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为何忘了抗战远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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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为何忘了抗战远征军(一)


他们为卫国走出国门,却流落到历史之外。


他们的献身庇护了我们这个时代,却在时代的夹缝中辗转老去。


这是一群特殊的军人和老人,广为人知——他们是中国远征军流落缅甸和云南边境的老兵们。


一个民族自尊过度的时候,把它往回拉也叫主旋律


日本人来悼念他们的战马,中国人却不见来探望老兵


一些人遗忘了老兵,一些老兵也遗忘了战争

寻找国家民族的平衡线


一个民族自尊过度的时候,把它往回拉也叫主旋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 云南、北京报道


他们衣衫褴褛,油滑不羁;他们组织涣散,毫无章法;他们有着一切凡人都有的贪生怕死,却没有军人应有的威武尊严;他们不断嘲笑、抱怨、咒骂着命运,但最终仍心甘情愿为袍泽弟兄们登上战事惨烈的南天门。

3月份开始,只要你坐在电视机前,总会在某家卫视看到这群以溃兵身份亮相的“炮灰团”。与以往银幕上的军人形象截然不同,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力图展现普通人在战争年代卑屈的献身。



此剧主创为2007年热播电视剧《士兵突击》的原班人马,因而被观众寄予较高期望。3月初,云南、江苏、上海、北京4家卫视同时上映《团长》,不出意外地掀起新一轮收视高潮。



截至目前,《团长》的口碑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喜欢的认为是“战争题材影视作品的里程碑”,讨厌的则不客气地斥之为“故作高深的注水肉”。



“各种反应都是正常的,在我预料之中。”《团长》总制片人吴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开创了战争题材的新类型,告诉你电视剧原来也可以这样讲历史。”



向被遗忘的历史致敬



“选择远征军题材,因为这个空间可讲的事情太多了。”《团长》编剧兰晓龙曾在接受媒体群访时说,他想做一个主旋律的东西,“主旋律是我们国家和民族需要的,它甚至不一定是忧患,也许就是一种自信,也许是该有的自尊。而一个民族自尊过度的时候,把它往回拉也叫主旋律。我认为主旋律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远在找的一个平衡线。”



2007年4月中旬,兰晓龙与康洪雷去滇西采风,从昆明出发一直往南到腾冲,把滇西主要战场都看了一遍。他们找到很多老兵,从70多岁到100多岁,看上去与普通农民无异,可是翻开他们的档案,籍贯有湖南、河北、四川、福建,有西南联大的学生,有曾经的上校、少尉……



“当你了解到他曾经在战场上拼杀,再对照他眼前的样子,你就觉得不做这个事对不住他们,也对不住自己。”康洪雷当即感慨。



采风结束两个月,兰晓龙拿出26万字的大纲,其间号啕大哭数次。



他喜欢带着所有来腾冲的朋友去国殇墓园。一次,他与同是电视剧编剧的好友史航同去。两个人扛了一箱腾越小烧,正好可以围着山浇一圈。墓园山坡的小墓碑,刻着各种各样的名字和兵种,比如一等枪手、三等马车夫。看到有意思的名字,就拿着酒杯跟墓碑碰一下。



“我们是在向这段历史致敬,也真的需要致敬。”《团长》中出演主角“孟烦了”的张译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在接这部戏之前,他仅仅知道有中国远征军这个说法,具体历史完全不了解。“我觉得非常惭愧。”



《团长》结尾,老年“孟烦了”走在腾冲的大街小巷,背影悠远而沉默。扮演者是当地一名抗战老兵杨再景,远征军时期做后勤工作,经历过太多战争年代的生生死死。“他讲话,无论说什么,我都想哭。”张译说。



《团长》背后的远征军



《团长》浓缩了滇缅抗战中两次远征的经历。



在电视剧中,“川军团”从淞沪会战战场下来,流落到一个小镇并重新聚集。他们空降到缅甸,又被迫撤退回国,最终重树信心,以惨烈的代价拿下南天门战役。整段历史从1942年持续到1945年。



前几集中,“炮灰团”团长龙文章在从缅甸撤退的路上聚拢了上千散兵游勇,在崇山峻岭中狼狈地往国内跑。这看似黑色幽默的情节,原型即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大撤退,发生在1942年。



