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14日于河南宝丰33596部队卫生队心电图室撰稿,2009年2月17日修改)

1976年12月26日,一张县人民武装部入伍通知书送到我手上,我结束了崇仙公社当通讯员的历史,穿上了绿军装,成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我和一起入伍的崇仙籍战士有王黎辉、钟日辉、杨泽定、钟宗富、钟期辉、钟辉忠、朱水生、钟志新、卢吉良、吴文生、邱伟荣、李新民、崔兆林、刘细矮、陈伟华、钟斯洪、张甲生18人,1976年12月31日由崇仙公社用班车送到县人武部,与小江、铁石口、安西的另外62名战友汇合;我们80人31日下午在县人武部举行交接仪式后,当晚县委、县政府在水东礼堂举行了欢送仪式,我们在老县政府招待所住了一晚;1977年元月1日起程,途径南雄、始兴,当晚在韶关火车站上火车,经湖南、湖北,于1977年1月4日到达河南省宝丰县火车站,上午九时许到达部队营地:宝丰县大营公社33596部队(陆军第四十三军坦克团),我被分在新兵二连二排六班(班长为罗宪法)。刚到部队一切都觉得很新鲜,接着就是学习《内务条令》、《队例条令》、《军务条令》,整天地上操学队例(立正、稍息、起步、跑步、正步);河南的冬天天气很冷,经常是零下10度左右,这对我们这些南方兵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挑战,记得我们当时洗衣服,倒出去的水地上马上就是一层簿冰;饮食上也是很不习惯,餐餐基本上是面食,偶尔有一、二餐米饭,记得第一次吃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眼看上去金黄色的,拿了三个,可一吃粗得很,咽不下去,当新兵什么都不懂,不敢放回去,只好装在口袋里,乘人不注意时丢掉;新兵连经常晚上睡下时或早晨5时左右紧急集合,要求在2分钟内打好背包(不能开灯,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搞得经常不能安心睡好觉,记得有一次晚上集合后,连队干部带着我们往一营方向的山上跑(不能使用手电等照明工具),很多新兵边跑背包边散,只好用手抱着跑,东西掉得一路都是,回来后一身内衣都湿透了;新兵生活很艰苦,不过经常晚上有电影看,那时我第一次看上了电视,我们3月19日结束了新兵训练,我被分配到坦克一营卫生所当卫生员,到此时我才弄清楚我们团的全称为陆军第四十三军坦克五十一团(当时全军最后一个坦克团),部队代号为33596部队60分队。我3月25日赴陆军43军第127师卫生员教导队学习(地址:河南省渑池县陆军第一二七师三八0团一营一连,卫教队部队代号为33720部队卫教队);参加培训的有127师医院、379、380、381团以及127师炮兵团,43军军直单位和坦克团、高炮团,共计80人;卫教队长为127师医院叶亚军,指导员为赖洪元,教员有孙进(女,127师医院)、杨家启(127师医院)、唐家新(380团卫生队)。坦克团和我一起学习的有王建庄、向晋勇、张崇明、黄洪生、范跃生、李玉海、刘洪州;卫教队8月份到洛阳地区宜阳县木柴关公社采药,随同一组采药的有王建庄、127师医院王爱萍和仲颖;我们在崇山峻岭中一共采了十天药。卫教队11月14日结业,我因学习成绩全优,结业时评为“三好学员”, 期间受到连嘉奖三次;在卫教队期间因饮食不洁,患急性菌痢到127师医院住院13天(地址:河南省新安县33720部队医院)。当时第一次看到人体骨骼,心里不是滋味,但时间一长就不觉得什么了;那时学针灸、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都是学员之间互相练习;战场上常用的止血、包扎、固定、搬运也是学员之间做活体;我和刘海清因为能写一手好字,卫教队的黑板报、宣传栏和考试成绩公布栏都是我们二个人负责,有一段时间我还代理队部的通信员,负责队部和队领导的卫生、生活用水,还要每天去渑池县县城308团团部收发室拿报刊杂志和信件。

