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天饥饿的北京:遍地空货架

飒羽临风 收藏 2 331
导读:我刚从四川、云南、贵州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北京市萧条的市面使我大吃一惊。 食品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不,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货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柜台里放了一些糖果、点心,旁边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标签“非卖品”!这,大概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市容。令人看了,白咽一口口水。菜市场里,鱼肉鸡鸭全无。蔬菜也少得可怜,限量供应。我的爱人老赵在保定工作,两个孩子都在托儿所,家中就我和母亲两个人。十天供应两斤菜。食堂里,也只有一点素菜和咸菜。偶尔有一点荤菜,还要凭票供应。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削减了。全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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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四川、云南、贵州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北京市萧条的市面使我大吃一惊。


食品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不,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货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柜台里放了一些糖果、点心,旁边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标签“非卖品”!这,大概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市容。令人看了,白咽一口口水。菜市场里,鱼肉鸡鸭全无。蔬菜也少得可怜,限量供应。我的爱人老赵在保定工作,两个孩子都在托儿所,家中就我和母亲两个人。十天供应两斤菜。食堂里,也只有一点素菜和咸菜。偶尔有一点荤菜,还要凭票供应。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削减了。全报社只有陈柏生和我两人,原来定量二十四斤,此时增加到二十六斤半,体现了党的政策。原来副食品吃得多,一个月二十四斤口粮还吃不完。现在虽增加了两斤半,但每顿饭我都要仔细地按定量吃了。早餐二两,午晚餐各三两。只因油水少,不到开饭时间,就饥肠辘辘了。我估计,男同志一般每月三十斤口粮,一定比我更加困难。


同志间彼此不大敢互相串门请吃饭了。没有菜,如何招待客人﹖只有这点口粮,光吃饭也招待不起。记得在北京的交大同学一次相约在一位同学家相会。大家不约而同地带了粮票和菜票,交给主人买菜做饭。


不少干部开始浮肿了。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他们原来当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比较优厚。他们一回国刚好遇到经济严重困难,生活水平陡然下降,自然适应不了。我的一位亲戚五十年代初派到印度工作,1958年回国后下放到山东农村劳动一年,得了严重的肝炎和浮肿。我去看他,他的腹部已腹水鼓起老高。这种病急需营养,可是,任凭你有多少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任何营养食品。他的爱人对我流泪,我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


北京的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干部得浮肿病的数以万计,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关注。


在这样的严峻时刻,陈云同志想出应急之计: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白糖、面粉,在国内城市市场上供应一些“高价点心和糖果”,开放一些“高价饭馆”,农村和小城镇则开放一些自由市场。这样既能使营养不良的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国家也可以回笼货币。


这个主意看起来相当简单,却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时,各食品店熙熙攘攘,柜台前挤满了购买高价点心和糖果的顾客。我也赶到百货大楼,买了几斤糖果和点心。我记得,奶糖六元一斤,点心五元一斤。我买了几斤,送一半给我那位得肝炎的亲戚,一半寄给我在东北抚顺矿区中学当教师的妹妹。她那里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连酱油和咸菜都要凭票供应。


我也想到高价饭店去观光一下。我不知不觉,想到五十年代的好时光。五十年代初,王府井的市面实在繁荣。人民日报对面的东单三条一条胡同里,就有两家饭店、一家西餐厅和一家小吃店。那时刚实行薪金制。编辑部工作人员的月平均工资约为一百元左右,按那时的物价计算,不算低了。我们的食堂办得也很不错,所有的菜都是单炒,一份荤菜不过两三角钱。可是,人心真不知足。只因掌勺的师傅还是从老解放区来的或解放初期招聘的,手艺不高,炒出来的溜肉片和溜肝尖味道差不多,辣子鸡丁和辣子肉丁也相差无几,我们就送了个“菜无二味”的雅号。食堂的菜吃腻了,便去光顾小饭馆。


