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见大:从几则轶事看张作霖的胸怀与韬略


张作霖同志1875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的大地上,家庭成分“三代贫农”,苦大仇深,根红苗正。从小就吃不饱、穿不暖的他,就清醒地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就知道只有通过个人奋斗,才能够救自己、才能够光宗耀祖。

都说土匪混账王八蛋,但老张却是马贼中的先进典型,是江湖上的光辉形象,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老张还是小张的时候,卖过肉包子。他从郭家店铺那里赊货,然后四处吆喝。正是15岁的青春少年,又生得眉清目秀,跟《红灯记》中提篮小卖的李铁梅有得一拼,只是卖不完他就自己吃了,因而时常赊账。

有天,小雨下个不停,淅淅沥沥的,街上冷冷清清,包子哪销得动?又剩下半篮多。正百无聊赖时,刚好看见几位乡下太婆在屋檐下玩牌赌钱,小张心里一痒,撂下货篮,挽起袖子就要挤进来。老太太们个个撇起嘴,怕他输了没钱,他就把胸脯拍得海响,说:“别看我没钱,有包子呀,怕什么!”大家看了看那大半篮蒸得白白胖胖、好像还散发着丝丝诱人香味的肉包子,这才勉强让他上桌了。

有时候人背时,谁搞什么都不走火。这不,玩几盘他就输几盘,输得他最后狗急跳墙,不光拔腿就跑,不光跑之前不忘拎走自己的货篮,还把桌上的钱抓了一大把。

后来,因为小张同志实在是拖欠太多,硬是把郭家的包子铺拖垮了。

再后来,小张成了老张,时来运转,做了督军,成了威震一方的土皇帝。

那包子铺的郭老头便走了几十里地,从海城辗转找到沈阳的督军府,理直气壮地来要包子钱。门岗卫兵当然不让进,随便进那大帅府不成了茶馆?可郭老头心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凭啥不让进咧?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吵起来,结果惊动了正在批阅公文的张大帅。老张闻声而出,一看是自己过去的老板来讨帐了,便有意拖着官腔问:“认识本大帅吗?”

郭老头更是气鼓鼓的,把头一扭,说:“不认得,我只找张作霖要欠账,听说他阔了!”老张一听哈哈大笑起来,也不在乎别人会不会讥讽自己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就把郭老头留在马号工作了。这职位,说起来也不低,相当于孙悟空的“弼马温”呢。

至于欠下的包子钱,大约是还了的。

老张年幼时,父亲张有财就因好赌被人打死,白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字。他家兄妹四人,钱无一分,地无一垅,全靠母亲为别人做针线活来餬口。13岁那年,邻村有位杨秀才开私塾,他是那样羡慕有钱上学的小朋友,时常去偷听,听不见就将窗户纸戳开一个小洞,这样他就被杨秀才发现了。杨秀才问他站在外面干什么,他说在这里听先生念书,杨秀才便说那你进来听课吧,他迟疑了一下,说自己没钱,给不了束修。

虽说金钱不是万能的,可要是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小张本以为能让自己在外面旁听就是天降馅饼了,哪知杨秀才却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本来就诲人不倦,再见这穷小子虽破衣烂衫,但浑身上下都透出一股机灵劲,还晓得“束修”这一学费的文言雅句,心里越发喜欢。他频频颌首,捋着胡须说:“束修免也、免也,汝白念好了。”

老张肚子里那仅有的一点墨水,就是在这里免费品尝的。但他只读了3个月的书,就辍学了,因为他得回家拾柴,帮母亲做饭打杂。然而,这短暂的师生之恩,他并没有忘记,在他阔起来以后,高薪聘请杨秀才做专职的家庭教师,还把杨秀才的女婿也招进府里做管帐先生,后来又进一步提拔为军需处长。

这位杨秀才,便是张学良的启蒙先生。

成年以后的张作霖同学,先是从军,很快升任相当于排级干部的什长,马背上都披着红褥套,连以前看不起他的赵家,也同意将女儿嫁给他。但没过多久,不知是嫌军中不自由、还是觉得要充分发扬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光荣传统,便脱下军装,炒了清军的鱿鱼,一个人在营口开起赌局。