卫教队结业后我回到了坦克团一营卫生所,在军医王有成、卫生员薛玉峰指导下进行工作,直到78年2月在团卫生队实习。78年3月薛玉峰退伍后王建庄下营(河南内黄县人)。因王有成患肺结核住院,王须欣(山东省高青县人)下营。我78年上半年受到连嘉奖一次。卫生队实习结束后,在营卫生所主要是看些小病,到各连食堂搞卫生监督,早上和晚上到各连检查有无新发病人,有时连队出去搞晚间训练,随同去搞卫生保障,记得我第一次跟随连队去训练场训练,我上坦克去体验,从塔克上下来后我呕吐不止,但自从那次后,我上坦克再也没有呕吐过,有时连队晚上去进行夜间驾驶训练,我去后会找一个干净的地方躺下睡觉,连队训练完我们一同返回营里。78年9月我和卫生员周宝通去联糸采中草药,我们从宝丰县大营出发,先从洛阳市去了栾川县联系,当地山上没有我们要采的中草药,我们又返回洛阳市,接着去了宜阳县,在宜阳县城一个招待所住了一晚,那天因为坐了200公里的汽车,吃过晚饭我几睡觉了,而周宝通一个晚上没有睡着,因为那个招待所的床上有臭虫,周宝通被臭虫咬的到处是胞块;第二天,我们从宜阳县去木柴关公社,找到公社武装部,在武装干部的带领下,到山上查看了药源,并在木柴关公社所在地的一个军用通信站给卫生队杜队长打了电话,汇报了联系的情况,在那住了一晚后,我们返回了部队;过了大约一星期,由卫生队司药李兴带队,带着78年入伍的新卫生员,由大营经临如县、伊川县、洛阳市、宜阳县到达了木柴关公社采药点,由于当地农民没有空闲房,我们在一间牛栏内,经过打扫和消毒而住下,第二天上午有我带着去认药,第三天就分组开始上山采药,在那采了十天后,就返回了部队。

78年11月卫生队抽调我协助武汉军区军学校搞高血压普查,高血压普查还没有结束,1978年12月8日我所在的43军坦克团接到一级战备命令,我随即结束配合武汉军区军医学校的坦克兵高血压调查回营卫生所作战前准备,组织我们一营全营官兵验血型,打各种预防针(流脑、疟疾、伤寒等疫苗),给全营官兵上战场救护知识课;给各连坦克补充三角巾急救包和止血带,营卫生所药材准备了两个月基数;在准备期间,团里于12月23日在团部大礼堂召开了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动员大会,团长王修伦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他说:同志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一定要狠狠打击越南侵略者,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保卫边疆,保卫国家领土完整,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政委吴歩坤做了强调讲话,有关营、连和干部、战士代表做了表态发言;我们每一个官兵心里都清楚到广西是去打仗的。离开河南时营房的所有门窗都用砖块封闭了,食堂养的猪和种的蔬菜也全部处理了。我也乘新兵去湖北训练,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带到湖北去发,告诉家里部队要去拉练(进入一级战备后不能给家里写信、打电话,出差、休假的干部战士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部队)。

