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刻”到来了 邓小平最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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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1997年2月,邓小平病危。这一次,境外的媒体没有谁说什么。   “非常时刻”到来了   1997年2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愈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1997年2月,邓小平病危。这一次,境外的媒体没有谁说什么。


“非常时刻”到来了


1997年2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愈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症”,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每天上午10点,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0一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在医院看《邓小平》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可是在三O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最终时刻到来了


2月7日正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他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默然不语。整座楼一片寂静,就像是死神已经降临。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惟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九十三岁的老人又挺了十二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形成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时08分。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向邓小平告别


最先向遗体告别的是他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王士斌说,“说实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另一个人是黄琳:“他的角膜也贡献出来了,遗体也捐作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了。”说着说着就又哭起来,“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他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秘书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他们带着他的内衣、外衣、鞋子和袜子,来到一座锅炉房,把这些东西一一投进炉膛,烈火青烟中,看到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眼泪再次掉下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穿着破了的衣服,谁能相信啊!”


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准备好的讣告。一阵混乱之后,大家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于是立即中断正常的新闻,把那份讣告播发出去。那天深夜,睡觉晚的人如果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都能听到播音员的哽咽的声音。


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香港的三十八个地铁站,哀乐持续了十分钟。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在北京,三O一医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们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他的灵车将从这里走过,就在那里等着。“我一定要送送他。”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一边抹泪一边说:“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都功比天高。”有一帮年轻人竖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事后知道这是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他们人人手捧邓小平遗像。人群中还有个人名叫方子青,是天津武清县的一个农民,他和妻子乘汽车,转火车,赶了一百二十公里路来到北京,直奔这个路口,站下就不走了,说是来给小平同志送行。“是他让我们吃饱了穿暖了。”他哽咽着说。


24日,星期一,早上9点34分,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一过,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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