营口那地界,为辽东良港,繁华了得,灯红酒绿,年轻的小张哪有不花心的,很快迷上一位风姿绰约的私娼,结果被人吃醋,暴打一顿,打得他不敢在营口混了,光荣传统不敢继承了,灰溜溜走人。

张作霖回到家乡,依然惹是生非,和他二哥到处打架斗殴,被一个叫李老恒的乡邻告到官府里,说他们兄弟俩通匪。官府一听,这还得了,一帮捕快以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责任感,雷厉风行,当即将他兄弟两人缉拿归案。遗憾的是,莫看满清官员个个脑后拖条猪尾巴,还偏要与国际接轨,搞什么重证据、轻口供那一套,最后七审八审的,实在查不出半点现行反革命罪行,只得把他俩放了。

结果,小张同志一出狱,真的落草为寇了,没几年又摇身一变,通过招抚,当上管带。这时候的他,史料上如是记载:“头戴五品亮白顶蓝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周身镶黑色缎边,腰佩洋式军刀,足登薄底快靴,威风凛凛,气度不凡。”从此,他一帆风顺,于1916年当上奉天的督军兼巡按使,这也就是说,张作霖同志从小张到老张、从营长到辽宁省省长和军区司令员这军政一肩挑的过程,仅历时13年。

胸怀坦荡 以德报怨

当了封疆大吏,手操生杀大权,张作霖同志是不是有仇必报呢?他在营口深入基层、视察工作的时候,不计前嫌,通知曾经打过他的那人来见他,那人哪敢来?早闻风而逃了。于是,他恨铁不成钢似的骂了一句:“小样!”继而又摇头叹息道:“可惜呀,你若来见,我给你一官做呢。”

1912年1月,老张回乡祭祖,妻儿眷属、亲兵卫队、幕僚宾客一行浩浩荡荡从沈阳赶回阔别24年的家乡叶家铺。乡亲们奔走相告,有夹道欢迎的,有为张家搭席棚、扎纸活、摆祭品的,祭品从家门口一直摆到坟地。这场面,这气势,更吓得打死他爹的王氏弟兄东躲西藏,不敢露面。老张知道后,就跟乡亲们讲:“过去的事,一笔勾销,官报私仇,那是小人所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长期领导东北人民一心一意建设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果真没碰王家一根手指头。

而那位曾经诬告过他的李老恒,当张大帅衣锦还乡时,还不是生怕他翻起变天帐,搞打击报复?左思右想,跑也不是,躲也不是,索性硬着头皮,带着老伴一起去张家请罪。史料上没有写两位老人是如何跪在地上作深刻检讨的,也没讲老张是不是赶紧将两位老人搀扶起来,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你们虽然告过我,但并未把我怎么样,反倒使我发奋向上,才有了今天。”说着,拿出两百元钱,要老俩口好好回家过日子,不要害怕。

当时的两百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他的二哥剿匪阵亡,慰问金也不过一千元!

老张被招安后,驻军新民府,尽管被封为虎威将军,门岗有哨,营棚有马,出门有兵,巡游有旗,那鲜艳的“张”字大旗高高飘扬,可他老觉得1个营还不够威猛,便私自扩编,人马一多,军饷哪里够哇!不够咋办?不能收保护费了,更不能打家劫舍,就只有打白条,向商会借,月月借,年年借,那白条自然是兑现的少、积压的多。

有一天,轮到换防,军号已吹响,部队已出发。听到外面人欢马叫的,商会会长姜雨田急了,冲上大街,迎面就将骑马走在队伍最前头的老张一拦,说什么不还钱就不让走人,光天化日之下,丝毫不顾及维护军民关系的大局,引来路人侧目和种种非议,严重伤害了张作霖同志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后来,经过多方劝说和一再承诺,他才闷闷不乐地、万般无奈地松开了手,侧过身让一彪人马绝尘而去。

