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之责:慈禧、光绪帝及李鸿章谁都有责任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在清政府方面居于关键位置的西太后、光绪帝及李鸿章,对这场战争所持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方针、对策是否基本一致?如说在他们之间产生过矛盾与斗争,那么这种矛盾与斗争的性质是什么?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史学界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成为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推向深入的主要体现之一,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言行,在方法上固然也可以“多样化”。但有一点似应注意的是,这和分析任何历史问题一样,看来都应遵循列宁所说的“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因此,个人颇为欣赏戚其章同志的看法(见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述评》,载《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西太后、光绪帝及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作为要做出全面、确切的评价,不能以他们的个别表现为据。如说组织抗战,当然不能认为一贯被视为主“和”的西太后、李鸿章在这方面就一点表示和作为都没有;再说对于谈和,同样被一些同志作为主“战”的代表人物的光绪帝,也并非对此未曾有过意向如此等等。但对他们各自的表现做出“联系”性的综合考察时,便不难发现其间的确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斗争。而这种矛盾与斗争,又不是孤立的,已赋予了新的含义。另外,同一阶级中的人,一般说来,他们对于客观事态采取什么态度,当然都要受其阶级地位的制约,即有其“共性”。然而,尤其在外敌入侵、民族矛盾激化时,在一个阶级的营垒里也会发生分化,产生“个性”,这在中外的历史中是不乏其例的。因而在分析这类问题时,既要看到他们的“共性”;也不应忽视其“个性”。


本文,亦就与此有关的问题,谈些个人的浅见,希望与同志们共同讨论。


如何对待日本的战争威胁


到中日甲午战争前,以西太后为轴心形成的封建顽固派(其中多为后党官僚),在清廷之中仍然居于控制实权的地位。这个在思想上极端空虚、在政治上极其腐朽的政治集团势力,经过反复的实践验证,在对外斗争中始终沿着从盲目虚骄到屈辱投降这条轨迹滑行,这几乎成了他们对外活动的规律。


与此同时,以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的李鸿章,不仅继续控制着清政府的外交承办权和军事用兵权,而且他经营、统辖的老淮军和北洋海军,已成为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军事支柱。特别是,在他从事多年屈辱外交的生涯中,已与列强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对外国侵略者退让屈膝成了他处理外事的信条。正因如此,李鸿章也在西太后的心目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从1894年6月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清政府根据中朝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关系派兵入朝,大肆向朝鲜调兵,并蛮横地制造事端,意“与中国作战”(东亚同文馆:《对华回忆录》,第133页。)。


在这日益紧张的形势下,作为清王朝在实际上的最高当权者西太后虽然也曾发出过对日本的挑衅不能“示弱”的懿旨(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480页。),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的表现罢□事实上,她仍“视东寇若无事者”(刘侃:《□鼻山房小稿》,丛刊(五),第206页。),还是终日浑浑“惟以听戏纵欲为事”,对于严峻的形势和国家的安危漠“不关心”(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954年中华书局版,第58页。)。当时西太后的主要注意力,却放在了准备当年的“寿辰”庆典上。


起初,李鸿章应请派兵入朝时,固然也曾有过“防日”的意图,但其基本态度却是毫“无作战之气”。随后对步步紧逼的日本侵略者又“一味因循玩误,辄藉口于衅端不自我开”(《清季外交史料》,第92卷,第16页。),采取了消极的对策。


所以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威胁面前,西太后和李鸿章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此后,在清廷统治集团中,那些只图一时之苟安的人,便都向西太后和李鸿章靠拢,从而形成了一个妥协势力。实际上,这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腐朽势力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新的结合。


在中日关系紧张之前,光绪帝为了改变自己受制于人的地位,曾试与西太后争衡,说明他也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权力之争。但到1894年6、7月间,光绪帝首先和一些帝党官员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的战争威胁引起了越发强烈的关注,他们唯恐日本大举侵入,将使“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可不虑哉?”(《清季外交史料》,第92卷,第16页。)

