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余则成—潜伏中统10年的我党情报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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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长期埋伏在“中统”的情报战士 1939年5月,3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来到位于重庆市郊红岩嘴大有农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当他们小心翼翼地从行囊里最隐蔽的地方拿出一张纸条后,办事处的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在小龙坎办事处车库旁的招待所暂时住下。 这3位年轻人,正是不久前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告诉南方局即将派回四川大后方工作的抗大毕业生。其中一位就是红岩特工黎强。 一、参加革命 抗战初期,黎强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参加过成都的青年学生抗日爱国救亡运动,是

长期埋伏在“中统”的情报战士



1939年5月,3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来到位于重庆市郊红岩嘴大有农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当他们小心翼翼地从行囊里最隐蔽的地方拿出一张纸条后,办事处的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在小龙坎办事处车库旁的招待所暂时住下。


这3位年轻人,正是不久前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告诉南方局即将派回四川大后方工作的抗大毕业生。其中一位就是红岩特工黎强。


一、参加革命


抗战初期,黎强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参加过成都的青年学生抗日爱国救亡运动,是进步学生团体星茫社的通讯员,后来又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秘密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夏,一心向往延安的黎强由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介绍,和川大学生张越吾两人结伴到了延安。


此时的黎强,已是在延安经过近一年的学习,先后上过抗大和陕北公学,听过不少中共高级领导的报告,学习了延安马列学院的全部课程,读了不少马列原著的职业革命青年了。


两天后的一个夜晚,南方局常委凯丰(何克全)和分管组织工作的廖似光在暂住的红岩大有农场主人饶国模的小楼里热情接待了黎强他们。负责秘密工作的黄文杰、曹瑛等人给他们3人详细分析了四川地方的各种形势,让他们参加了南方局正好在红岩举办的秘密工作训练班。在红岩嘴山上培训和学习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最后,南方局组织部要求他们充分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先找一个公开稳定的社会职业做掩护,再慢慢开展工作。根据自己在安岳的家庭背景情况,在取得南方局组织部的同意后,1939年夏,黎强回到了他的老家——四川省安岳县石羊镇白塔寺乡。


黎强的父亲李可廷时任安岳县民团团总、县督察区督办,是安岳周边几县有名的袍哥大爷。


通过老同学的介绍,黎强到了他的母校——县立高小担任教务主任。校长是他原在安岳中学时的体育老师,教导主任是原安岳中学的同学。在平静的县城里,黎强利用自己小学教务主任的身份,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由于黎强出色的宣传才能,安岳县县长杨世荣竟亲自找他谈话,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而国民党安岳县党部又害怕黎强在县里掀起的抗日救亡民众运动,放出风来要把黎强撵出安岳,黎强自己感觉在县城里有点呆不下去了。


恰好这时他的校长谢明昭请他到成都帮忙办一件诉讼事宜,并让他到成都后就住在谢明昭的亲戚翟自湘家里,黎强遂有转移成都之意。


他立即给重庆红岩南方局廖似光写信汇报请示,而廖似光的回信迟迟未到。这时,黎强想起了同在安岳的共产党员周俊烈,便星夜赶赴周俊烈住处商量。周俊烈对黎强想去成都开展工作的想法表示赞同,并说他最近就要去重庆红岩嘴。黎强托周俊烈帮他转接组织关系。分手时,周俊烈告诉黎强,到成都住下后,写信交《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转他收。

就这样,1940年2月下旬的一天拂晓,黎强悄悄离开安岳,来到了他曾经求学三载的省城成都。


到成都后,黎强住在斌陞街17号翟自湘的公馆里,一面帮助谢明昭办理上诉事宜,一面赶到祠堂街88号《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以买书付款的方式交给门市部一封转交周俊烈的信。


几天后,周俊烈领着一个中年人按照预定的时间来到黎强约定的茶馆里。


周俊烈告诉黎强,他刚从重庆红岩回来,已把他的情况向南方局作了汇报。他指着身旁的中年男子对黎强介绍说,“这位就是南方局廖似光同志指定今后与你直接联系的刘文哲同志。”


黎强把自己最近的情况向刘文哲作了详细的汇报。


刘文哲对黎强说:“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从现在起,你就由我一个人单线联系。你必须尽快地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一个社会职业做掩护,然后再谈开展工作的事。”


住在翟公馆里,黎强在帮助谢明昭办理有关法庭的上诉事宜,同时他还考上了四川省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和四川省教育厅教育测验统计室统计员的职位。