由于当时中、英、美三方矛盾重重,远征军入缅的时间几次反复,最终错失战机,坐视仰光沦陷,入缅已经失去保全仰光国际交通线的根本目的,中国远征军孤立无援地被弃在丛林中自生自灭。



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之时,司令长官杜聿明与孙立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美国军校留学出身的孙立人选择了进入印度这条损失最小的撤退线路。而杜聿明则遵从蒋介石让远征军撤退回国的命令,从极为荒凉的野人山撤退。



“第一次远征中因为战争死的人不多,绝大部分是在野人山撤退的时候没水没粮、疫病流行死的。10万大军最后只剩了4万多。”腾冲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原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少尉参谋卢彩文介绍说。



电视剧后半部分花大篇幅描写了惨烈的南天门战役。“怒江边,南天门上,日本人的堡垒犹如怪物。敌人恶毒,川军团只能把仗打得‘断子绝孙’。弹尽粮绝,牙齿也是武器。”兰晓龙所著同名小说《我的团长我的团》中这样概括。



一战役的原型为滇缅战争历史上著名的松山战役。松山位于横断山脉南麓、怒江西岸,海拔2690米。滇缅战争期间,由金光惠次郎少佐指挥的拉孟(松山)守备队在此驻防,并用一年的时间修建了极为复杂的永久性工事,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据点,牢牢控制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这与《团长》中日本指挥官竹内连山创造的连通古树、石崖的工事极为类似。



松山战役的著名,在于其惨烈程度和歼敌比例整个抗战史上难有匹敌。它发生于1944年,历时120天,中方官兵阵亡8000余人,日本守军1400名除1人化装突围全部战死,无一被俘或投降,双方阵亡人数之比接近6:1。



“除了云南和缅甸几个地方以外,其他地名全是虚构的,没有一场真实的历史中发生的战役。但是我会把滇缅作战最浓缩的战争写进里面。”兰晓龙说,“史实部分占了60%的神。形也许一点都不像,也有可能就是很像。”



历史观是最大的顾虑



人物、地名虚构,不仅仅是出于艺术创作的考虑,也是规避风险的办法。



“这个电视剧的艺术和技术我都不担心,最大的顾虑就是在历史观方面。”吴毅介绍。在剧本创作阶段,他曾请军方、广电总局和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有关人员把关,把握讲述的“度”。“现在采取的方法是,站在民族的角度上,讲中国军人抵御外敌,回避党派的区别。”



在《团长》中也出现了共产党的身影,如游击队里有一名热爱学习的左翼进步青年,但没有明确指出其身份。“我们也反复讨论过国共平衡的问题,后来发现比较难与情节融在一起,现在这样的分寸还算合适。”吴毅说。



剧组同人们已经关注滇缅战争题材很久,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不知道“气候”如何。这次,《团长》终于开拓了讲述这段历史的空间。史航这样认为。



此前以滇西历史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也有不少,比如电影《国际大营救》、电视剧《滇西往事》等等。但“往往摆脱不了固有的模式”。腾冲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说,“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部较为真实地反映滇西抗战历史的电视剧。”


中国历史为何忘了抗战远征军(二)


日本人来悼念他们的战马,中国人却不见来探望老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 | 缅甸仰光、曼德勒、密支那报道



杨伯方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其他中国远征军老兵一起,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2009年3月中旬,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缅甸曼德勒,寻访这位在二战后流落于此的远征军老兵时,却得知他刚刚在两个月前与世长辞,终年89岁。



这位多年来一直在为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家而奔走呼吁的老兵,最终没有逃脱客死异乡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有上千中国远征军流落在缅甸,而如今,剩下的仅有10多人,且年龄都在90岁左右。”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绝大多数老兵在临死之前,都没有和家人联系上。”



“我对得起祖国”



“杨伯方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居住在缅甸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张富鳞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特意在一件白衣服上别着两枚纪念章。



这两枚纪念章中,一枚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另一枚则是广西一个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颁发。



1941年,正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的张富鳞和全校师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全校师生,只有女同学回家了,其他的都去参与抗日工作。”他回忆说。