对其统治地位和国家的前途产生了忧虑。于是“事机危急”的心情,在他们的心目中迅速地占据了突出的位置。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开始跳出了在内部争权的圈子。当然,在初期阶段,为了缓和中日之间的矛盾,光绪帝也曾同意中日双方协议自朝同时撤兵,与李鸿章的主张相合。但在遭到日方拒绝后,光绪帝的态度便发生了变化。到7月中旬,他就公开站出来“一力主战”自卫(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480页。),不断电谕李鸿章加紧“预筹战备”(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77页),全力筹划御敌之策了


在清王朝内部,由于光绪帝公开主战卫国,在清中央首先使一些有抵御外侮要求的帝党官员受到了鼓舞。如侍郎志锐等人,到这时纷纷上奏,大力主战,并抨击后党官僚和李鸿章等人“因循”误国的丑恶行径,直接支持光绪帝的备战主张。在这时,就是平时对西太后“栗栗恐惧”的翁同和,在一些枢臣会议上也敢于陈述己见了,与光绪帝紧相呼应。与此同时,一些原来与帝、后之争没有直接关连的一般官员,他们出自“忧国”的心情也出来公开言战,与光绪帝上下配合,使清廷统治集团出现了裂缝。


光绪帝公开主战,在整个的清王朝统治阶级当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当光绪帝指令各地积极准备战守之后,许多地方官也先后上奏表示遵行,有些人还主动为准备抗击日寇献计献策。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大声疾呼“朝鲜近在肘腋,……唇亡齿寒,…不能不举国争之”(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41页),积极拥护光绪帝的备战主张;湖南巡抚吴大□,还“电奏请统率湘军赴韩督战”(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第37卷,第5页。),要以实际行动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当时,后起的洋务派显要人物张之洞、刘坤一,他们的思想比较复杂,尤其对帝、后的纠葛都怀有戒心。但在张之洞得知“上主战”(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138卷,第14页。)的消息后,他的态度也逐渐向全战方面靠拢。如当他得知光绪帝指令沿海要地督抚“不动声色,豫为筹备,勿稍大意”(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75页)时,便向其属下传达“朝廷甚注意江防”(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138卷,第17页。)。在他的主持下,于长江一带较认真地做了一些江防工作。这时刘坤一的对日态度,也日益趋向强硬。在此后随着战局的演变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态度又有了进一步的明朗。总之,在外敌当头的紧要时刻,光绪帝挺身而出公开主战,积极筹划备战御敌之策,在清王朝统治阶级当中,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如国子监司业瑞洵所说,由于“皇上宸衷独断”,力主抗战御敌,则使“凡有血气(者),匪弗攘祛思奋,敌忾同仇。……争献御侮折衡之策”(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154页);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也说,“皇上宵肝焦劳,实足以感动天下臣民敌忾同仇之志。”(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55页)可以认为,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条件下光绪帝公开主战御敌,对于促使清王朝统治阶级的分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一切有抗击侵略之心的人,都集结在光绪帝的周围,从而又形成了一支与妥协势力相对立的政治力量。事实上,从此之后,围绕着如何对待日本的战争威胁,清王朝统治集团的确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而这种分化和组合虽与原来的帝、后党争并非毫无关系,但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是迷信外力还是立足于本国


中日甲午战争,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说,又不是孤立的事件。在战前,英、俄等列强,为争夺中国已经在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当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除了美国继续公开支持日本之外,英、俄产生了错综的心理。它们既唯恐日本插足中国,可能触犯其在华的侵略权益和打乱它们争夺中国的计划,对日本都存有戒心;同时,它们对中国又均采取了一种伪善的态度。


然而事实说明,无论英、俄还是其他列强,对半殖民地的中国都是各怀鬼胎的。它们散布的“同心”也好;“调处”也罢,都是为了实现其各自的企图所玩弄的伎俩。面对明火执仗的日本侵略者和心怀叵测的其他列强,对中国来说,是把国家的命运完全押在这些所谓的“调停”者身上;还是在立足于本国力量的基础上积极备战迎击日本的战争挑衅?显然这是关系着保卫祖国还是贻误国家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西太后及顽固派官僚的昏庸、愚昧和李鸿章的怯懦性汇合成一个共同的对外心理,那就是由惧外到媚外。在中日开战前夕,西太后固然曾表示过赞成“主战”的意向,但从她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在其内心里还是想采取对外交涉的惯用手段,无非认为再通过李鸿章对外周旋一番即可了事。实际上,她对这些外来的“调停”者是怀有极大幻想的。只是当李鸿章在外公开活动时,她未便直接出场罢了。

