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中国特赦千余名日本战犯

周恩来:战犯也是人




1950年,苏联将在押的969名日本战犯移交中国。同年6月,中国政府在原伪满洲国的一个监狱设立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这批从苏联移送来的战犯,和从山 西省太原管理所移送来的140名日本战犯,一共1109名。



据《南方周末》刊文,当时中国政府的政策意图是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把这些战犯重新从“鬼”变成“人”。周恩来指示管理所:“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这些人里什么样的战争罪犯都有,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在押战犯所参与暴行杀害的中国人人数为94.9万人。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许多人特别记忆深刻的是,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人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2000年与“中归联”访华团的座谈会上提到,当时中国政府出于长期政治利益的考虑,对日本战犯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全部释放。具体改造方针是“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中归联”的会员们说,他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看了很多书,最受影响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们的反省,是从他们具体了解,并从情感上感受他们的暴行给他者造成的痛苦开始的。



下级士兵和军官先开始自动坦白,然后再到高级军官。高级军官开始非常抵触,为了说服他们,数百名人员赴全国各地作实地调查,取得数万人证,10万件文献资料证据。


中国特赦日本战犯


195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查清这批日本战犯的罪行,并为今后处理做好一切准备”的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



1954年3月,东北工作团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侦讯工作。侦讯工作历时两年多,先后派出了专案组分赴全国12个省,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查阅档案8000余件,提取人证2.67万件。并将讯问、调查、取证核实的43.14万页材料装订成2918册案卷。



在此基础上,东北工作团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开始着手战犯处理工作。



1954年,中国宣布对417名日本战犯予以特赦。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同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予以公布。



在本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还任命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组成人员。庭长由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担任,副庭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副庭长袁光少将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耀堂担任,下属审判员8人,主审法庭设在沈阳。



1956年6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在抚顺和太原关押的335名(其中抚顺在押者295名)职务低、罪行轻、认罪表现较好的次要战犯免予起诉,立即释放。



1956年3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签署了免予起诉书。



1956年6月21日,第一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295名;



1956年7月15日,第二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归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296名;



1956年8月21日,第三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306名。



解密文件:千余日本战犯免予起诉



中国在1956年放弃起诉日本战犯事件的原委,公众知之甚少。在外交部档案中,找到不少解答疑问的文件,其中,1956年4月中国就此问题向苏联通告的文件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中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共有1109人,其中969人是苏联政府在1950年7月移交给中国政府的,其余140人是由中国政府逮捕的。这1109人中间,历年来先后病死了46人,当时关押的实际人数是1063人。



中国检察机关为做好审判的准备工作,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的罪行,进行了必要的侦讯和调查。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完毕。



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中国政府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情况下,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更加走向缓和。为此,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此外,毛泽东于1956年11月18日接见日本冈山学术代表团时也谈到日本战犯问题,表示“目前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对于代表团团长提出“冈山县战犯木神原秀夫(细菌战犯,判13年)现在有很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过活,生活很苦,希望能提前释放。”对此,毛泽东特别嘱咐外交部人员特别进行调查。日本代表团成员十分感激,表示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民听到这样的消息将如何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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