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乐见强势美元?

20年前,随着天安门学生运动的平息,中国短暂的对外开放似乎也走到了尽头。但事实上,1989年却标志着中国加快推进经济改革步伐的开始。由此带来的结果显而易见:中国目前是全球经济的第二大支柱,鉴于美国经济的脆弱,中国正变得日益重要。


美国如今在信贷方面依赖于中国,这一事实在华盛顿和北京都引起了很大的焦虑情绪。上个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呼吁加强对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监督。虽然他没有具体提到美元,但传递的信息却是明确的。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政府一直感到不安,因为其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价值主要是因为美国金融机构的管理──或管理不善──而波动的。


温家宝的讲话,以及其他中国官员近期的评论构成了中国一系列并不那么微妙的暗示,即中国打算对其在美国的大量投资采取更积极的做法。鉴于中国现在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和美国政府最大的海外债权人,共持有约1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证券,中方官员最近的声明造成了美国的严重担忧。


对中国经济实力的不安并非今朝才有。在2004年总统竞选期间,克里(John Kerry)就曾口头攻击过将公司业务外包给中国的“卖国CEO”。 2007年,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威胁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方面找到了共同点,他们都指责中国通过操纵汇率获得了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尽管中国愿意购买美国债券让奥巴马政府得以制定出规模空前的支出计划,但目前的金融危机仍加剧了这种担心。


最普遍的担忧是,中国可能利用其美国最大海外债权国的地位给美国施加压力,获取本不可能得到的利益。如果中国大陆要对台湾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怎么办?如果它拒绝向朝鲜施压,要求后者停止核武器计划呢?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将于下周访华的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不久前就拒绝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此举立刻遭致了舒默和格雷厄姆对政府屈服于中国压力的抱怨。这反过来又加深了对中国手握悬于美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猜测:按我们说的做,否则我们就将抛售你的债券。


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并没有仅局限于某一党派。在财政上持保守态度的共和党人也同民主党劳工领导人一样对依赖于中国感到不满。虽然这是两党难得的存在一致看法的领域,但这也是两党的错误之处。


首先,中国不能哪一天突发奇想决定抛售美国国债,让美国经济遭遇重大损害。由于找不到买家,中国甚至无法做出足以令人信服的威胁姿态。如今,世界上有谁会买下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冒进一步被美国经济所累的危险?人们普遍认为正是美国经济把全球体系拖入了对低质量债券的危险依赖。德国央行肯定不会买,已经持有数千亿美元美国国债的日本也不会。阿拉伯石油富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已经因在美国金融机构中的投资而遭受了冲击,如今它们还在担心手中的石油相关资产会进一步贬值。


即便有买家,中国在考虑是否抛售美国国债时也不能仅考虑经济因素。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既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是政治上的决策。它们代表着20年来中国政府和很多美国企业不懈努力将中美两个经济体联系起来的巅峰之作。


直到近几个月前,对美中关系的普遍看法还是中国生产便宜商品,美国人购买这些商品。不过这只是一个错综 杂关系的一个方面,两国的关系还包括美国企业向中国消费者出售商品和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支持的同时获得了显著增长。中国政府一直积极地把本国经济和政治稳定与美国联系起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验证了一句老话:如果银行贷给你100万美元,有麻烦的是你;但如果银行贷给你1,000万美元,有麻烦的就是银行了。中国在美国有巨额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并不比美国更能容忍美国的严重崩塌。中国采取的任何危及美国经济稳定的行动对双方都会造成破坏。


将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视为一种威胁,这种观点是对中国政府目标的误解。中国认为,与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建立互相依存的关系,是保证中国繁荣昌盛的最佳途径。中国当然希望自身能够发展,以便其富裕程度最终能与美国媲美,不过那将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尽管中国的雄心壮志中有一定的竞争成分,但这更多是在资本主义框架而非民族主义框架下的竞争。


诚然,一些中国人质疑中国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就像很多美国人被中国在美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触怒一样。但事实是,没有中国的放贷,金融危机将会严重得多;而没有美国企业的第一手经验和美国提供的相当大的市场(尽管美国现在步履蹒跚),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安然度过风暴。


未来的挑战是,要看到美中关系中的好处而不是威胁,明白21世纪将有不同于20世纪的持续繁荣之路。这将是一条建立在中美经济体系相互融合基础上的道路,没有哪一方有绝对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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