光绪帝和以他为首的抵抗派官员,为了推行备战抗敌的积极方针,对西太后和李鸿章迷信外力的误国行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光绪帝在表明主战的同时,就特别重视依靠本国的力量加强战备部署。因此,他为了集中国力筹备战守,竟敢冒犯西太后的旨意,“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954年中华书局版,第68页。)。光绪帝对西太后的不满情绪已有多年,可是公开违抗西太后的旨意这却是第一次。


修建颐和园,是西太后准备在“万寿”庆典时大摆威风和夸耀其“圣德”的主要项目之一。现在光绪帝让她就此罢手停工,当然是她难以接受的。不过在此之后,鉴于内外形势的压力,西太后不得不发出懿旨,无可奈何地表示,在“兴师”之时,为了“不能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请”,对其“万寿”庆典的准备事宜,可作一些简化(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精装本,总第3465、3441页。)。虽然如此,这件事却使西太后怀恨在心。在这期间,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抵制清廷妥协势力的斗争,更直接、大量的是集中于站在前场的李鸿章身上。


当日本加紧向朝鲜增兵,并无理纠缠拒不撤军时,李鸿章便适应着俄、英的伪善表示□拨起了重□依赖外力的迷雾。针对这种情形,于6月25日,光绪帝在给李鸿章发出的一份谕旨中指出,“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接着,他对“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的怯懦态度进行了指责之后,又提醒李鸿章“俄使喀希尼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68-569页)光绪帝在这个上谕里,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两个尖锐的重要问题:(1)应看到日本要挑起侵略战争的严重威胁,决不能停于口舌之争,自己应做切实地御敌准备;(2)要警惕沙俄进行“调停”活动的阴谋,不能麻痹上当。


光绪帝向李鸿章发出的这些至关紧要的劝告,李鸿章竟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一味搪塞。在形势极度紧张的7月1日,光绪帝又通过军机处向李鸿章发出了一个措词严厉的上谕。在这份上谕中,首先即以斥责的口气说,“前经叠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理法,均未覆奏。”进而他又再次强调指出,“现在倭焰愈炽,……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重点号引者加),将有决裂之势。”于是光绪帝又敦促李鸿章,对“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并且还指出,我国“南洋各海口均关紧要”,为了全面防御日本的侵略,在一些要冲海口也必要进行认真设防(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75页)。


紧接着,在7月4日,光绪帝又就李鸿章擅自乞求英国领事转请英国政府派舰队赴日“勒令撤兵”一事,特意向他发出谕旨,斩钉截铁地申明,对于日本的肇衅“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重点号同止),致异日别生枝节。”遂即光绪帝又责令李鸿章,这种乞求外力“示弱于人”的事,今后绝对“毋庸议”(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81页)。从上可见,光绪帝反对迷信外力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


在甲午战云愈加深沉的日日夜夜,光绪帝与翁同和等枢臣在他的书房等外,整日埋头批览奏报,筹划对策,不失时机地向李鸿章发出电谕,促其认真主持战备。他们为了御敌卫国,真可谓是“宵肝焦劳。”