张富鳞参加的是隶属于宋子文的中央税警团。1941年12月,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张富鳞的职务是师部通信兵。



日本投降后,赴缅参战的张富鳞脱离了队伍,留在了当地,“我们参军是去打日本人的,不是打内战的。”这也是选择留在缅甸的大多数远征军的想法。



1950年,张富鳞和缅甸的一位傣族姑娘成婚,随后进入一家华文学校教书。他说自己的历史分为两部分,一是离开学校拿起枪打日本,二是放下枪拿起粉笔在异国他乡教授中文,“我对得起祖国。”



说到激动处,张富鳞总会反问本刊记者:“你说,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来采访我?为什么?”10多年前,曾有一位记者采访过张富鳞,但最后稿件没有发表,“那个记者说时间不对,你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我们都死光了吗?”



在心平气和之后,张富鳞坦承,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这些远征军是“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现在好了,是美女照镜子,两边都喜欢。”



讲到打仗的经历,张富鳞总是泪流满面。



“你见过大森林吗?你见过下大雨吗?”张富鳞习惯性地反问。在他对那段经历的记忆中,最深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逃亡中。1942年4月,首次进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全线溃败,一部分返回滇西,一部分退入印度。



“那时候雨季刚来,那不叫下雨,简直是天漏了。”张富鳞说,“穿越原始森林,真是恐怖,疟疾、蚂蟥、毒蛇,加上饥饿,45000人的大军,最后只剩下7000多人。”



张富鳞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他在师部。



若干年后的2002年,一位缅甸军官告诉张富鳞,他们有一次在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组织的叛军时,在森林里走了三天三夜,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里面遍地骷髅,横七竖八。在骷髅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徽章以及发报机等,“那是你们中国兵。”



亲身经历让张富鳞还原出当年的细节:一群筋疲力尽的士兵为了躲雨,发现了这个山洞,他们进入里面休息。就在放下枪抖落衣服上的蚂蟥刚刚躺下时,他们发现,再也站不起来了,“山洞里没有氧气。”



他在国殇墓园里看到了自己的碑



1938年,年仅16岁的韩天海正在老家重庆的一间学堂里读书,跟着老师唱“抗日救国来当兵”,“几个抓兵的人冲进了教室,说我到了当兵的年龄。”



韩天海没有任何反抗。



“那时候好多新兵连手榴弹都不会甩,把自己炸死的都有。”韩天海说。他所在的预备二师,是第一支打入敌占区的成建制的中国军队,在滇西的多场战斗中功绩彪炳,死伤惨烈。



在滇西的高黎贡山上,即使现在,村民犁地时,还经常会犁出当年死去士兵的遗骨。



和其他远征军相比,韩天海更多一份让他心悸的被俘经历。因为年龄太小,日军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去做苦役,“被俘的战友中,有被活埋的,有被灌水的,我都亲眼看到过,太惨了。”



每次日军杀俘虏时,都会让他陪杀,“大家都被蒙着眼睛,跪在地上,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杀。”在心里面他已死去许多次。



1944年5月,反攻腾冲的战斗打响,韩天海和其他被俘士兵一起,趁乱杀掉三个哨兵,逃出俘虏营,返回部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天海离开部队去边境上做一些小生意,维持生计。他的另一个打算是,攒点钱后再回家看望父母。但局势逆转,身为中国远征军战士的韩天海已难以回乡。



若干年后,他因做生意在云南边境碰到了当年的一位战友,这位战友告诉他,在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里,有刻着他名字的墓碑。2005年,韩天海专程前往国殇墓园,找到了那块苔藓斑驳的墓碑。



88岁的韩天海已经弄不清自己家乡的具体名称,只记得自己出生在重庆,后来家里搬到成都一个叫棉花街的地方开了一个织袜子的店铺,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叫韩天才,一个叫韩天元。



同样来自四川和韩天海同龄的刘朝回清楚地记得,自己家在四川省岳池县广新场九区义民乡(音),“我有一个哥哥叫刘朝明,一个弟弟叫刘朝辉。”



