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轰炸骇人听闻,特务潜伏上海暗藏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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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6日,上海突遭国民党飞机轮番轰炸,很多重要建筑被毁,国民党的轰炸为什么如此准确?侦察员抽丝剥茧抓捕特务,狡猾的特务能否最终落网?央视七套《军事纪实》5月27日20:03播出《轰炸危机》为您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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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6日,中午12点25分,上海市郊突然响起一阵防空警报,近20架国民党飞机直扑杨树浦、闸北等地,对位于这一地区的上海发电厂、自来水厂等目标进行轮番轰炸。


惨烈的轰炸,使得这一天成为上海解放后最为黑暗的一天,史称“二·六”轰炸。“二·六”轰炸骇人听闻,而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些突然来袭的飞机在数千米的高空中竟然如此精确地发现了重要目标的存在。那么国民党得飞机又是如何准确击中目标的呢?


我公安机关认为,国民党保密局有可能再派遣特务潜往上海,重新架设电台。于是,便秘密搜集情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寻找国民党特务的行动。


那是1949年10月初的一天,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扬帆接到一份来自公安部的通报:匪保密局特务吴思源于8月24日由定海潜入上海,已于9月27日与台湾总台通报。


自从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以来,破坏反革命活动,搜捕特务一直是公安局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天,扬帆都会收到像这样的关于特务活动的各种情报。


杨帆照例把侦缉特务吴思源的任务交给了市公安局社会处。然而,这不到30个字的通报除了特务的名字,并没有提供特务到上海的目的和其他详细情况。要在600万上海市民中找一个“吴思源”,无异于大海捞针。


侦察员想到,特务要长期潜伏下来,必然要有新的身份做掩护,那就势必要申报户口,那么“吴思源”这个名字就是唯一的突破口。于是,他们只能埋头在堆成小山似的户籍档案中,对“吴思源”及其谐音相似的名字一一排查。然而,排查工作持续了整整两个月,结论却是“查无此人”。线索就此中断,“吴思源”一案的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然而,这个吴思源是谁?他与神秘的地下电台又是否有关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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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退居台湾的国民党不甘心在大陆战场上的一败涂地,利用其还占据优势的空军力量,制定了对我方进行空中报复性袭击的计划。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就以尚未解放的舟山、定海为基地,多次派遣飞机空袭上海。


社会处的侦察员们立即投入了对地下电台的排查工作。几个月来排查工作收效甚微,空袭却在不断发生。


时间转眼到了1950年1月初,又一份公安部的通报发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通报称:国民党保密局发给特务吴思源的活动经费,旧币775万元,以汪洋的名义,汇至上海林森中路施家瑞收。“吴思源”的名字让侦查员眼前一亮。既然从户籍上难以找到“吴思源”,那么从这笔经费邮寄的款项上入手,很可能会使案情柳暗花明。侦察员马上行动,着手调查“吴思源”案。时任社会处办公室主任的王征明也参与了调查行动。


侦察员逐家调查了经营这类汇款业务的公司,在1 月10 日,终于发现经手这笔汇款的是位于北京东路41 号,一家名叫“合众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私人商行。可是,等侦察员赶到这家公司的时候,这笔汇款已经在两个月前,也就是1949年的11月10日被人领走了。据公司职员回忆,领款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子。依据汇款的存根上的有收款人地址及姓名,侦察员按图索骥,找到了这个地址。依据这个地址又能否最终找到吴思源呢?


在林森中路,侦查员查找到了施家瑞的户籍:施家瑞,男,1921 年生,湖南人,据了解,施加瑞的父亲施肖莲还经营了一家“振记瓷器店”。


“振记瓷器店”开设在上海造币厂桥下100 公尺处的棚户区内,这个地方背靠苏州河,店前是一条不宽的小马路,路对面是造币厂高高的围墙。奇怪的是,从档案记载上既看不出施家父子同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什么瓜葛,也未发现有什么复杂的海外关系。而经过调查,侦察员发现,这家瓷器店开始经营的时间并不长,是在施家瑞领走那笔775万的汇款20天后刚开张的,这是巧合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与此同时,调查轰炸案的侦察员利用投诚的敌人电台和保密局保持通讯联系,以套取情报。这天,社会处办公室主任王征明向副局长扬帆汇报说,收缴的电台接到了一份奇怪的电报。


杨帆听完王征明的报告,深深吸了口烟,“吴思源、电台、轰炸结果”,这三个关键词在他眼前迅速闪过。




职业的敏感让杨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吴思源案和轰炸案很有可能是同一件案子。1950年l 月11 日晚,上海市公安局办公楼内灯火通明,扬帆和办公室主任王征明召集了负责“吴思源”案和轰炸案的全体办案人员,听取两宗案件的综合汇报。前后三个情报、两笔经费都指向了同一个人——吴思源,他就是破案的关键,找到了他就能找到电台。


于是,扬帆对办案组下一步行动作了四点指示:一、对已发现有嫌疑的人员和地点,实行24 小时严密监控;二、尽快查明“吴思源”其人的真实身份,以确定其性质;三、在周密稳妥的前提下,力争及早破案,稳、准、狠地打击敌特;四、在侦查中必须小心谨慎,严防打草惊蛇。


第二天,振记瓷器店还在照常营业,但是此时瓷器店附近已经多了几双关注的眼睛,一张细密的监视网悄悄张开。侦察员化装成摊贩、三轮车夫、卖报人分散在瓷器店四周,进行监视跟踪。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侦察科长钱明也在其中。