1978年12月28日下午,我们在宝丰火车站上火车(我们座闷罐代客车,坦克在商酒务车站上车,全营28辆坦克,一辆装甲输送车,一辆北京吉普,四辆解放牌汽车共一辆火车),离开了驻地河南省宝丰县大营公社开赴广西前线,在火车上我领略了沿途祖国的大好河山,心里思绪万千,心想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饱览这美好的圣景,我还有机会看这美好的风景吗?我们途经湖北,湖南、进入广西,经过四天日夜行军,于1979年1月1日下午到达广西南宁市火车站,当日晚9时40分乘部队自己的车到达扶溪县渠黎公社东斗大队(部队代号改为53303部队)。踏进广西人人都感到非常紧张,而我们卫生兵也很紧张,一是要查看和化验驻地三个连和营部的用水质量;二是继续给官兵讲战场救护常识;三是继续打各种预防针;四是观察各连官兵的健康状况;五是参加各种动员会、越南驱赶华侨诉苦会;六是做好入越作战最后的物资药材准备。当时营部住在东斗大队部,我们住在东斗小学的教室里(住在一起的有白州喜、宋文山、翻译钟有强),三个连住得比较分散,离营部都有1-2里路;我们营部的通信员、卫生员等晚上还要随同营首长去各连查岗,那时查岗也很危险,除我们自己的枪是子弹上膛外,连队的岗哨都双岗(一明一暗),他们也是子弹上膛,稍不注意或口令不对战士就会开枪打,好的那段时间我们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1月20日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我们一营在一山地(地形与布局关类似)进行了坦克连进攻演习和实弹射击,我随同前去搞卫勤保障,有一天当一连的108车爬上半山腰时,因杂草丛生,山高林密,观察不便,坦克压断了高压电线拉条,拉条反弹使高压电正负线连线,造成一巨大火球,当时我们在山下,看到坦克不动了,都以为坦克乘员出事了,过了一会坦克又发动冒烟了,这时心才放下;但是我们不知,因为这条线路所供电的东罗矿务局的煤矿全部停电,井下冒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79年1月27日是春节,为活跃春节气氛,春节前我们一营各连以及营部和东斗大队各派出一支队伍,举行了篮球比赛,篮球场就是东斗小学门口球场,这年的春节,人人过的都不舒服,特别想念家人。春节期间当地人民公社和村民送来了慰问物资,如猪肉、鱼、鸡、香蕉、粽粑、甘蔗、木瓜等等。营部还买了很多海产品过年。

2月7日我们营从东斗大队又往边界方向的龙洲县响水公社开进,在行进途中,我们的一辆坦克压到了一辆工兵的北京吉普车,因为撞车那个地方刚好是拐弯处,北京吉普车速快,撞到一辆坦克的左边下面去了,司机严重受伤,好在坦克停住了,否则车上的所有人都会压死,我跑步过去抢救,还没有到,那个司机就被他们自己的车送走了;2月8日我随同3连开赴龙洲县北跃农场配合42军126师步兵376团搞步坦协同训练;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步兵如何上、下坦克,如何在坦克上战斗,如何使用坦克车外通信器材,如何搭载坦克;在北跃农场驻地,我们经常傍晚可看到各种军车及各种武器装备向边界开进,战争的气息非常浓厚;2月13日晚10时我们全体官兵倾听了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我们都很清楚战争一触即发,大家心里就更紧张了,这时大家都横下了一条心,听从命令往前走,大家也都做了牺牲的准备,官兵基本上都是剃了光头,大部分人都给家里写了遗书,放在自己的背包里;2月14日前线所有的参战部队都召开了誓词大会,很多同志写了请战书、决心书,作为卫生员我们不存在写什么请战书、决心书,只要部队上,就要到战场上救护伤员,搞好战地卫生保障;这天我给家里写好了遗书,放在我的被包里;2月16日我们营开到了离边境只有5里路左右的龙洲县下冻公社棒扬、掬隆骤集。

2月17日凌晨约5时许,营首长叫醒了我们营部的所有官兵,炊事班为我们作战人员做了可口的鸡蛋面,可我们都吃不下;大约6时许,我们坦克一营在捧扬、掬隆编队待命,我乘上了修理连派来的牵引车(003号),随二连副连长李会仕、一连技术员周爱平,三连技术员丁再亮,修理连的军械修理工郭国强、苏国录,由赵和生(湖北省新州县人)开车,排在1、2连、3连和团部指挥所后,随队抢救伤员(我们7人为团技术保障组,我所带的物资为:装满药品的大卫生包二个,小卫生包二个(一个装药品,一个装三角巾急救包),担架一付,饮水化验盒一个,射线检验笔一支,挎包一个,军用水壶一个,冲锋枪一支,弹夹4个,子弹400发)。

