗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有生力量所进行的作战。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已有阵地,创造性地建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体系。从由带机动性质的积极防御,转为带坚守性质的积极防御;由主要用于坚守战线、消耗敌人的阵地防御,逐渐转向以歼灭敌人为主的阵地进攻。随着阵地的不断巩固,中朝人民军队在打小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袭击和伏击“联合国军”,抢占中间地带,夺取其突出的前沿阵地和支撑点,并逐渐扩大作战规模。

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在沿“三八线”附近地区的整个战线上,有选择地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阵地实施的具有战役规模的进攻作战。1952年秋,中朝人民军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线进行具有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作战,攻占了“联合国军”许多营以下阵地。接着在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上甘岭战役中,粉碎了“联合国军”发动的“金化攻势”。

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2年12月至1953年4月,为粉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企图而进行的备战活动。“联合国军”被迫放弃进行军事冒险计划,于4月26日同朝中方面恢复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

为促进停战实现,与人民军一起,发起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从5月中旬开始,先后对“联合国军”进行三次不同规模的进攻。经第一、第二次进攻作战,迫使“联合国军”方面作出妥协。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韩国当局声称要“单独干”、“北进”,中朝人民军队为实现有效的停战和停战后处于更有利地位,决定给韩国军以打击,于7月中旬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第三次进攻作战,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朝中方面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血洗美韩联军:抗美援朝未公开的第六次战役

目前,我军战史都有一致的结论: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过五次战役。后来有消息披露,中朝方面曾策划过第六次战役,但没有实施。

笔者认为,这个“第六次战役”实质上实施过,就是1951年夏季、秋季防御作战。

1951年夏季、秋季防御作战,从几个方面看,都应当是战役级别的交战,甚至可以认为是第五次战役后的双方第二次战略决战。

从交战地域看,战场从东到西沿三八线展开,横贯朝鲜半岛;

从双方动用兵力看,联合国军动用了14个师,中朝军队动用了人民军3个军团、志愿军6个军。双方动用的兵力,非常接近第四次战役的水平。

从交战的损失看,更应当是战役级别的损失。中朝方面称,联合国军损失16万人,推进了2-9公里;美国方面称,消灭共产党军队23万多人。就双方宣称的歼敌数字看,也是大大超过了前五次战役。

从交战的结果看,1951年之后,双方战线基本稳定,奠定了停战谈判的基础。

如果说,上甘岭战役可以称为“战役”的话,1951年夏秋季的战斗没有理由不称为“战役”。

但是我国军史没有给以“战役”的定性,我认为,由于是联合国军主动发起的全线进攻,我军基本上全线处于守势,只是在防御间隙穿插了战术反击,因此,不愿意过分渲染。

其实也完全没必要计较什么先后手。从实际效果看,1951年夏秋季的战斗无疑也中朝军队的大胜。

从美国和西方的相关资料看,1951年夏秋季之前的战斗记载的非常详细,其后就开始模糊了,1952年之后的战斗,根本就不提了。比如,李奇微的《朝鲜战争》,对于这一时期的交战只提到了“血岭”和“伤心岭”,其他书籍中的记载也是大致如此。这实际反映了自那以后,联合国军再次陷入了被动。如果说第五次战役是双方战场态势的转折点,那么,1951年夏秋季战斗可以认为的实力消长的又一个分水岭。

关于中朝方面的歼敌数字,笔者起初也是不太相信,后来看到美国人撰写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中介绍,“据统计,这一时期,特别是9、10月两个月内,联合国军共有6万人伤亡,其中美国人占2.2万人以上。”我才开始相信。书中还记载了几个美国师的损失,美2师3700人,骑1师2900人,“第3师于9月28日至10月6日期间,在铁原正西三角地带的血战中也付出了死伤500多人的代价,只拿下几个小山包”,就这些伤亡数字看,要比前几次战役中美国承认的损失大的多。

可见这期间联合国军的损失的确是非常大,月平均2-3万人,4个月下来应当在10万(毙伤俘)上下是没问题的。

至于中朝方面的损失,美国方面宣称23万有点离谱,这相当于中国志愿军6、7个军!日本人撰写的《朝鲜战争》给出了美国人的计算方法。

“……山上遗弃了550多具尸体和很多的弹药、粮食。美第2师估计,北朝鲜军仅在血染岭遭受的损失就在1.5万人以上。但不清楚其计算的根据,美国公开史料也注记说:‘这种估计是熟练军官推断的,可能与实际数字有相当的差别’。…….在从8月18日到9月5日攻击血染岭的3周时间内,联合国军所受的损失实际是战死326人,负伤2032人,失踪414人,共计2772人。”

从朝鲜人民军战士的550多具遗体推算出1.5万人的损失!

