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遗嘱:我死了,为日本去一大敌

北斗中天大圣 收藏 3 1932
导读:袁世凯称帝不成,又想回头做他的大总统。结果不仅西南护国军方面和独立各省不同意,就是北洋系的骨干冯国璋等人也坚决反对。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病,又被一碗“二陈汤”灌下肚去,终于不治。他于最后的时间里,似已深自悔恨,遂重新启用了当初拒不合作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老部下段祺瑞。这两个人也是他的病榻托孤之臣,他执徐世昌之手,用最后的力气呜咽道:“我被群小所误,以至于有今日。幸亏国事有依法承继之人,可以不必担心了。宋卿(黎元洪)虽没什么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象周公、召公夹辅成王那样,收拾时局,应非难事。”他预藏于金匮之

袁世凯称帝不成,又想回头做他的大总统。结果不仅西南护国军方面和独立各省不同意,就是北洋系的骨干冯国璋等人也坚决反对。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病,又被一碗“二陈汤”灌下肚去,终于不治。他于最后的时间里,似已深自悔恨,遂重新启用了当初拒不合作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老部下段祺瑞。这两个人也是他的病榻托孤之臣,他执徐世昌之手,用最后的力气呜咽道:“我被群小所误,以至于有今日。幸亏国事有依法承继之人,可以不必担心了。宋卿(黎元洪)虽没什么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象周公、召公夹辅成王那样,收拾时局,应非难事。”他预藏于金匮之内的继承人名单,也已由“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易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而他尚留有遗书一联,置于案上,最令后人争议不已: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看来,他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称帝的错误,所以要“看中国再造共和”。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在这一句“看中国再造共和”里体现无遗,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可是,众所周知,他在帝制自为的同时,即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他因此已不仅是一个窃国大盗,更是一个最大的卖国贼。那么,他又何以王婆卖瓜,说什么“为日本去一大敌”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对德宣战,遂出兵侵占德国的殖民地青岛,并占据胶济线。德国此时有意将胶州归还中国,但日本越俎代庖地坚决不允,且显然有霸占山东全省的意思。此时,袁世凯政府强烈抗议,日本均置若罔闻。袁世凯又诉诸英、美两国,乞求主持正义,英、美乃合力劝阻日本,但日本不予理睬,且一度想刺杀周旋于英、美之间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然日本最令人毛骨悚然之处,则是抛出一个旨在将中国变成又一个朝鲜的《二十一条》。


日本作为一个孤悬大洋之中的岛国,接受的却又是大一统的中华大陆文明,其对大陆的渔猎之心,虽逾千年未尝稍变。中日之间的恩怨是非,只须举出一个简单的事例便足以辩明,不须多费唇舌:中日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在冷兵器时代,中国一直强于日本,但除了蒙古人的元初之外,从未进攻过日本,也从未想过要进攻日本;日本则截然相反,从唐朝到明朝,不断地派军队和海岛进攻大陆,到了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它的侦察船只便已出现在上海海面。它的处心积虑实在匪夷所思,令人脊背生寒。


而在侵略他国的具体行为方面,日本又极尽狡诈和霸道,往往非常人所能理解,非常理所能解释。《二十一条》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想法是,要抢在欧战结束之间,完成独霸中国的局面,因此无论军事还是外交,一定要讲究一个“快”字。因此,它迫不及待地进攻山东,俨然以主人自居,此后更威胁各国不得干预。其蛮横无理,已是无以复加,不料更抛出《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接受这些条款不说,还威胁中国不得走漏消息给别国,显然它也自知理亏。


饶是如此,由于是“空手套白狼”,日本仍视之为重大外交胜利。不仅日本举国狂欢,便是在北京的日侨也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令人侧目。而袁世凯则在国务会议上作声泪俱下。他说: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尽日本最后通谍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谍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予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指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他还专门向全国百官职司发出一道密谕,要求大家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云云。此外,他还令丁佛言撰写了《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五万册,秘密寄存于山东模范监狱内,期冀日后形势逆转后,可以公开发行。


俗云“知耻而后勇”,然而袁世凯虽知其耻,却没有一心一意求发展,而是一门心思要当皇帝。两事相加,失尽民心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纵览袁世凯的一生,确曾是日本的一个大敌,但日本更是他的大敌。当年驻戍朝鲜时,他两次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被日本人视为大敌。当时的日本,国力和军力还远不够强大。然而,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得到了相当于其战争投入之四十倍、其上年度财政总收入三倍的回报,一夜暴富。他便用这些得自中国的不义之财发展军备,再回过头来侵略中国。日本趁欧战而侵华,这对袁世凯来说,实为不幸!袁世凯自然明白中国决不是日本的对手,因此明知《二十一条》是卖国条约,但也不得不签。而其签约后,信誓旦旦要报仇雪耻的态度,也显然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他耽迷于帝制自为,将报仇大事暂抛脑后,直到人之将死才天良发现、“其言也善”起来,实足唏嘘!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便如一片阴霾一样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对许多具体而微的人和事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拿袁世凯为例,至死都把日本当做一个大敌,耿耿于怀,甚至死不瞑目。而袁世凯之后的六届北洋政府元首中,除黎元洪归隐、冯国璋早逝外,其余四人即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均受到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徐世昌晚年居住在天津租界内,30年代多次拒绝日本人的拉拢,1939年生病后,因恐被日本人扣留而拒绝外出就医,遂致不治。曹锟也多次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1938年郁郁寡欢地死在天津租界内,他的爱将吴佩孚则于翌年被日本牙医害死。至于张作霖,则因拒绝继续与日本人合作,而被炸死于皇姑屯。这些人均在最后关头秉持民族大义,拒绝与日本合作,故被日本人视为敌人,因此,他们的死,都可以说是“为日本去一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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