1979年2月17日早晨6.40时,三颗红色信号弹升空而起,接着整个1300多公里边界火炮齐鸣,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了;当时我们编队正好在42军前线指挥所驻地(后来才知道广州军区吴忠副司令在指挥所),公路两边都是150毫米口径大炮,打炮时我们的耳朵都震的嗡嗡响,指挥所领导还批评了我们营不应该停在指挥所,因为一但敌方发现就会打掉指挥所,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15分钟炮击后,我们营就开始进攻,当时我们座在牵引车外,在电台里听到营长于心胜命令:全线出击。很快我们到了国境线布局20号界碑,20号界碑其实就是一块碑石,我们这边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面写“越南”,界碑边有一个哨所,中间有一条人工做的土埂算是两国的分界线;当我们到达20号界碑天已大亮,此时看到我们团特务连工兵排一辆装满TNT炸药的装甲输送车侧翻在2米多深的深沟里,而且已看到第一批伤员由民工担架队抬下来,许多牺牲战友的遗体放在左边的山脚下,脸则用军帽遮盖着,两边是工兵和步兵向纵身前行,前方已是激烈的枪炮声;当我们乘座的车进入越南约3里路左右时停了下来,不一会离我们大约10米远的地方不知从哪打来一枪,一个士兵上肢负了伤,这时我们从车外进入了车内继续向前开;当前行到5里路左右时,因班翁河一座木桥被坦克压踏,我们营有3辆坦克掉入河中,其他坦克是从这些坦克上开过去的,李副连长请示团指挥所,我们是继续前进还是先抢救坦克,团指挥所答复继续前进,等后面的救护队救护他们;继续往前走一路都听到嗒嗒作响的机枪声和炮声,还看到了放烟幕弹;当我们前行约8里路时,我们乘坐的牵引车安全门进水了,我们大家的屁股上都是湿的,通过电台我们才知道是越南人炸了班翁河上的水库企图阻止我们进攻,因为我们营走的这条路线在地图上是一条羊肠小道,越南人根本没有想到我们的坦克会从这里进来,他们也没有重兵把守这条线路,一路上基本上我们的坦克没有遇到反坦克武器,但班波以西山垭囗地形复杂,道路很小,路宽不足3米,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是我们一连的101号车,在指导员林梦珠的指挥下,驾驶员张东法驾驶着101号坦克用坦克撞开路边的崖石(因为这我们营的坦克左翼子板全部都受损)。我们坐在车里经常在电台中听到一连的连长王庆雪和指导员林梦珠的指挥声音:炮长前面有敌人火力点,瞄准开炮;而且一路上在电台上都不停地听得到枪炮声。2月17日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到了海拨701米的靠松山,上了4号公路,发现二营军医董金言、卫生员黄洪生乘坐的牵引车掉到了20多米深的山沟里,李副连长请示团长(代号001),我们是救车还是前进,团长命令继续前进,这是因为我们这辆车是负担保障开路的任务;我们继续前行大约下午3时发现我们营的一号指挥车翻车在靠松山往东溪方向的下坡路深沟边,问明排长刘三黑的情况后,我们继续前行;这时有3个376团掉队的步兵战士搭乘上了我们的车,他们坐在车外,用电台与他们部队联系。