就在这时,成都发生了一场以国民党中统一手炮制的、旨在嫁祸于人、打击中共的“抢米事件”,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等人被国民党中统逮捕,川西及成都地区中共地下组织损失惨重。


在向刘文哲请示是否参加民教馆长训练班或到省教育厅担任教育测验统计员时,黎强认为民众教育馆是一个今后开展群众工作的最佳掩护职业,意欲参加训练班,结业后可分到四川某地当民教馆长,好做群众工作。而刘文哲则根据重庆红岩南方局组织部最近给他的指示,要黎强留在成都,想法打入国民党中统,为党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文哲对黎强分析说:“目前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已经搞得十分厉害,现在已不可能再像1938年、1939年那样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了。因此,做民教馆长意义不大。根据目前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形势来看,大后方我党有些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最近国民党在成都制造的‘抢米事件’,使我党川西及成都地区组织损失惨重。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人均遭逮捕,至今被秘密关押,这就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统系统干的,要是我们有人在里面事先了解点情况就好了。因此,现在我们党需要的是打进国民党内部去,南方局组织部考虑你比较合适。”


要想打进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机关,对于像黎强这样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谈何容易。但这是南方局组织部根据工作和形势发展需要而做出的决定。


组织的需要就是命令。黎强不愿自己心仪的党组织再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


他对刘文哲坚定地说道:“好,那我试试看吧。”


“你要尽量利用你在成都的各种社会关系,尽快钻到国民党的肚子里去,南方局期待着你的好消息。”刘文哲用力地握住黎强的手说。


二、委以重任


究竟要怎样才能钻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里面去呢?有些什么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呢?


黎强思来想去,终于从自己栖身的翟公馆里发现了线索。


原来,这翟公馆的主人翟自湘,有两个经常来耍的朋友,一个叫曾心诚,四川资中县人,同翟自湘一样是个大爷。一个叫周壁成,四川荣昌县人,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训处组织科当科长。善于交际应酬、喜欢交朋友的黎强同他们一来二往,彼此很快就混熟了。正好周壁成要介绍翟自湘到国民党四川省训练团参加受训,翟自湘请黎强帮忙给他写自传,并问黎强愿不愿去省训团,说毕业后可以当区长或科长。


黎强心想当区长科长接触不了国民党的情报部门,不能为党做多少工作,没有意思,就对翟自湘说算了。而当周壁成看见黎强帮翟自湘写的自传,当面夸奖写得好时,黎强突然灵机一动,不失时机地对周壁成说:“周兄,我在师范里是学中文的,介绍我到你们那里去当个文书怎么样吗?”


周壁成一听,忙说:“笑话,你能说会写,又是翟家未来的姑老爷,到我们那里当文书是大材小用。况且,目前省党部人员已满,没有名额,要安一个文书还真不行。今后如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机会,兄弟我一定相助。”


“不行就算了。”黎强装着若无其事地说。他耐心地窥探着各种打进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机会。


不久,机会来了。1940年6月的一天,周壁成对曾心诚和黎强说:“成都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即将开班,要我们省党部保送100名相当于县书记长的同志去受训,将来加强川康部队和各县国民兵团的政治情报工作。该期班主任由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兼任。这可是半个黄埔牌子哟!你们两个要是愿意去的话,兄弟我一定想法帮忙。”


曾心诚听说是半个黄埔牌子,马上就表示愿去。黎强心想,进国民党中央军校,肯定不会那么简单,就不动声色地问周壁成:“读这个政治研究班,还需要些什么条件呢?”


周壁成对黎强说:“公文上要求必须是县党部书记长,如果省党部保送,我们就说你相当于书记长。另外,保送的公函和名册要附党证,你要是没有,我负责帮你办,找两个省党部执委介绍一下,马上就可以办证。再就是你得找个有点地位的人给我们处长写封推荐信,因为我们处长是要用这100个名额卖100个人情的。只要这三个条件能办到,我就保你可以进中央军校。”


“好,那我考虑考虑。前两天有几个朋友还约我去做生意,准备发点国难财呢。”黎强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


黎强马上把这个情况向刘文哲作了汇报。刘文哲与重庆红岩南方局派在成都做上层统战和秘密工作的张曙时商量后,即指示黎强:尽量想办法打进去。黎强对刘文哲说:“进去还必须要加入国民党,这怎么办呢?”


