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屠城事件:池塘储尸几近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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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入关后,有过两大暴行: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这两起屠城事件被称为清初最为著名的屠城事件。清初这两件屠城事件,让烟花古巷变屠宰场,繁华都市化为废墟,池塘里储满了尸体,在几乎被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多达八十余万人。




从这些历史教训中,我们应看到的不是血腥的杀斗和沉溺历史的恩怨,而是应该更长远地看到民族大融合给中国带来的积极意义,并更加珍视现今民族团结的局面。


战争杀人:铁蹄践踏的无辜灵魂


战争,总是伴随着血腥的杀戮。自古至今,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战乱,人类已经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战争同灾荒、瘟疫一样,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人口减员最为明显的灾祸之一。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战争中杀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战场上人数的零消耗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战场上刀枪无眼,惨烈异常,“伤人一万,自损八千”,马革裹尸而还是常有的事。所以豪放者“不破楼兰终不还”,慷慨者“纵死犹闻侠骨香”,报国者“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悲凉者“金河戍客肠应断,更在秋风百尺台”。战场上杀人,杀的都是对方,但也有杀自己人的。有一种酷烈的战术,叫做同归于尽。比方说,为了对付金兵的拐子马,岳飞专门训练了一种步兵,专门拿刀砍敌人的马腿,但将自己置于更危险的境地:或者被敌方杀死,或者被马蹄践死。另外,还有一种没死在战场上却着实是因为战争的缘故而死的人,田丰被袁绍杀掉实在太例外,也怪他命不好,赶上这么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主公。另外一种则是不成文的规矩,即将军如果战败的话就应该自杀。古时,像春秋的楚国,就是这条不成文规矩的忠实信守者。有名的城濮之战,楚国败,将军子玉便自杀了。不过这些毕竟是其中的小数目,从数目的角度来讲,战争所造成的战争双方的将士的死伤人数却远远的少于战争所造成的平民的死伤人数。战争造成平民死伤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为主要的一种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屠城,而其中又以清初的屠城事件最为著名。

扬州十日:烟花古巷变屠宰场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生民疾苦。闯王李自成揭竿而起,于1644年农历3月攻陷北京,明朝覆亡。谁知这时手握雄兵的守卫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投降了清军,几十万八旗铁骑尽踏中原。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51650459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87572人,净减三分之二。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被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就多达80余万人。


公元1645年5月(南明弘光元年四月),豫亲王多铎指挥的清军主力,围困南明督师史可法所守卫的扬州城。四月十五日,清军围困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豫王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二十四日,多铎命令清军不惜代价攻取扬州城的西北角。清军在进攻的鼓声和炮声中蜂拥而上,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清军攻城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但是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的南明将士也开始慌乱起来。纷纷跳下城墙逃跑,这些人有的被摔死在城墙下,有的则在之后的巷战之中,死于乱军之中。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扬州城被清军攻陷,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分壮烈牺牲。史可法自杀未遂,被清军俘虏,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扬州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期望能通过这种主动的讨好,保住性命。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大量地隐藏金银财宝。但是,这座古老的扬州城在腥风血雨中陷落之后,再次面临更大的劫难。城陷不久,清军统帅多铎便以不听招降为名,下令屠城。一时间几世繁华的烟花古巷变成了血流成河的屠宰场。


清军入城之后便在那些投降的汉人带领下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户。清兵们先是抢银子,后来就无所不掠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号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人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扑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时人王秀楚在他的《扬州十日记》中记载了当日的惨状:


一满兵提刀在前引导,一满兵横槊在后驱逐,一满兵居中在队伍的左右看管以防逃逸。三满兵驱赶数十人如驱如犬羊,稍有不前,即加捶挞,或立即杀掉。妇女们还被用长绳索系在脖子上,绳索拖挂,累累如贯珠,女人们由于小脚难行,不断跌倒,遍身泥土,一步一蹶。此时街上但见满地都是被弃的婴儿,或遭马蹄践踏,或被人足所踩,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路过一沟一池,只见里面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流入水中,化为五颜六色,池塘都被尸体填平了……街中尸体横陈,互相枕藉,天色昏暗无法分辨死者是谁。在尸体堆中俯身呼叫,漠漠无人声应答。远远地看到南面有数火炬蜂拥而来,我急忙躲避,沿着城墙而走。城墙脚下尸体堆积如鱼鳞般密密麻麻,我几次被尸体绊倒,跌在尸堆上与尸体相触。由于到处是尸体,无放脚之处,我只好趴下以手代步,一有风吹草动即趴在地上装做僵尸……


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拦住,乱棒打死。


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方才结束。清军接到豫亲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根据焚尸簿的记载,在这次大屠杀中死难的人共有八十余万人,其中还不包括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在偏僻处自缢的人。


惨绝人寰的屠城使得几世繁华的扬州城在瞬间化作废墟之地,江南名镇一夜之间成了人间地狱,后人称之为“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繁华都市化为废墟


提到“嘉定三屠”,还需从“剃发令”说起。对于让汉人剃头从满制,清王朝本是相当谨慎的。弘光朝投降,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之后,曾有这样的公告:


剃头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然而,不久之后,这项政策却发生了180度转变。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局出人意料地进展迅速,江南半壁臣服,除了东南西南,满清基本已控制了整个中原,安抚之策已达到目的;二是汉人官员的推波助澜,一些业已归顺的官员们虽换了主子,倒也不甘寂寞,或自动剃发,以示忠心不二;或上书建议,以媚上谋取赏识。满清感觉名正言顺地推行满制的时机已成熟,疑虑之心消除。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剃发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千年以来形成的伦理观,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剃发不仅有违传统,也被视为一种侮辱。因此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抵制,也激怒了下层民众。于是,本已逐渐平静的江南又骚动起来了。乙酉年六月二十四日,各地相继骚乱,地方官和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嘉定总兵官吴志葵响应,逐走清政府派来的县令,占据了城市。当时,李成栋正在追剿占据崇明的明军残余势力,闻讯从吴淞回兵镇压,嘉定第一屠开始。


七月初一,两军会战,当地的“乡军”虽集合了十几万人,但都是平民百姓,熙熙攘攘,拥挤堵塞,属乌合之众,毫无纪律,更谈不到组织和战斗力了,李成栋虽只有不足五千兵力,但均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兵。一开战,李成栋以骑兵冲击,乡兵即四散奔走,自相践踏,被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回。李成栋以大炮攻城,“终夜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初四嘉定城破,李成栋下令屠城,放部下大肆劫掠屠戮,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



白色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李成栋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李成栋遣部将徐元吉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时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此人本是吴淞守军将领冯献猷部下,随冯投降了李成栋。吴之藩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清兵拥入城内,李成栋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


自闰六月初嘉定人民自发起义抗清,两个月内,大小战斗十余次,民众牺牲两万余,史称“嘉定三屠”。三次屠杀,死者无数,繁华都市,化为废墟。


当时,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而中原地区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中原汉族政权历来视少数民族为“夷狄”,清朝入主中原在一些汉族文人心目中等于“亡国”。清军入关之初又实行屠城、圈地政策,并长期对汉人进行民族压迫与歧视,这无疑在汉人心目中烙下深深的印记,但是历史上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都曾发动过对对方的非正义战争,给双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一历史教训应当让我们更加珍视现在民族团结的局面。满族并不是异族,满族入主中原并不是侵略和殖民。满族的发祥地早在战国时期就被纳入了中原政权的版图乃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包括已被同化和消失的民族)共同创造的。作为现代人,应该看到民族大融合给中国带来的积极意义,而不应该长期沉溺于历史的恩怨与伤痛中不能自拔,更不能再用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去看待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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