2月18日早上约7时许,经过一天的行进,我们到达了进攻目的地越南东溪县城。刚到不久,我正准备出车门,迎面打来一阵子弹,落在我们的牵引车前甲板上, 幸亏没有人负伤;到达东溪后,因王须欣和白洲喜未上来,一个营的救护和保障就我一个人承担着,我给3连查看和化验水源(1、2连去配合42军攻打高平了),通过电台了解负伤的情况,给几个轻伤战友作了简单包扎处理,随后我和赵和生拿出提水桶准备取水做饭(因我们全车人一天未吃东西),刚走了5米左右,侧面山上打来两枪,子弹落在我们取水前方约3米左右处,此时,我一个地滚藏到了一个田坎下,听到山上老战士骂这个开枪的新兵,这时才知道新兵紧张乱开枪;我们取回水后做了一锅粥,大家吃得很香。

18日中午10时许,我们在一辆坦克的随同下到靠松山抢救掉队的营部一号指挥车,经过几个小时的拖救,我们没有拖起坦克,回到了东溪。高炮连老乡战友刘梅生等人随同前往担任警戒。

19日上午我们再到靠松山拖救营部指挥车,救起后一同回到东溪;下午,我们到高平方向661高地转弯处拖救掉沟的二连205坦克和42军坦克团一辆131坦克,当时205号坦克的二炮手(湖北孝感黄传清)对我说:卫生员我给几颗手榴弹给你;我说不要,我有一支冲锋枪,有几百发子弹;我隐蔽在离坦克约有30米的山坳里,因抢救很困难,当天我们没有救起两辆坦克,就这样我们返回了东溪县城;傍晚我到三连查看有没有病人,晚上我和营部二炮手胡青松护送教导员陈悦喜到团部开会,回来后我们七人在牵引车上睡,并轮流从安全门下来站岗;越南的二月白天很热,晚上很冷,我们只穿了二件衣服,站岗时整个晚上都听到步兵他们向高平急行军的声音,当天晚上换了3次战场口令。

20日我们到靠松山拖救二营军医董金言他们乘座的牵引车,这台车掉在一棵大枫树下,离公路有20多米,经过3个多小时拖救也没把这辆车拖上来;下午我们返回东溪县城,在靠松山上看到42军坦克团一辆坦克被打坏,炮塔翻在公路下十几米处,而车体却还在公路上,这个坦克上的人全部牺牲了;回到东溪县城后,听到205坦克和42军坦克团的几名战士遭伏击牺牲了(二连的孝感兵黄传清牺牲了),我们二连205车的路广新排长一人跑回来报告。

21日我们在两辆坦克和一个加强班的支援下再度到661高地转弯处抢救掉沟的二辆坦克;在抢救中我在牵引车上,发现对岸树枝摇摆(对岸没有占领,当时没有起风),我迅即向李副连长报告,我们迅即向对岸开枪射击,当时营部坦克驾驶员马文涛用我的冲锋枪射击,枪口离我的左耳只有50公分左右,震得耳膜几天都听不见,到现在听力也不太好;我则用二炮手的冲锋枪射击,当时由于炮塔门没有固定,炮塔门下压时还砸了头部,压伤了我左手的中、无名指和饮食指;如果不是头部顶了一下,这三个手指都将会压断,现在这三个手指也还留有伤疤;打了一阵后,对岸没有动静了,随行掩护我们的坦克还向661高地对面1000米外的山洞打了一炮;我们用了一个小时把这两辆坦克救上来了,加强班也把烈士的遗体搬上了随队的解放车。

22至24日我们在东溪县城维修坦克,我则在处理伤病员;记得21号晚我到三连的305号坦克上去住(这辆坦克上的排长高端林和二炮手焦玉玺牺牲了,驾驶员负了重伤),当我爬上坦克看到在油箱处,在发动机甲板上到处都是血浆,这些血浆是126师376团一营三连步兵战士搭乘我们的坦克伤员造成的;进入车内时蚊蝇乱飞,车内还可看到高排长他们的肉浆在,而且非常腥,我当晚还是在牵引车上住。期间我去过公路边的一个医疗所(象国内的村卫生所),发现里面很多东西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如注射器、听诊器、血压表、注射盒以及一些常规药品;在这个医疗所还发现了中国援助的大米,永久牌自行车等,可见越南人是多么的忘恩负义。在东溪我见到了特务连老乡战友朱水生,他问我你的手怎么负的伤,要不要紧;我告诉了他受伤的经过,并说不要紧。还见到了卫生队卫生员雷木平。