“……北朝鲜军遭受的损失好象是极为巨大,估计北朝鲜第6师、第12师、第13师和中国第204师的损失达2.5万人(确认遗体,1473具,估计死者8389人,负伤者14204人)……”

从1473具中朝战士的遗体推算出2.5万人的损失,显然也属于“这种估计是熟练军官推断的,可能与实际数字有相当的差别”。

日本战史研究人员指出:“…..也许是从联合国军的损失倒着算出来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战场上遭受巨大损失的部队报告总是说给与敌人的杀伤比己方还要大的例子不是没有的,特别是多发生自己打得不好的情况之下。”

第三方的评论应该是客观的吧,尤其是亲美的第三方。

据国内有关资料介绍,在1951年夏秋战斗中,中朝军队伤亡在9万多人,损失也是非常大,但是考虑到联合国军在空军、炮兵和装甲兵上的优势,这样的战果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时,往往多关注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实际上在1951年夏秋,苏制装备逐步到位的中朝军队在防御战中再次彻底扭转了战局。

[编辑本段]抗美援朝战争特点

(1)一场规模较大的国际性局部战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交织进行,复杂尖锐,两军较量异常激烈。在一个幅员狭小的战场上,战争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兵器。喷气式飞机广泛使用于战场。战场上的兵力密度、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轰炸密度都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2)战争双方武器装备优劣相差悬殊。美国是世界工业强国,美军具有第一流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实行现代化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中国经济落后,志愿军武器装备处于明显劣势,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坦克部队作战。后虽有少量空军,也只能掩护主要交通运输线。但有巨大的政治优势。

(3)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在东西濒海、地幅狭长、山高林密的朝鲜半岛北半部,便于实施登陆作战和利用山地隐蔽军队、组织防御,但不便于发挥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效能和大兵团实施广泛机动。

(4)志愿军出国作战,就地补给或取之于敌都较困难,一切作战物资基本上靠国内供应,而且交通工具落后,加之美国空军的封锁破坏,供应困难,作战行动受到很大影响。“联合国军”依赖其现代化装备,能迅速完成补给,保障作战。这些特点,都制约着战争双方的战争指导,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抗美援朝战争的伤亡统计及战斗英雄

1953年3月23日,第一批遣返美国的阵亡军人据中国方面的统计,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志愿军伤亡50万余人次,阵亡、病故171687人,负伤22万人(扣除多次负伤人次),合计伤亡39万人。中朝军队伤亡总人数约63万人。另见抗美援朝纪念馆。

联合国军方面,美军伤亡约14万人次。其中阵亡美军36570人,负伤10万余人次,扣除多次负伤后的负伤人数不详。韩国方面数字并未有结论,许多早前公开数字包括平民伤亡,但无论如何,以韩国人力,不可能有多达百万军队伤亡。近年根据当年人口普查资料推断,所谓伤亡失踪百万应该是军民合计数字。韩军的伤亡约在30万-40万之间。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抗美援朝中牺牲的十几万名烈士当中,有军职干部3名,师职干部10余名 ,团职干部200多名。

烈士当中,有抱炸药冲敌阵与敌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有挺胸膛堵枪眼视死如归的黄继光,有战友伤、自己上、炸死敌军的一级爆破英雄伍先华,有双腿伤、忍痛爬、捐躯开路的许家朋,有子弹打光拉响手榴弹冲向敌人的孙占元,有卧火海忍剧痛、维护潜伏纪律的邱少云,有抢修桥梁保畅通英勇献身的杨连第,有战终日、歼顽敌、屡建战功的杨春增,有冒严寒跳冰窟救少年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

在朝鲜牺牲的十几万名烈士,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五湖四海。

邱少云 黄继光 杨根思 罗盛教 毛岸英等。

附记:纠正布莱德雷有关朝鲜战争的一段话的引证错误

关于如何评价朝鲜战争,许多书刊都争相援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的一段话,说他承认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错误的战争。”至今仍然不断有人引用这段话,但这实际上并不确切,有必要予以纠正。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当年历史学家姚旭在参编历史教科书撰写抗美援朝运动一节时,转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的话,说他承认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错误的战争。”后来,他找到了这个说法的出处是1951年5月15日,美国新闻处的一则电讯:布莱德雷在麦克阿瑟撤职后的辩论中,指责麦克阿瑟要把战争扩大中国,说:“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个错误的战争。” 由此可见,布莱德雷的话是针对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而不是针对朝鲜战争。

后来姚旭在回忆田家英时,对他造成的这个广为流传的错误引证,作了检讨。可参看《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223页。