等到老张入主奉天,姜先生才知道,自己投资了一个极有潜力的长线股。那时,沈阳城里,由于东洋商人勾结不法分子抵制奉票,致使市面紊乱,兴业银行多次遭到挤兑。面对如此险恶的经济环境,老张同志以上马能杀贼、下马能治国的文韬武略,首先杀一儆百,枪决吃里扒外的银行行长,极大地震撼了那些投机倒把的奸商,然后,他又不计前嫌,用八台大轿,将泼过自己面子的姜先生从新民请到沈阳,要将兴业银行行长这一重要岗位交给他。

姜先生一听,又惊又喜,当年的投资终于没有白费呀,但自己一个小小的商会会长,干得好大城市的金融工作吗?万一辜负了组织上的信任怎么办?我们敬爱的张大帅看出了他内心的担忧,十分亲切地鼓励他大胆去干,对他说:“想当年,你老兄竟敢在大街上拦我的马,还怕当行长?!”

从此,小会长变成大行长,在新的岗位上作出新的贡献。

借我一头毛驴,还你公安局长

对仇人,尚且以德报怨,那么,对自己的恩人就可想而知了,除上面提到的杨秀才以外,凡滴水之恩,老张同志都当涌泉相报。

例如,他在营口被追杀的时候,有位姓傅的义士,十分豪爽,借了他一头毛驴,让他远走高飞了。想起当时苦,不知多心酸,大冬天的,破棉鞋里没棉絮,就把苞谷叶胡乱往里面塞,现在坐稳江山了,该知恩图报了,于是快马送信,请义士速来奉天。

那姓傅的,一到门前,开口便喊:“张矬子!张矬子!”

张矬子,是以前别人见小张同学身高不过1米58给起的绰号,而张大帅却丝毫不介意,他十分亲热地迎出门外,说:“我的老疙瘩啊!那头毛驴还不上了,老子还你一个奉天城公安局长,干不干?”

借毛驴,还局长,还是公安局长,哪有不干的!

又比如,他的三哥钟恩。

一个姓张,一个姓钟,三哥并不是他的亲哥,就像红灯记中李玉和不是李铁梅的亲爹一样。然而,亲不亲,阶级分,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阶级感情都产生于武装斗争的实践中。

盗,亦有道,不能乱来。小张同学刚入伙时,当“把子”,负责看“票”,每当喽啰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绑来一群肉票,特别是绑来一群哭哭啼啼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他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看不惯,人心都是肉长的呀,这种勾当,非大丈夫所为,也不是长远之计,乃跳槽单干,自己拉起一帮人马,以保险队的旗号为大户人家保驾护航。

万事开头难,难在没地盘。弟兄们整日里为收保护费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说起来,呼啸山林也甚是快活,但这种流寇似的游击战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呢?

恰在这时,钟恩出现了。

钟恩,何许人也?一小掌柜,在新民县境姜家屯卖大米。这天,他出外办事,经过城门口,看见几个持枪的团丁喝令一支杂色武装停下来:“站住!干什么的?”对方那领队的,倒也和气,上前作揖道:“在下张作霖,我的弟兄们累了一天,能否借个光,在此歇歇脚?”

“想得美!快滚!不知道这方圆几十里都是谷瘪子的地盘吗!”团丁们仗势欺人,横蛮地端起枪。那支疲惫的队伍,也不愿硬闯,把事情闹大,便主动调头,在夕阳的余辉中失望而归。

而在旁边看热闹的钟恩,一听“张作霖”的大名,眼睛顿时一亮,早就风闻这位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的绿林好汉,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只见他个头不高志气高,眼睛不大目光亮,斜背一把鬼头刀,腰插一把盒子枪,满身的风尘,掩饰不住勃勃的英气,十分仰慕。于是,三国、水浒中那种好汉相遇、义结金兰的情景又在这里出现了。