25日下午我们在副营长徐发友带领下,到靠松山抢救一辆坏在四号公路上我们一连的104坦克,正当我们一心在修履带时,不知从哪打来一梭子弹,站在离我不到一米的两位驾驶员(因挡住了道路,汽车开不过,他们在看我们修坦克)中弹倒下在我的身旁,脸上腊黄腊黄的,痛苦的呻呤着;听到枪声,我迅速跃身爬上坦克,取下急救包和药品,先给右下腹中弹的战士包扎(大网膜已流出,我叫104坦克二炮手戴超递给我一个茶盅,用茶盅扣住大网膜)后,给了二片杜冷丁片剂,接着给右下肢负伤的战士上了止血带,给了二片杜冷丁片,迅即安排停在坦克后的车辆把这两位同志送往后方医院救治;因为当时情况紧急,我没有问这两个战士是那个部队的;这两位同志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至今我也不清楚;修好这辆坦克后,我们经过2个多小时的拖救把二营董金言、黄洪生他们乘坐的牵引车拖救上来了;救了这辆牵引车已是傍晚,这时我们接到营里的命令,当晚撤退回国;我们一行先回到东溪县城编队,当晚零时开始撤退。我们的撤退路线是:东溪-靠松山-美兴-复和-龙州县水口。

26日约10时多,回到广西龙洲县水口公社,当进入水口后,团政委吴步坤命令所有车辆枪炮弹退膛,我们一营撤到了龙洲县叫堪休整。回到国内我们多么高兴,我们住在一个生产队的谷仓里,睡在稻谷上,第一天晚上大家都睡的很熟很熟,高度的紧张感瞬间好象都没有了,连续几天都在检修坦克,我则在各连治疗轻伤员,处理轻病员,补充药械,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东溪地区属热带岩溶山岳丛林地,气候多变、晴雨无常;晨雾浓厚、观察不便、机动不利,但有利隐蔽,乃兵家必争之地。越南东溪和广西龙州县水口、下冻等地的十万大山山水相连,我们团穿插的路线是从广西龙洲布局关20号界碑出境,经班徒、班波、那冈、靠松山到东溪只有一条只能走牛车的崎岖山路,路窄坡陡、急转弯达40多处,道路两侧石山林立,多悬崖峭壁(战前地图为16公里,实际为32公里)。尤其是靠松山,海拔701米,山高林密、荆棘丛生、坡陡草深,易守难攻,是穿插路线上最复杂的地形;路上共有6座桥梁,其中5座木桥坦克无法通行。我们团的任务是在三个小时内到达东溪,占领越南东溪661高地,切断四号公路,为42军主力进攻高平开辟通路;我们坦克一营6时55分通过边境,一路披荆斩棘,猛打猛冲,突破越军的层层阻拦,尖刀连(一连)提前5分钟到达了东溪和661高地,切断了4号公路。在越南的9天9夜,我没有吃过一餐饭(吃过几次稀饭),没有吃过蔬菜,没有换洗过衣服,没有洗过澡,没有直躺过睡觉,每天吃的是压缩饼干和罐头,虽然我带了军用水壶去,但没有时间烧水,渴了喝口冷水,饿了吃块压缩饼干,在异国他乡作战,人生地蔬,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特别是我们去抢救坦克更是危险,虽然每次出去都有1-2辆坦克和一个步兵班做掩护,但是我们在一个地方抢救坦克,少则2-3个小时,多则6-7个小时,甚至一天,虽然有坦克、步兵警戒和掩护,但拖救地有些地方的山头我们是没有占领的,因此,随时随刻都会遭到敌人的袭击和炮击;一般到了拖救地我都会带上冲锋枪,找一处离拖救点30米左右的山坳隐敝起来,一方面担任警戒,观察敌情,另一方面一旦遭到袭击则迅速去抢救伤员。在东溪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营就有一辆坦克会向没有占领的对面扫射一阵。另外在我们牵引车工具箱上装有2万多发机枪子弹和几百枚手雷,如果遇外力引爆也是非常危险的,就象一颗定时炸弹悬在我们头上。我们团去广西参加作战的1380人中,只有副团长孙辉打过仗,其他人都没有打过仗,因此,人人都感到非常紧张,我从17日--18日两天都不知道要睡觉,枪不离身,子弹始终都是上膛;我的卫生包、子弹袋、急救包、防毒面具、饮水化验盒及射线检验笔、水壶一直到26日回到国内才放下来。