相形之下,手握清廷实权、一朝之大的西太后,在当时除了有时使人传递一下懿旨;或在枢臣会议上照照面发几句不着边沿的空论而外,终日依旧沉醉于深宫之中。与西太后及其亲信顽臣紧相呼应的李鸿章,在他的天津总督官邸固然也显得相当的忙碌,可是他把主要的精力却用在时而会见俄、英等使节;时而主持上呈下达的电文,并不断地向俄京彼得堡和日都东京等地的驻外公使发电探风传令。然而这一切,还是为了推行他的“以夷制夷”的方针,拒不认真备战。在7月1日、7月4日光绪帝接连发出两道上谕,明确指出形势危机“将有决裂之势”;外国的“调停”纯系“徒托之空言”,并指令他“毋庸议”,应立即进行切实的战备部署,以免“贻误事机”。可是,在此后的第3天,即7月6日,李鸿章仍然电令已陷入被包围之中的中国驻朝守军,说“现俄英正议和,暂宜驻牙山静守,切勿多事。”(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6卷,第16页。)还是把他的赌注押在俄、英身上。直到7月20日,日本侵略者已在朝鲜集结起重兵,而且摆好随时即可下手的架势。而李鸿章,既照样无视中国驻朝守军官兵要求准备自卫的呼声;又继续抗拒光绪帝的严正指令,电示驻朝守将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切记勿忘,汝勿性急。”(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6卷,第25页。)


在他看来,敌人可以霍霍磨刀,我们却不可以准备自卫。同时他还煞有介事地说,“俄有十船可调仁川,我海军可会办”(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264页。),继续制造依靠沙俄的幻想,违抗光绪帝的备战指令,使中国越发陷入被动的地位。


是屈辱求和还是坚持抗战


光绪帝为了组织备战御敌,确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在7月23日日军击沉中国运兵船事件发生后,他还向李鸿章发出了警告的谕旨。然而这一切,并未在李鸿章等人身上产生明显的效果,清军在朝鲜的不利地位并未扭转,甚至中国的失利似有江河日下之势。鉴于这种严峻的现实,光绪帝为了挽救危局推进抗战,曾产生了“欲开言路”等念头(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37页)。他企图通过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来重整旗鼓。


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包括一些爱国将领),从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发出的这种振作起来奋力抗战的声音,与从社会各阶层当中迸发出来的要求奋发图强的呼声,不约而合地汇集成一股日益高涨的爱国声浪。这种局面的出现,对清廷统治集团中的权势者来说,不管他们进行如何地抵制和压抑,它毕竟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压力。在这同时,李鸿章的“以夷制夷”也接连落空,使他的妥协活动不得不暂且收敛一些。于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的主张便逐渐占了上风。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在指出日本侵略者“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之后,进而郑重宣告,清政府“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并谕令“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正式对日宣战(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精装本,总第3465、3441页。)。


清政府的对日宣战,是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之下,被迫采取的自卫措施。就此举动的性质而言,无疑是正义的。但是清政府所以作出这一断然决定,却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通过与妥协势力进行反复斗争所取得的一个结果。


由于“皇上明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37页),使中国的抗战出现了可喜的征兆。对此,连有的日本人也认为:


“日清开衅之初,帝(即光绪帝——引者注)立意主战……。诚使支那(即中国,同上)君臣一心,上下协力,目的专注于战,则我国(日本,同上)之能胜与否,诚未可知也。”(〔日〕大久平治郎:《光绪帝》,明治35年10月东京横山会社出版,第7页。)


可是李鸿章等人,却对国内出现的这种奋发局面“怏怏不快”。


当宣战之后,西太后的亲信、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及李鸿章等“互相因应”,凡是“皇上所是,则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则故缓之”,极尽干扰破坏之能事。


在战争中,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都涌现出如左宝贵、邓世昌等许多坚贞不屈的爱国将士,有的与阵地共存亡;有的与战舰相始终,为了捍卫祖国英勇捐躯。然而由于清政府主持这场战事的决策权,一直操在妥协势力的手中。因此,广大爱国将士的英勇奋战,也照样不能扭转中国不利的战局。到了当年10月,中国的抗战便出现了一落千丈的颓势。


中国抗战的失利,在西太后和李鸿章等人看来,似乎只有作出投降的选择了。因而西太后、后党官僚和李鸿章,他们不拍即合,极欲不惜断送中国的抗战和国家的权益,要对日求和了。于是,他们便展开了一系列的求和活动。据翁同□的《日记》载,早在平壤和黄海海战失利后的9月27日,西太后就直接出面,命李鸿章可通过俄使进行“议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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