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文人谁的稿费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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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文人稿费,顾炎武先生列过一个清单:司马相如给陈阿娇写《长门赋》,600个字,得铜100斤(汉时一斤有258克);杜牧给韦丹写《韦公遗爱碑》,500个字,得绢300匹;韩愈给韩宏写《平淮西碑》,1500个字,得绢500匹;皇甫湜给裴度写《福先寺碑》,3000个字,得绢18000匹;白居易给元稹写《河南元公墓志铭》,1400个字,得铜钱70万;王禹偁给西北军阀李继迁草拟委任状,300个字,得马50匹;杨大年给寇准草拟委任状,里面有一句话写得好(这句话只有8个字),寇准额外付银200两。




每字1.5元到2000元不等


如果您对汉、唐、宋三代物价有所了解,并从购买力角度一一换算的话,您会发现稿费最高的猛人是皇甫湜,这人一个字6匹绢,折合人民币2340元;稿费最低的则是司马相如,一个字43克铜,折合人民币一块五。其他几位的稿费标准大致介于一个字16元到1200元之间。


皇甫湜一个字就能拿到两千以上,实在是超级猛人,而司马相如一个字一块五,放到今天也绝对不能说是衰人,因为韩寒同学办杂志征稿,开出的价码也不过一个字一到两块钱而已,就这还被媒体炒到了天上,号称已是“惊人稿酬”了。


据我猜想,顾炎武先生尽管在明末清初威名赫赫,应该也没有拿到过很高的稿费,因为他列举完杜牧、韩愈、司马相如等人稿费之后,来了这么一句:“自古文人遭际,定有穷达之不同,今世文人润笔,争如汉唐之厚?”这句话洋溢着怀古之情,暗示顾炎武老师可能生活在一个低稿费时代。

得到高稿酬的只是极少数


顾炎武忘了一个真理:史书上记载的永远不会是历史的全貌。司马相如和皇甫湜等人稿费高,并不代表他们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稿费都高。比如说,唐朝有一哥们儿叫斛斯融,给人写墓碑为生,类属职业撰稿人,他的稿费标准就是很低的。杜甫有一首诗描述斛斯融的卖字生涯:“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挣的钱非但不能养家,还经常有人拖欠稿费。宋朝有一哥们儿叫方回,给人写序,平均每100个字只有5文钱的稿酬,按当时物价,每天写一篇千字文,挣的钱刚够吃饭。


我怀疑高稿费的皇甫湜们只是非常鲜见的成功个案,而方回和斛斯融等低稿费作者才是中国文字史上的代表人物。


一字百元的机会只有一次


即便是那非主流的一小撮,也并不能总是享受高稿费。我以前写过明朝艺术家徐渭,这哥们儿在杭州一衙门当师爷,替领导写过一篇只有600字的《镇海楼记》,领导谢他纹银220两。现在那篇《镇海楼记》收录在中华书局1999年四册版《徐渭集》的第611页到612页,您可以去数一数,统共766个字,不计标点的话(古人写文章本来没有标点),才647个字。也就是说,徐渭一个字的稿费是白银三钱四分。


对于写一篇文章挣220两银子这件事,徐渭在回忆录里提过,但是他没说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他死后半个世纪,另一位文人张岱作了考证,说这件事发生在嘉靖三十六年。不过按照徐渭老乡、绍兴学者盛鸿郎先生的研究,徐渭直到嘉靖四十年才写了《镇海楼记》,换言之,这件事实际上发生于嘉靖四十年。


嘉靖四十年,江南米价在每石8钱左右。又据左光明先生《中国度量衡考》第260页所载明代量器,当时一石有96公升,装米160斤。160斤米卖8钱银子,说明一斤米只卖0.05钱银子,而现在一斤普通大米要卖到两块钱,进而说明一钱银子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40元。如前所述,徐渭写《镇海楼记》,一个字的稿费是白银三钱四分,折合人民币136元。


徐渭也兴奋,他给领导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上说:“我做了10年师爷,跟了三任领导,还没哪位领导像您这样照顾我呢。”可见他拿一个字100多块钱稿费的机会并不多,一旦撞上这机会,自然对签发稿费的领导心存感激。


委任状和墓志铭稿费最高


唐宋时期稿费最高的文体有两种,一是委任状,二是墓志铭。宋太宗在位时,翰林学士写一篇委任状,至少能换10匹绢,如果给富商或大官写一篇墓志铭,至少能拿铜钱50贯。稿费标准很可观吧?可是朋友们,并非每个翰林学士都有资格去写委任状,也并非每天都有富商和要员死掉,所以拿高稿费的机会很少,撰稿人之间的竞争却很激烈。唐朝后期,“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这情形像极了韩寒发出征稿贴后,几十万作者蜂拥而至,纷纷往他信箱里砸稿。


在这个低稿费时代,韩寒希望能用较高的稿费改善一下撰稿人的生活,愿望是好的,肯定也是真诚的。但是,不管将来韩寒的杂志有多火,撰稿人的生活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道理还是很简单,能拿到高稿费的作者永远只能是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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