3月3日我们营接到命令赴宁明县去配合张万年的127师攻打凉山,3月4日我们从龙州县叫堪到达了宁明县寨安公社;我们到那时张万年的127师已有54军坦克团配合他们打凉山;在宁明县寨安公社我和营部炊事班的上士谢修来到凭祥市(那时凭祥市很小,没有一个县城大)采购物资,还到友谊关,住了二天后,3月8日我们撤退到南宁市郊区那洪公社古思大队驻防。在古思驻防期间,地方许多单位到我们团慰问,有时一个晚上要看5-6部电影;3月14日我和小车司机宋文山出差南宁市,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了许世友将军,许将军的警卫员枪法真是准(在公路上打鸟,鸟落树枝上,开枪鸟即被打中), 我还到南宁市照相;3月15日我们在南宁市沙井火车站一个铁路仓库内召开了全团的追悼会,追悼为国捐躯的19位战友;追上当政委吴步坤痛哭时,全团官兵都放声大哭,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了,我们内心感到非常难过。3月20日召开了全团庆功大会;3月24日广州军区歌舞团来团慰问演出,3月29日广西杂技团来团慰问演出;4月1日中央慰问团来团慰问,中国评剧院还到营里慰问演出。

1979年4月9日19时,我们结束了在广西的驻防,在南宁市沙井火车站上火车,当时地方组织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使我们非常感动,4月12日8时左右回到河南宝丰县大营人民公社驻地。从广西回来途经湖北时,看到有的战友的父母,自己带着被席,从3月5日宣布撤军开始,一直在军供站等待自己的儿子经过,每过一辆军列都打听一次,看到这些使我们非常难过,想起自己的父母可能也是这样的在家等待消息。自从离开河南就没有给家里写过信,因此回河南后,我立即给家里写了信,以报平安;5月6日河南省豫剧团来团慰问演出,5月9日王必成司令员来营视察,5月13日武汉军区歌舞团来团慰问演出,总政歌舞团也到团里慰问演出。在这次作战中,我们坦克一营被中央军委命名为“英雄坦克营”(全营牺牲战友6人),一连被中央军委命名为“英雄坦克连”(无一人牺牲)。

这就是我最难忘的岁月。作为军人我为自己能参加战斗而自豪,自豪的是:作为一名军人,有幸在服役期内参加了这场战争,亲身感受了什么叫枪林弹雨、生离死别,亲眼目睹了什么叫战火纷飞,真正体会到了生命的可贵;但同时又感到悲伤,与我朝夕相处的战友却永远定格在18、19、20...的年轮;战争的残酷剥夺了一个个战友鲜活的生命,昨日还和你朝夕相处的战友,就在你的身边倒下,永眠在南国他乡。我为自己能万幸地在这场战争中生存下来而深感欣慰,毕竟我的生命延续可以感受无限的风光,而逝者虽然永恒,却精彩不再,足以惋惜。1981年10月15日,我从团卫生队退伍,这段难忘的岁月时时在眼前闪现;战争是残酷的,是无情的,战火可以摧毁屋舍、山林……;枪弹可以扼杀生命,而永远无法磨灭的是:战争的阴影残留在我脑海里的烙印,永远不可磨灭!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时的团长是:王修伦,政委是:吴步坤;一营长是:于心胜,教导员是:陈悦喜;一连长是:王庆雪,指导员是:林梦珠;二连长是:姜其建,指导员是:刘进业;三连长是:李振国,指导员是:李敬民]。

