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下跪是一场真假掺半的“政治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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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zhuan------- 黄 麟 “炒”是烹饪的一个专用术语,炒猪肝,炒大肠,炒黄豆……一些平淡无味的东西,经过炒作,变成了美味佳肴,活色生香,垂涎欲滴。“炒”本是厨师干的活儿,这些年忽然又变成了一些文化人的拿手绝活。这些人喜欢把报刊变成大锅,把一些发霉变质的史料,断章取义,放在上面油炸煎炒,且美其名曰:“还原历史”。 近段时间,发现许多文章热捧段祺瑞,把这位刚愎自用、穷兵黩武,独夫民贼的大军阀“炒”成了有情有义的“下跪总理”。 大意谓:“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琪瑞顿足长叹:“一世清

zhuan-------


黄 麟


“炒”是烹饪的一个专用术语,炒猪肝,炒大肠,炒黄豆……一些平淡无味的东西,经过炒作,变成了美味佳肴,活色生香,垂涎欲滴。“炒”本是厨师干的活儿,这些年忽然又变成了一些文化人的拿手绝活。这些人喜欢把报刊变成大锅,把一些发霉变质的史料,断章取义,放在上面油炸煎炒,且美其名曰:“还原历史”。


近段时间,发现许多文章热捧段祺瑞,把这位刚愎自用、穷兵黩武,独夫民贼的大军阀“炒”成了有情有义的“下跪总理”。


大意谓:“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琪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当时的国会立刻通过了屠殺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國民处分”的决议,还有国务院的“阁员总辞职”,有段琪瑞颁布的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而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國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zf也没加以阻拦。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zf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我查了一下史料,这段引文确有出处,确实是有案可稽。但是,同是《“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我又看到了另外的一段文字。在这里,段祺瑞对“三一八惨案”的态度,和上述文字大相径庭:


“1926年,段祺瑞执zf的卫队旅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警卫司令部代警卫司令李鸣钟惊慌失措,跑去对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楚溪春说:‘晴波,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楚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于是二人赶到吉兆胡同段宅见段祺瑞。


当时段祺瑞正同吴清源下围棋,见二人进屋,马上声色俱厉,大声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槍毙你!’李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接着对楚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二人赶紧退出。”


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描述是真的?窃以为,段祺瑞要奖赏打死“土匪学生”的卫队士兵,是真的;对死者“长跪不起”,也确有其事。两种迥异的记述,都是真的。正是一前一后两种判若云泥的史料记载,才构成了历史上真实的段祺瑞。


先说第一点。1926年3月,由于冯玉祥的國民军打不过张作霖的奉军,在冯玉祥支持下的段祺瑞执zf,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学生运动推波助澜,则使段祺瑞的执zf火上加油,摇摇欲坠。这个时候,在嗜权如命的段祺瑞眼里,打着爱国旗号上街游行的学生就是一群趁机造反的“土匪学生”,应当不惜一切手段蒸压。所以,当段祺瑞听到部下“三一八惨案”的汇报后,表现出的是支持的态度。


那么为什么后来段祺瑞又会亲自到“三一八惨案”现场,对死者下跪呢?这是段祺瑞玩的另一手“亡羊补牢”的政治秀。作为一个军阀政治家,段祺瑞在听了手下人的汇报后,很快就意识到,打死那么多的手无寸铁的学生意味着什么。为了挽回人心,段祺瑞才会出此“上策”,赶到现场向“三一八惨案”的死难者“长跪不起”。然而,对于一个zf来说,路线问题是根本问题。“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北洋zf倒行逆施积重难返的结果。段祺瑞为“三一八惨案”死者下跪,也许能感动一些人,稍稍平息一下当时的民愤,但从根本上挽救不了倒台的命运。“三一八惨案”发生一个月后,段祺瑞的“总执政”就做到了尽头,不得不引咎辞职。


段祺瑞是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一方面,段祺瑞是个不折不扣的官迷,在政坛几起几落。拥有“三造共和”的光环,当了两届“太上皇总理”(权力凌驾总统之上),一届“总执政”(集总理和总统大权于一身)。然而,段祺瑞执政期间,政治上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一直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方针政策,穷兵黩武,民不聊生。“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的执zf彻底失去了民心,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但是段祺瑞仍然恋栈不肯下台。國民军退出北京后,局势陷入进一步混乱。段祺瑞指使唐之道与吴佩孚、张作霖进行联络;同时派人找到自己的内弟吴光新一同去见张学良。盼望各方首领给予他谅解、支持,幻想各派在无法就政局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还会推他继续执政。当段祺瑞见这些都无法奏效后,才于1926年4月20日通电下野。退休后的段祺瑞还一直念念不忘“东山再起”。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土肥原在天津会见段祺瑞,决定提供5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准备拥段祺瑞出关后“组织zf”。此事由于后来安福系的人泄密,才没有圆段祺瑞的“出关执政梦”。



用瞎子摸象的办法“还原历史”,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以斑窥豹,顾此失彼,贻笑大方。比如,象秦桧、汪精卫,做官做到了“国务院总理”这个级别的历史人物,要在汗牛充栋的史料中找出一点他们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英雄”的证据,易如反掌。比如汪精卫,曾冒死刺杀清朝的摄政王,写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诗。单凭这样的史料,很容易得出“汪精卫是一位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的结论。秦桧也是这样。靖康二年,金灭北宋,倡立张邦昌伪楚傀儡政权,秦桧时任御史中丞(这个职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坚诀表示反对。据《三朝北盟会编》卷80说:“御史中丞秦桧独缴状,申论列谓邦昌辅相无状,不能尽人臣之节,以释二国之难,不足以代赵氏,情愿乞押赴军前面论。”他在所缴之状中指出:“大金必欲灭宋而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表示:“桧不顾斧钺之诛,戮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伏望元帅稽考古今,深鉴斯言,复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实大金万世之利也。”单凭这些史料的一面之词,秦桧同样是“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奉献”的民族英雄。


解读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中前后两种不同态度,目的就是避免瞎子摸象,尽可能得出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在我看来,段祺瑞对“三一八惨案”的死者下跪,是一种迫于无奈的“补救措施”,是一场真假掺半的“政治秀”,根本不值得大肆喧染。说它真,是因为段祺瑞确实对死难者下过跪;说它假,是因为段祺瑞是慑于社会强大的的舆论,迫不得已,才作此举。并不是从此洗心革面,放下屠刀立成成佛,真心实意拥护学生爱国运动。


有些作者,希望通过“拔高”段祺瑞的所作所为,借此发泄对贪污FB现象的不满,言下之意不外是:当下的一些贪官污吏,丧尽天良,漠然民生,甚至连旧中国时代杀人如麻的军阀都不如。这些言论,出发点是好的,却站不住脚。过度正面解读“段祺瑞下跪”一事,想方设法往段祺瑞脸上贴金,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唯心史观,必须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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