和刘朝回同来参军的还有5个老乡,他们出发前,全县的学生都来欢送,“用竹竿挑着长串的红炮仗,放个不停。”那种“啪、啪”作响的声音一直没有停下来,“我们守阵地,日本人往上冲,我们要不停地放枪,枪一不响,日本人就冲上来用刺刀刺我们,他们的刺刀比我们的要好,好多战士被他们刺死了。”



让刘朝回至今难以忘记的是,当年和他一起参军的5位老乡,在开往云南战场的路上就因病死去。



刘朝回住在缅甸北部的城市腊戌,据他讲,腊戌最多的时候有20多位远征军老兵,但现在除了他之外,仅剩下一位90多岁的河南籍老兵。



“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英雄。”提起当年参军时的情景,刘朝回说。但这一切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幻,在流落缅甸的日子里,很长的一段时间,刘朝回甚至不敢讲明自己的身份。


中国历史为何忘了抗战远征军(三)


沦为“野人”部落的远征军



张富鳞难以忘怀一次邂逅:几个月前,一位高龄的中国人晕倒在曼德勒火车站,有热心的华人将其送到当地的华人会馆,虽然这位老人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但张富鳞看过之后确认,他肯定是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有90岁左右,听口音又是多省籍(缅甸当地华人将云南、广东、福建三省之外的地方统称为多省)的人,像这么大年龄的多省籍的人,一般都是当年打仗流落到这里的。”



现年74岁的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副会长王荣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曼德勒,还有一位名叫朱长江的远征军战士当了和尚。那位老兵曾经告诉他之所以当和尚,是因为他们当年躲藏在山上时,被一个缅甸当地人告发,随后遭到缅甸军方的围剿,死了好多弟兄。后来他的上司为了复仇,杀了那个缅甸人全家。“他觉得报复有些过了,就去做了和尚。”



本刊记者前往曼德勒的一处山上打探,当地一位和尚称,的确是有一个叫朱长江的中国和尚,但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曾在缅甸当阳生活过多年的华侨王升鸿说,在当阳,最多时有30多位老兵,有开小赌场的,有镶牙的,有开汽车的,大概只有一半在战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而回到国内的只有五六个,“一个叫吴应光的老兵,家在四川内江,我帮他写信联系上了家人,但至死他都没能回去。”



“而早年回去的人,也不一定比留在缅甸好。”王荣森说。



在缅甸做玉石生意的华侨尹正权说,三四年前,在他的玉石厂打工的一位工人被生活在当地深山老林里的一群“野人”抓去了,后来他们去交涉,发现那群人穿的是用藤条做成的衣服,用的是弓箭,“他们说的话根本听不懂,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后来他们听见我们说汉语,就用很简短的汉语和我们说话,我们听懂了几个词,比如国民党兵、打日本人等,我们猜测他们是当年留下的远征军。后来我们给了他们一些东西,换回了我们的工人。那个位置在印缅边境,是当年远征军撤往印度时经过的地方。”



身为师部通信兵的张富鳞说,以前每次打完仗,在安葬好战死的兄弟们后,师长孙立人总会献上一束花,并留下伤兵守墓,说等到战争结束后,他会接兄弟们荣归,“但世事难料,后来孙立人自身难保,那些奉命守墓的兄弟们,更是连自己都倒在了异乡的丛林。”



不想就这么潦倒地回去



祖籍广东海丰的张家长回乡探亲已经是在离家整整45年之后。张家长说,1943年,年仅18岁的他告诉哥哥,家里兄弟三人,生活太困难,必须有一个人外出逃生,因此他准备去当兵。



当兵后的张家长被分配至预备二师,和韩天海在同一个团,“有一次一位战友中枪,血就像水管裂了似的往外冒。”



1988年,张家长到中缅边境的云南畹町看望几个当年的战友,战友告诉他,国民党老兵回国再不会受到限制了。



这一年,张家长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广东海丰。当他的哥哥见到他时,激动地说:“你当年说出去逃生,没想到一去这么多年,走了这么远。”



不过,张家长说,他依然能感觉到异样:“有个老同学,见了我扭过头不敢认,生怕我会连累到他。”