“这是工作的需要,为了要打入国民党,你就必须得加入国民党,这事你尽管放心,组织上是同意的。”刘文哲不假思索地说。


于是,通过周壁成给他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织训练处处长余富庠说情和介绍,答应由省党部保送。黎强又通过关系找到国民党四川军训会科长兼成都学生军训模范大队队长严仲翔,弄了一张学生模范大队的结业证书并写了一封给余富庠的推荐信。国民党党证就出在周壁成这位国民党的组织科长手上。文化考试对黎强来说自然不成问题。


就这样,黎强由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保送考入了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完成了打入国民党的第一步。

三、打入“党网”


1940年9月,中央军校第七期政治研究班结业,黎强被分配到在成都担任警备任务的川军潘文华部队56军164师984团政训室任中尉干事。


1940年10月24日,刘文哲和周俊烈约了黎强在成都外南门桑树街茶馆见面。由周俊烈做黎强的入党介绍人,刘文哲代表上级党组织批准黎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文哲代表南方局对黎强说:“黎强同志,南方局负责同志指示,为了让你扩大社会接触面,在身份上要社会化和合法化,以便能了解更多的情况和深入国民党机关内部,组织上允许你三教九流、袍哥帮会等都可以参加,但必须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黎强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已经完全明白组织上对他将来所起作用的安排了。


按照南方局的指示,黎强先后担任了由成都中央军校政研班毕业同学组织的、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任社长的建军通讯社总编辑,兼任了成都中华新闻社的总编。应省训团部分毕业同学的邀请,还挂了一个由他们组织的青锋出版社的主编,他的活动范围和圈子更大了。


黎强与中央军校政研班的同学们一起操袍哥、拜把子,由于他怕岁数小,在袍哥中排不上地位,便虚报了几岁。因为他有父亲李可廷在安岳的袍哥地位,于是,在成都的袍哥圈子里,他逐渐当上了大爷。成都的国民党中统袍哥大爷刘国辉(中统成都区长、川调室视察)、军统袍哥大爷叶国良(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组长)等人都成了黎强的“茶朋友”。黎强同成都各个帮派的袍哥大爷混得烂熟,黑社会青红帮的行话,他出口就是。平时里,他戴一副镶边的金丝眼镜,身着整洁得体的黑色或灰色中山服,足登一双油黑锃亮的尖头皮鞋,一副国民党机关工作人员的打扮。


一天,趁着几位“哥们儿”在一起喝酒的机会,他对政研班同学、中统四川调统室组训科长廖震华试探性地问道:“廖兄,我在984团政训室没有什么事情干,你晓得我朋友多,开销大,能不能介绍我到你们那里去兼个差,也好多一份薪水,用起钱来洒脱些噻。”黎强想一下子就打进中统机关里面去。


“兼差?你还没有参加我们的组织,这怎么能行呢?”廖震华说。


“啥子组织嘛?”黎强假装不知地问道。


“我们的组织分三层,最高一层为调工(中国国民党调查工作员,由中统局直接发给任用书),第二层为党网(中国国民党党员调查网,必须要是国民党党员才能参加),第三层的是通讯员(中国国民党通讯员,三青团员或一般群众即可参加)。你虽然还没有参加组织,但你已是国民党党员了,就直接填表加入党网吧,将来有机会我再介绍你到我们那里去工作。”廖震华醉醺醺地对黎强说。


过了两天,黎强到廖震华的办公室去了一趟。廖震华拿了两张《中国国民党党员调查网登记表》让他填写,还郑重其事地发给他一本蓝色封面的《党网调查手册》,要他好好学习里面的内容,按手册中规定的任务和方法去工作。


于是,黎强更加密切了同各方面人士的交往,并注意搜集各方面的情报。侦察国民党党、政、军内的贪污、盗窃、营私舞弊等行为,也是中统党网的任务之一。不久,他便把在984团的朋友口中率先得知的该团团长兼成都警备区副司令魏建中武装贩运大烟、在袍哥大爷中探悉的成都安乐寺投机倒把的活动等几个经济情报报给了廖震华,也发展了几个常与自己接近的984团军官加入中统的网、讯关系。几次情况上报后,黎强得到了廖震华的表扬。


这期间,一直与黎强保持单线联络的刘文哲因工作需要调离成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改派了陈于彤与黎强继续保持联系。


在国民党军政机关里面混,也是要讲究学历的。1940年秋,黎强托朋友弄了一张沪江大学的空白证件,填上李碧光(黎强曾用名)的名字,到四川大学政治系三年级走读了一年,第二年拿到了四川大学肄业文凭。按照国民党军队和军校的规定,黎强用这个文凭到中央军校政治部训育科担任了少校科员,以后还历任班、组、大队指导员、训育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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