等他们的身影被白桦林遮挡之后,钟恩快步赶了上去……

当天夜里,小张的队伍从米面铺后门悄悄摸进屯子里,一网打尽正在赌钱的团丁,并顺手牵羊,夺了马贩的50多匹蒙古快马。姜家屯,是这一带有名的大集镇,比较富裕,谷瘪子连这样的重镇都丢了,很被人看不起,而张作霖同志则名声大振。自此,他以这里为革命根据地,纵马扬鞭,驰骋在广袤的辽西大地上,势不可挡。

这姜家屯,对他而言,相当于红军的井冈山,而钟恩,则相当于地下党,没有钟恩作内应,就凭他二三十个人、十几条枪,哪打得下戒备森严的姜家屯?连进村休息一下都不成呢!吃水不忘掘井人。为了报答钟恩,革命成功后,他重回姜家屯,问钟恩想干些啥?从政、从军随便挑,要官给官,要兵给兵,现在东北这疙瘩不是咱哥俩说了算嘛!庄户人家出身的钟恩,想了想,说俺还是卖大米吧。于是,老张同志个人投资,大兴土木,在当地组建了与沈阳、营口等地粮栈连锁经营的“三畲”集团,由钟恩出任总经理。

难能可贵的是,张作霖同志地位变了,身份变了,阶级感情没有变,仍像过去一样,每次见到钟恩,都亲切地叫他“三哥”。他总是这样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以前我有两位兄长,现在我又有了一位兄长,那就是钟恩,他就是我的三哥。”

钟恩既然成为他三哥,也当然是孩子们的三伯。逢年过节,除了送钱送礼以外,张学良等晚辈还要向钟恩行跪拜礼。那场景,真是亲如一家人,叫我们如何不感动呢?叫我们如何不联想到第一位农民起义的革命领袖陈胜呢?

陈胜者,雇农也,年轻时,曾与同伴辍耕于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在他做了大王之后,穷伙伴们来见他,还当他是以前那个和自己亲密无间的陈胜呢,拦路喊他的小名,批评他摆阔气,有时候还在旁人面前吹一吹他以前的那些逸闻趣事,陈胜竟然觉得很没面子,羞恼成怒,翻脸杀人。

自古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称帝之后,杀功臣都来不及呢,那还顾得上穷酸时胡诌的“苟富贵勿相忘”呢?对比张作霖同志,同样是穷苦出身,同样是拉杆子,做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

既是缺点,更是亮点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老张同志也有缺点和错误。比如,他粗通文墨,难免会写错字、说错话。然而,有时候,这些差错,在闹笑话的同时,却往往会成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由于行伍出身,没什么文化,有时候难免讲些粗话,什么“我靠”啊、“妈拉个巴子”啊,等等,但这些粗话,往往是在部属们面前讲的。比如,他对东北军讲武堂的学生训话道:“妈拉个巴子,皇帝老子不比咱多一只耳朵,官老爷裤裆里不比咱多一个蛋,你们好好干,干好了,老子除了老婆不能给你们,什么都可以给你们!”所以,这种骂人话,实际上是一种对同志们的爱,是一种亲密无间的感情流露。几十年以后,时代进步了,党国推翻了,同样是“东北王”,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员高岗,还经常在做报告中、在高堂之上骂骂咧咧呢,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就像根鸡巴,动不动就翘起来了。”

据说,以前大帅府的传达室门前,有一块“傳逹室”的木牌,他进进去去的时候,往往只看卫兵的军容风纪,不大注意其他地方。有一天不知怎么的,被他忽然看到这块标牌了,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爽。下车后,他语重心长地对秘书说:“就算革命胜利了,东北统一了,也不能骄傲呀,你看这大帅府门上,只挂了“治国护民”的牌匾,也没有挂我张作霖三个字嘛。”接着,他转过身,再把前面的传达室一指,继续说道:“你再看看我们的弟兄,一个小小的传达室,都要挂上他傅連宝的大名,成何体统?”秘书定睛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首长把傳逹室看成了傅連宝,当成了人名。