我们最常去的是一家上海饭馆,就在东单三条进去不远的地方。一间半门面,放了七八张桌子,后面便是厨房。老板是一位胖胖的中年人,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听说他原是北京铁路局的留用人员,提前退休开了这个饭馆,生意十分兴隆。老板娘是典型的上海小市民,瘦削的瓜子脸,大眼睛,最引人注目的是额前有道刀疤,虽有刘海也遮盖不住。我怀疑她的出身恐怕不是良家妇女,很有点上海滩上“白相人嫂嫂”的味道。老板不当职员而来开这个小饭馆,很可能出自她的主意。她坐在进门处一张三屉桌后面,职掌收钱的大权。老板则走出走进,和店员一起端菜、收盘子。我们常常要一份客饭,一菜一汤,三两米饭。菜也不错,多半是炒肉丝、红烧鱼块、溜肝尖或香肠炒油菜等,汤是鸡蛋汤或豆腐汤。一份客饭四角钱,吃得很饱了。最贵的菜如炒鳝鱼丝、红烧鲫鱼或清炒虾仁,也不过一元钱左右。我一个人吃,很少吃这种高级菜。客饭的菜虽和食堂的差不多,但味道好些,吃得满意些。在那个上海饭馆,常常碰到报社的同事。有时我们把几份客饭合起来吃,便可同时吃三四样菜。有时换换口味,去吃一顿西餐。一份客饭一菜、一汤、三两面包,一杯红茶,一份果酱,也不过七角钱。到小吃店去吃更便宜了。二两奶油炸糕,一碗红豆粥,不过两角多钱。多走几步,到东安市场的五芳斋去,吃一碗三鲜馄饨加二两春卷,也只要三角多钱。一盘什锦炒饭加一碗蛋花汤,也是三角多钱。到北方饭馆去,一份猪肝、肉丝炒面或炒饼,或是三两水饺,也不过三角多钱。一星期,我平均在外面吃三四顿饭,花不了两元钱。加上食堂的伙食费,一个月十五元到二十元,吃得很好了,而且花样翻新,食不重味。我是南方人,报社南方籍的同志颇多,北方籍的同志常常笑我们“南蛮子”嘴馋,讲究饮食。他们多半在食堂吃饭,一个月伙食费只要十二三元。我们比他们每月多花七八元钱,但吃的花样和质量高得多。就是这样吃,伙食费不过占工资六分之一左右,手头还很宽裕。我还常常招待外地来北京的老同学或朋友吃饭。两三个人吃饭,两元钱吃得很好了。同事之间也常常互相请客。今天你请我吃烧麦,明天我请你吃小笼包子,花费不多,交流了思想,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感情。吃饭时的一席闲谈,往往比同坐办公室一年半载了解得深得多。结婚成家了,家里的伙食也不错。活鲫鱼、排骨、猪肝,随便买。一斤鲫鱼不过三四角钱。一斤螃蟹也不过三四角钱。我每月给母亲一百元生活费,家用已绰绰有余。我的工资,供应两个孩子、母亲、保姆和我的生活费,赵宝桐的工资添置衣服、家具、文娱费用等等,每月还有节余。那时候,我和老赵每月工资三百六十元,正如田流同志讲的,上街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从来不用为生活开支操心。当时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画公开出售,每幅不过八十~一百元左右。我当然知道,我家的收入大概属于中上水平,比一般干部高。比起普通工人、农民来,自然更高许多。但我留心观察,大多数干部生活安定,困难户很少,至少,在报社编辑部没有听说要申请困难补助的。我本以为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愈来愈好。谁知道会遇到这样的挫折……


我一边向北京饭店走去,一边回想着五十年代的生活情景,思忖这情景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跨进北京饭店餐厅,原以为,这里一定会顾客满座,谁知竟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看看表,十二点一刻,正是上座时候。那么,是我走错了门 ﹖正想退出,服务员迎上来了。我一看菜单,心中明白了。最起码的菜是五元,一直到二三十元。要价太高了,这不比奶糖和糕点,三五元一斤,总能吃些日子。这一顿饭吃下来,就是六七元或十几元,不免使人望而却步。


我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点菜。我要了最便宜的一个菜:罐头螃蟹烧白菜,五元钱,再要三两米饭。我不敢要汤了,一个汤又要一两元。我环顾大厅,空空荡荡,十几张餐桌都空着,心中不是滋味。


不一会儿,总算又来了两位顾客。服务员让他们和我坐在一桌,大概为了收拾方便。我看他们大约是一对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岁,穿着一套旧的黑呢制服,那是进城后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他大概穿了十来年,磨损很多,紧绷绷地捆在他身上。女的只有三十岁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红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条绿色军用呢裤,俗气得很。他们看着菜单,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服务员站在一旁都不耐烦了,他们才要了一个鱿鱼炒肉片,菜价十一元,外加两斤花卷。服务员不屑地撇着嘴唇走了。


菜端上来了。罐头螃蟹,淡而无味,我只好对付着吃下去。那两位的鱿鱼炒肉片端上桌后,小小的一盘。我寻思,两人如何够吃呢﹖只见那个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却只将花卷蘸点汤吃。我想,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当丈夫的一种待遇,有点好吃的,都要让给年轻的妻子。二十个花卷,他们两人竟然都吃光了,盘子里滴水未剩,扫得精光。我不觉看了好笑。


站起身来,走出北京饭店。远望天安门,依然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我的心情却黯淡无光。冒险到高价餐厅一次,已经够了。我的钱袋,不允许再到这种地方作无谓的消耗。马路上只有卖冰棍的,五分钱一支,这倒未涨价。我买了一根,咬了一口,凉意更加袭人。


不久,组织上给十七级以上干部每月供应两斤黄豆;给十三级以上干部还加两斤猪肉,帮助干部渡过困难时期。县城的干部,有不少人家在农村,可以从自留地找补些粮食。自由市场上,也可买些蔬菜、鸡蛋。北京的自由市场只开放三天,又关闭了,我没有去。报社一位同志,花了二十五元买了一只来亨母鸡,想养了它吃鸡蛋,竟在过道里搭了一个鸡笼,惹得大家抱怨,只好将它杀掉吃了。有存款的同志都把存款取出来买高价点心和糖果,或上高级餐厅。听说潘非同志把三千元存款都吃光了。


当然,有存款可吃,有黄豆、猪肉补助,干部的日子总还过得去。农民可就苦了。1960年我到贵州,分社同志告诉我,贵州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有几十万人。安徽、河南死于饥饿的农民更多。我家用过一位安徽保姆,她是霍丘县人。她眼泪汪汪地告诉我,她的母亲、姐姐和两个孩子都在那个困难时期死去;村中的人死去一多半。她开点荒地,想种点红薯,被村干部把地给平了。宁可活活把人饿死,也不允许你有一点“小自由”!


这个可怕的年月,幸而结束了。现在,看到商店里琳琅满目的食品,看到农民卖粮难的消息,想起六十年代初那些困难的日子,仿佛发生在很遥远很遥远的过去。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


我相信,这样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


摘自:《命运》 作者:金凤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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