根据这家振记瓷器店户籍上的记载,小店一共有店主、账房、职员、跑街和学徒共6人。这些人里是否就隐藏着特务“吴思源”?他们的秘密电台是否就在瓷器店中?连续几天的监视,侦察人员发现这个小小的瓷器店有些不同寻常。


瓷器店登记的这个名叫罗炳乾的跑街并没有在店中出现,那么,这个罗炳乾会不会就是吴思源呢?侦查员的目标很快转移到了这个神秘的跑街罗炳乾身上。根据调查,罗炳乾是施家瑞的妹夫.他一直住在福佑路362号的一个民宅里。而就在几天前,侦察员在跟踪施家瑞的时候,多次在福佑路附近丢失目标。难道施家瑞就是来找罗炳乾的吗?


在当时,福佑路居住的人口众多,环境复杂,侦察人员很难在这里展开跟踪调查,只能借助技术手段,用电台侦听的方法调查。于是,王征明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电台技术组组长厉培明,他对电台侦听十分了解。


很快,王征明找到了他,就在讨论案情时,厉培明看到了“罗炳乾”三个字时,这个名字让他不由大吃一惊。


厉培明所说的罗炳乾系军统报务员,祖籍湖南华容,1937 年考入军统技术干部训练班,毕业后任军统重庆总台和郑州站报务员,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侦测总台技术研究室任少校技术员。此人报务技术娴熟,是个干练而精明的特务,解放后去向不明。那么,这两个罗炳乾又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从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军统特务罗炳乾与振记瓷器店的“跑街”罗炳乾,姓名和年龄都相符,只是籍贯不同,“跑街”罗炳乾的户籍记载的是南京,而不是湖南,他的妻子也就是施家瑞的妹妹却是湖南人。如果有机会让厉培明看一眼这个罗炳乾,那么所有的疑问就迎刃而解了。


进而,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嫌疑重重的罗炳乾迟迟不肯露头,电台依然下落不明。


案情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侦察员们还是耐心等待着特务的下一次发报。然而,连续三天三夜.设置在福佑路附近的侦测机始却终未发出侦测信号,技术侦察一无所获;而且,埋伏在瓷器店周围的侦察员也始终未见罗炳乾在店中露面。


经过连续几天的侦察,在罗炳乾住处附近终于有电台发出的信号。


尽管监听到了一点电台信号,但是,侦测机只能测定大概的范围,并不能精确到哪一门哪一户。


为了进一步判断电台信号是否是从罗炳乾居住的362号发出,侦察员伪装成卖竹竿的小贩,把便捷式简易测向机藏在竹竿一头,用布包上,天线则隐藏在竹竿里,沿着福佑路仔细搜寻,信号一直忽隐忽现,直到侦察员走到了福佑路362 号的门前。


侦察员通过电波判断,正在同台湾保密局总台联络的果然就在362号院内。


罗炳乾电台隐藏的地点已经彻底暴露,侦察员几十天的辛苦总算有了结果,随即很快接到了抓捕计划。


就在抓捕行动即将站靠时,国民党空军又对杨树浦等地进行了猛烈轰炸,目睹了轰炸后现场的惨状,侦察员们感到抓捕特务的行动必须尽快执行。


1月27 日清晨7 时,罗炳乾的地下电台又发出了讯号,守候在这里的钱明立即下达抓捕命令。


侦察科长钱明率领3 名侦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了罗炳乾的门前。


然而,此时任何的抵抗都无济于事,侦察员轻而易举地制服了罗炳乾。


经过审查,这个罗炳乾正是厉培明所熟知的罗炳乾。他从在军统特务人员训练班毕业后,长斯在军统局、保密局任报务员、译电员。1949 年7 月,从广州去台湾后,被台湾保密局委任为上海独立台台长,按规定化名“吴思源”,独立行动。


1949 年8 月19 日,罗炳乾从台北到定海,随后化装成商人携电台乘渔船于8 月25 日潜入上海。到上海后在福佑路租了一间住房,并与施肖莲之女结婚。


利用民房作掩护,罗炳乾很快架设起了秘密电台,开始与台湾沟通联络。此后他不定时向保密局总部提供上海的天气、重要目标方位、轰炸结果以及我军政、财政等情报,他也没有忘记,在每次报告情报之后都会发上一组“经费用完,请求补发掩护费并酌发生活费”之类的密码。


1949年11月5 日,罗炳乾收到台湾特务机关从香港汇来的775 万元活动经费。为掩人耳目,他将这笔钱交给其岳父施肖莲开办了“振记瓷器店”,自己则在店中当一个“跑街’,以便隐蔽其特务活动。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这笔钱暴露了他的身份。


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正是由于罗炳乾的情报,致使江南造船厂、英联船厂、杨树浦发电厂等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目标遭受到国民党飞机的毁灭性轰炸,造成了“二·六”轰炸的惨案。


为了有力地打击敌特的嚣张气焰, 2 月7 日,就在“二·六”轰炸后的第二天,经陈毅市长批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罗炳乾死刑,立即执行。


“二·六”大轰炸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它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虽然这次轰炸使上海市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它又是我国空军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自此开始,直到1950年底,我国空军借鉴了很多作战经验,加上盟国苏联的协助,从只能保护首都安全,发展到可在空中实施拦截敌机,逐步向正规化空军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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