尽管这是一个笑话,但充分体现出张作霖同志谦虚谨慎、居功不傲的英雄本色。

等他们的身影被白桦林遮挡之后,钟恩快步赶了上去……

当天夜里,小张的队伍从米面铺后门悄悄摸进屯子里,一网打尽正在赌钱的团丁,并顺手牵羊,夺了马贩的50多匹蒙古快马。姜家屯,是这一带有名的大集镇,比较富裕,谷瘪子连这样的重镇都丢了,很被人看不起,而张作霖同志则名声大振。自此,他以这里为革命根据地,纵马扬鞭,驰骋在广袤的辽西大地上,势不可挡。

这姜家屯,对他而言,相当于红军的井冈山,而钟恩,则相当于地下党,没有钟恩作内应,就凭他二三十个人、十几条枪,哪打得下戒备森严的姜家屯?连进村休息一下都不成呢!吃水不忘掘井人。为了报答钟恩,革命成功后,他重回姜家屯,问钟恩想干些啥?从政、从军随便挑,要官给官,要兵给兵,现在东北这疙瘩不是咱哥俩说了算嘛!庄户人家出身的钟恩,想了想,说俺还是卖大米吧。于是,老张同志个人投资,大兴土木,在当地组建了与沈阳、营口等地粮栈连锁经营的“三畲”集团,由钟恩出任总经理。

难能可贵的是,张作霖同志地位变了,身份变了,阶级感情没有变,仍像过去一样,每次见到钟恩,都亲切地叫他“三哥”。他总是这样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以前我有两位兄长,现在我又有了一位兄长,那就是钟恩,他就是我的三哥。”

钟恩既然成为他三哥,也当然是孩子们的三伯。逢年过节,除了送钱送礼以外,张学良等晚辈还要向钟恩行跪拜礼。那场景,真是亲如一家人,叫我们如何不感动呢?叫我们如何不联想到第一位农民起义的革命领袖陈胜呢?

陈胜者,雇农也,年轻时,曾与同伴辍耕于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在他做了大王之后,穷伙伴们来见他,还当他是以前那个和自己亲密无间的陈胜呢,拦路喊他的小名,批评他摆阔气,有时候还在旁人面前吹一吹他以前的那些逸闻趣事,陈胜竟然觉得很没面子,羞恼成怒,翻脸杀人。

自古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称帝之后,杀功臣都来不及呢,那还顾得上穷酸时胡诌的“苟富贵勿相忘”呢?对比张作霖同志,同样是穷苦出身,同样是拉杆子,做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

既是缺点,更是亮点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老张同志也有缺点和错误。比如,他粗通文墨,难免会写错字、说错话。然而,有时候,这些差错,在闹笑话的同时,却往往会成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由于行伍出身,没什么文化,有时候难免讲些粗话,什么“我靠”啊、“妈拉个巴子”啊,等等,但这些粗话,往往是在部属们面前讲的。比如,他对东北军讲武堂的学生训话道:“妈拉个巴子,皇帝老子不比咱多一只耳朵,官老爷裤裆里不比咱多一个蛋,你们好好干,干好了,老子除了老婆不能给你们,什么都可以给你们!”所以,这种骂人话,实际上是一种对同志们的爱,是一种亲密无间的感情流露。几十年以后,时代进步了,党国推翻了,同样是“东北王”,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员高岗,还经常在做报告中、在高堂之上骂骂咧咧呢,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就像根鸡巴,动不动就翘起来了。”

据说,以前大帅府的传达室门前,有一块“傳逹室”的木牌,他进进去去的时候,往往只看卫兵的军容风纪,不大注意其他地方。有一天不知怎么的,被他忽然看到这块标牌了,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爽。下车后,他语重心长地对秘书说:“就算革命胜利了,东北统一了,也不能骄傲呀,你看这大帅府门上,只挂了“治国护民”的牌匾,也没有挂我张作霖三个字嘛。”接着,他转过身,再把前面的传达室一指,继续说道:“你再看看我们的弟兄,一个小小的传达室,都要挂上他傅連宝的大名,成何体统?”秘书定睛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首长把傳逹室看成了傅連宝,当成了人名。

尽管这是一个笑话,但充分体现出张作霖同志谦虚谨慎、居功不傲的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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