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留守红军怎样变成“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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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主力红军长征后负责留守并转入游击战的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对当时的艰苦情景作了如实描写。为了牵制敌军、掩护主力远征,并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南方八省原来苏区内留下的红军游击队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其艰苦卓绝的程度不亚于长征。      转入游击过晚苏区留守红军损失惨重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西征时,在瑞金梅坑成立了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组成的中共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在苏区继续坚持斗争。留下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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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主力红军长征后负责留守并转入游击战的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对当时的艰苦情景作了如实描写。为了牵制敌军、掩护主力远征,并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南方八省原来苏区内留下的红军游击队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其艰苦卓绝的程度不亚于长征。


转入游击过晚苏区留守红军损失惨重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西征时,在瑞金梅坑成立了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组成的中共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在苏区继续坚持斗争。留下的军事领导机构为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红二十四师和各军区的独立团、营,以及闽浙赣等苏区的部队。在苏区的正规红军连同机关和伤病员虽有3万多人,却以老弱病残居多,其中1万多伤病员还需别人照顾。


蒋介石在主力红军长征后,仍要求彻底摧毁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周围50万“围剿”军中,10万人被抽出追击长征的红军,其余仍在围攻留守的中央军区部队。在湘鄂赣、湘赣、闽浙赣、鄂豫皖等苏区,也有数十万国民党正规军连同民团进行不停顿的“搜剿”和“清剿”。


本来,各苏区留守部队迅速化整为零转入游击战,才是唯一的生存之路。然而错误指导下的中共临时中央交给项英的任务却是坚持瑞金、会昌、于都、宁都之间的“三角地区”,希望中央红军在湘西站稳脚后,再进行反攻,恢复原有苏区。所以,留下来的枪支不全、战斗员严重不足的部队还要打正规战,坚守阵地。


看到老战友项英执行上级指示,陈毅忧虑地提出:主力红军尚且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现在怎能守住阵地呢?他建议:“将留下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分散到各县,穿上便衣,背起快枪,打游击去,让敌人找不到目标。”项英对此建议一时犹豫不决,指战员和苏区群众也大都以为主力很快会打回来,仍坚守原有阵地。结果部队很快被敌压缩包围在赣南仁风山的狭小区域,毛泽覃等指挥员也在战斗中牺牲。


1935年2月5日和13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终于来电,要求“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采取分散游击战。于是,项英、陈毅下令砸碎电台,分路突围。可惜此时敌军已构成严密封锁,多数部队未能冲出包围,阮啸仙、贺昌、瞿秋白、刘伯坚等领导人都在突围中牺牲或被俘遇害。在皖南和赣东北活动的红十军团也因执行上级集中活动的要求,未及时分散游击而遭包围,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和军团长刘畴西在怀玉山被俘,入狱后坚贞不屈,遭敌杀害。只有粟裕等率挺进师少数人冲出包围,转入游击活动。


在南方苏区失败时,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如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被敌封为“招募专员”。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用手枪打死一个阻止他变节的团政委后,向粤军投降,被广东军阀委任为“剿共游击司令”,转过头追捕过去的战友项英、陈毅。为制止这种投降逆流,各游击区加强了气节教育。陈毅专门召集队伍宣布,革命要自愿,实在受不了苦的可以走,却不能出卖同志。他特别强调:“胜利的时候要当英雄,失败的时候更要当英雄。”


不能搭棚子烤热芭蕉叶当被盖


中央苏区失陷时,当地红军分九路突围。项英、陈毅最后突围时,敌军已经冲进仁风山,到处是“捉拿”的喊叫声。他们转入山林反复周旋,幸而得到一个陈毅熟悉的县委书记带路,才绕出“搜剿”圈进入油山,300余名突围的指战员也会聚到了这里。当地处于赣粤边界,到处是高插入云的峰峦,漫山是青翠的竹林和齐腰深的茅草,适于开展游击战。