在曼德勒街头开着一家布店的张家长,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的兄弟姐妹,有在香港的,有在台湾的,也有在大陆的,他们生活都不错,经常说让我去他们那里住,但我不愿意去。”



张家长说,他是广东海丰张氏家族的第12代人,而如今他成了缅甸曼德勒张氏家族的第一代人。这位在家中已经习惯于说缅语的远征军老兵,经常教育孩子“要懂得说中国话”,“因为这是他们的母语。”



老兵陈华的回家之路充满了悲凉和伤感。



陈华说,1937年,在参军前,将自己的妻子送到岳母家四川内江,他告诉妻子,打完仗就接她回家。那时,陈华的二儿子还在妻子的肚子里。谁知这一去就是50多年。



1990年3月18日,一位在缅甸经商的华人突然找到身在仰光的陈华,说他到云南进货时碰到一位中国人,托付他找自己的父亲陈华,并转交给他一封信。写信的人叫陈传毅,就是陈华的二儿子。激动不已的陈华立即给儿子发去电报,并于一个多月后回国。



“我的妻子早已改嫁,回到四川内江后,我们俩只能相对大哭一场。”陈华说。另一件让陈华内疚终身的事情是,因为他的一封信,让他的一位朋友丢了性命,“上个世纪50年代,我给云南的一位女性朋友写过信,结果她被她的弟弟告发,说是私通国外,一帮人就到家里去抄家,这位朋友很聪明,把信烧掉了。那帮人翻来翻去,最后在床上的褥子底下发现一张《人民日报》,报纸上有一张毛主席的照片。这位朋友就被定为反革命罪,被批斗致死。”



陈华说他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还能回家乡看看,“但我不想就这么潦倒地回去,给孩子们添负担。”陈华说,他正在申请台湾方面发放的战士授田补偿金,有50万新台币,如果能领到这笔钱,他就回去,但目前台湾方面让他提供当兵时的证件,他全都丢了,“我的军官号是337006。”



共同捐弃历史包袱



2009年2月,老兵陈达夫和边一帆在曼德勒相继去世。



两位老人的去世,让在曼德勒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刘雅馨有些难过。在来曼德勒留学之时,她曾受广西一家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委托,向他们发放纪念章,“我打听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刚刚去世。”



身为“80后”的刘雅馨,坦言自己对抗战历史了解得不够深入,“我们看的都是《地道战》《地雷战》等片子,对远征军的历史,知之甚少。”



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的父亲就是一位已经过世的远征军,让这位远征军后代伤心的是,在缅甸,经常会看到日本人前来悼念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死掉的士兵,日本人甚至连他们的战马都修有纪念碑,而怎么很少见到我们中国人来悼念那些为抗日牺牲在异乡的英魂呢?



“关于这段历史,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去重新检讨。比如如何评价这支军队对抗日救国的贡献,还有,我们的远征军到缅甸是为了抗日,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缅甸人认为我们当时是侵略了他们。这些工作,都要我们后人去做。”王玉顺说。



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情况引起了中国官方的重视。2002年,在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的组织下,由9名老兵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回国访问团终于成行。



当时参与组织此次活动的王荣森称,他开始找老兵说此事时,好多老兵都不愿意回去,经过多次做工作,终于有11位老兵答应回国访问,“就在临出发前,又有两位老兵因为孩子的反对未能成行。”



中国远征军回国访问团的成功访问,打消了众多远征军老兵心中的疑虑,一些老兵为此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提出,花那么多钱回国访问,还不如花几块钱人民币给他们发一张证明,“只要说我们打过日本鬼子,为国家做过贡献就行。”随后,几位老兵以缅甸现生存抗日远征军全体退伍老兵的名义,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递交了请愿书。



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领事张建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向中国远征军老兵发放纪念章一事,他们早就有想法,到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他们向中央提出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



每每说到这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纪念章,张富鳞总是很激动,“中国俨然已经是一个大国了,因为它的发展开始遵循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允许多元,允许蝴蝶成群,也允许蜜蜂存在。”■



(感谢云南普洱德福经贸公司董事长高飞、仰光云南会馆副理事长陈自廷、曼德勒明德学校副校长潘体惠、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副会长王荣森等对此次采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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