志愿军英雄故事

杨根思(1922--1950)江苏泰兴人。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他多次立功受奖,曾两次被评为战斗模范,荣获“爆破大王”、“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等称号,并光荣地出席了1950年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同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担任志愿军第20军58师172团3连连长。 在1950年11月29日第二次战役中,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战士,坚守在长津湖地区下碣隅里外围制高点--小高岭,这是敌人南逃的必经之地。战斗打响后,他率领全排先后连续打退了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8次疯狂进攻。此时,阵地上只剩下他与两名伤员,并且弹药用尽。当美军发起第9次进攻时,危急关头杨根思抱起最后一个5公斤重的炸药包,毅然冲入敌群,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住了阵地,完成了切断敌人退路的阻击任务。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并将他生前所在连命名为“杨根思连”。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杨根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朝鲜政府还在他牺牲的地方建立了“杨根思英雄纪念碑”。

邱少云(1931年--1952年)四川铜梁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15军29师87团9连战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作战。 1952年11月11日,邱少云所在连队在朝鲜平康前线反击391高地作战中担负突击任务,并奉命于夜间在距敌60米的山脚下潜伏,以待次日傍晚发起突袭。12日11时,他的潜伏地不幸被敌盲目发射的燃烧弹击中。为了不暴露部队的整个行动计划,邱少云忍受烈火烧身的巨痛,在5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动不动,直至牺牲。他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此次作战的胜利。当晚反击部队顺利攻占391高地,全歼守敌1个加强连。战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政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英雄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391高地主峰的石壁上万古留存。

黄继光(1930年--1952年)原名黄继广,四川中江县人。1949年参加革命,1951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2营通信员、代理班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和上甘岭战役。由于多次出色完成任务,他两次被评为工作模范并荣立三等功。 在1952年10月19日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所在的营奉命再次反击597.9高地。当连续攻下敌人数处阵地后,部队在零号阵地半山腰被敌机枪火力点压制,前进受阻。危急中,他挺身而出主动承担爆破任务。他勇敢地冲向敌地堡,用手雷炸毁敌几个火力点后,敌一残存的火力点还在顽抗,部队前进依然困难。此时,黄继光身上已经7处负伤,手雷也已全部用光。为了完成任务,减少战友的伤亡,他忍住巨痛英勇地扑向敌人的火力点,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正在扫射的敌机枪射孔,为反击部队扫清了前进的道路。在黄继光壮烈献身精神的鼓舞下,反击部队迅速全歼美7师5个连,夺回阵地。战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青年团中央授予他“模范青年团员”称号。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朝鲜政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为缅怀英雄,他的名字及英雄事迹被镌刻在上甘岭北面的五圣山石壁上,其家乡中江县兴发乡也改名为继光乡。立特等功,获特级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许家朋(1931-1953)安徽省绩溪县人,1951年5月参加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志愿军第23军第67师第200团第9连战士。 1953年7月6日夜,在反击石砚洞北山战斗中,他所在的突击排突入敌阵地后,为敌暗堡猛烈的机枪火力所阻,爆破手爆破未成,英勇牺牲。许家朋从牺牲的爆破手身边拿起炸药包向敌暗堡扑去,在距敌10余米处两腿负伤,就夹着炸药包爬行。在逼近敌暗堡后,发现炸药包受潮失效,他猛然挺立起来,扑向敌碉堡机枪眼,双手紧抱敌机枪脚,胸膛紧抵枪口,整个上身都钻进了枪眼,阻止了敌人机枪发射,保证了攻击部队迅速攻占主峰,全歼守故100余人。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张桃芳(1931-2007)江苏兴化人。22岁的年轻战士,志愿军214团8连狙击手张桃芳,就是他在金化郡上甘岭狙击战中,用442发子弹,歼敌214名,创造了朝鲜前线我军冷枪杀敌的最高记录。 1954年,24军选拔战斗英雄支援空军飞行员队伍建设,经过体检,214团仅张桃芳一人合格,进入徐州第5航空预备学校和济南空军第5航校1团学习。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空军高密第1训练基地担任歼击机飞行员,飞行米格15和米格15比斯歼击机,但在随后换装新式歼击机后,身体不适应高空缺氧,由空军司令刘亚楼亲自批示,转到防空兵,任防空兵某部营长,后来历任坊基地警卫连副指导员、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学员、山东潍县基地警卫连指导员、济空地空导弹第九团司令部副参谋长、地空导弹九团副团长等职务。 1985年6月,张桃芳退职休养。

吕松山,山东省牟平县人。1944年参加革命,原先是一个油脂工厂的技术工人。美国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以后,他便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一个战斗连队里,当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战斗小组长”,屡立战功,2007年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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