对油山进行“清剿”的主要是广东军阀部队,他们对红军游击队展开围攻仍很积极。项英、陈毅领导的油山斗争成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粤军一再“搜剿”,没有找到游击队主力,便采取了封山政策,还经常放火烧山。


红军游击队采取在山里打圈子的办法。由于指战员总是随时准备转移,几乎不能脱衣离枪睡觉。起初游击队还搭竹棚、茅草棚居住,结果在敌人大搜山时,棚子成了目标。游击队只好拆掉棚子,几个人在大树下背靠背睡,下雨天撑把伞或在树上支起一块布以避风雨。到了深秋和冬天,淫雨绵绵,寒风刺骨,游击队员衣裳单薄,且无被盖,夜晚只好烧起火来,将烤热的芭蕉叶当被盖,以御寒冷。皖浙赣边游击区的一支游击队在l937年早春被敌人围困在深山,天寒缺衣,在又冷又湿的灌木丛中受冻挨饿,因怕暴露目标,又不能生火取暖,一夜就冻死20余人。


转战油山中的陈毅仍乐观地写下许多诗作,以“恶风暴雨住无家,日日野营转战车”的气概表示对困难的藐视。一次敌军日搜夜剿“满山抄”,又燃起大火,陈毅带伤病伏于草丛中二十余日,自虑不得脱,毅然在衣底写下了《梅岭三章》,其中有“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之句,表现了到“阎罗”处也要怒斩敌人的气概。


饥饿是仅次于敌军的第二大敌人,只有依靠群众支援才能克服。正如陈毅诗中所说:“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老苏区群众大都有亲属参加红军,他们把游击队看成自己的子弟,经常在山上一些秘密地点给游击队埋藏下粮食、油盐。有时粮食接济不上,游击队只好以野果、野菜、草根充饥,春天挖竹笋,夏天摘杨梅,秋天吃野菜,冬天找山果,度过了三年最艰苦的岁月。


“北和南剿” 游击队遭遇复杂局面


红军三大主力结束长征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国民党当局停止对陕甘红军的进攻。1937年2月,周恩来在西安谈判中向国民党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民团或保安团,作为抗日队伍。蒋介石却密令南方各省:“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共方之武力与地方组织。”


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推行“北和南剿”方针,南方游击根据地反“清剿”战争进入了最残酷、激烈的阶段。红军游击队虽受到较大损失,但仍保存了基本战略支点。项英、陈毅等领导人设法同党中央取得联系后,又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各游击区通过快邮发电、发倡议书和发表声明等形式,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相继开始同国民党当地驻军或地方当局进行谈判。面对日寇大举入侵,蒋介石才被迫停止对南方游击队的进攻。


国民党当局同南方红军游击队谈判时,仍想加以吞并。7月中旬,粤军请闽粤边区的游击队进入漳浦县城,特委书记何鸣缺乏警惕性,率600名游击队员进城后突遭包围缴械。对“何鸣事件”的严重教训,毛泽东马上告诫全党,尤其要求南方游击区注意。


各游击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把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当成一场与军事斗争相交织的政治斗争,表现出有打有谈的复杂状态。如闽东的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提出的合作抗日的要求置之不理,继续发起进攻,叶飞便率独立师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加强连,以胜利迫使对方同意坐下来和谈。鄂豫皖的红二十八军前往集中地时,发现国民党军在周围形成包围,马上以夜袭冲了出去,才使对方打消了进攻企图。国民党怕游击队“扰乱后方”,终于同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再编一个军,开赴抗日前线。


三年奋战八省成军


长征后苏区失陷,证明留守人员不转变斗争方式就无法生存。遵义会议后,中央指示留下的红军转入灵活的游击战,才能保存下近万人的革命武装,并且牵制了很大一部分敌军主力。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安徽和河南等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从此,豪迈的歌声响彻大江南北:“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从深山密林里走出的红军游击队,又在抗日战争的斗争中续写出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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