1979年8月13日,我由一营卫生所调团卫生队,担任手术室卫生员兼卫生队文书,我主要负责卫生队手术室的管理和平时的准备工作,以及负责卫生队办公室的日常工作;79年12月20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9年11月后勤处油料助理员因盗卖油料外逃,全团寻找,最后在运输连附近的麦堆里找到,被判刑12年。1980年2月1日,卫生队派我到平顶山市135野战医院进修心电图(老师为张静),7月13日我以97分的成绩结业返回卫生队。1980年8月,我和杜法元队长、吴多众军医以及雷木平参加43军在汝阳、临汝、宜阳县组织的演习,我主要负责卫生队《“战场” 伤员抢救方案》的起草和在军用地图上绘制“战场” 伤员抢救、后送、力量安排图,同时负责卫生保障;演习期间,八一电影制片厂拿来了《铁甲008》的样片给我们团看,看后我们个个笑的要死,这部电影主要讲的就是我们43军坦克团和42军坦克团攻打高平的事情,但有些非常不符合实际,如在遂道中的一幕,坦克兵和女兵谈恋爱,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记得那时在战场上,听说有女兵的部队,女兵去上厕所都要男兵拿着枪去护送和站岗,再说当时我们坦克团是没有女兵的,因此,我们看后觉得非常好笑;演习结束后,军卫生处要调我去军部,因调军卫生处不能提干,杜法元队长没有同意调我去。1980年9月5日我与刘正连、温珍连结伴启程回家探亲,9月28日返回部队。1980年11月参加武汉军区组织的临汝县军事演习,11月20日回到宝丰县大营驻地。记得在有一次的演习中,当地群众要求团里派坦克给他们压公路,因为这条公路橫穿铁路,公路两边的玉米很高,视线不良,看不到火车,当坦克行至铁路上时,没有发现从洛阳方向开来的一列装煤的火车,火车把坦克撞翻在铁路下(坦克没有一点损失),造成了火车脱轨,有几节车箱翻倒,在车上坐的人死亡了,铁路停运等严重后果;在这次事故中我们团死亡了1人(坦克上的驾驶员),团参谋长因此给予了撤职处分。1980年受营嘉奖一次,1980年12月批转为中共正式党员。80年11月27日老兵退伍前夕,二营四连的上海籍战士翟东健,因泄私愤用54手枪,将营长、教导员、连指导员吴仁德和一个山东兵杀害,全团追捕,于第二天晚上在临汝火车站附近击毙,这天我们刚好要去临汝县764野战医院送病人,刚要准备走就接到电话说二营出事了,我和田开荣副队长及雷木平火速赶到二营,到那时负伤的几人已经由营里送来了卫生队,等我们回来这几个人都已经死亡了,当时武汉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团里修理连看望他的儿子,他在卫生队病房看了后说:枪法很准。第三天团里在卫生队手术室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团领导都来了,这几人的家属也来了;特别是这些家属哭天喊地,我们使劲拖还扑到死者身上;告别仪式后,团里用解放车将他们送到平顶山市殡仪馆冰冻,我和雷木平、刘享成、王文谋在田副队长带领下随车前去,第四天团里拉上这些人的家属,在平顶山市殡仪馆举行了最后的遗体告别,他们的衣服是我和雷木平、刘享成、王文谋给穿上的,家属见面时还把雷木平的手咬伤了,家属见了后我们送他们到殡仪馆火化。1981年5月1日,我请假回家探亲,目的是安排工作和完婚,5月18日返回部队。1981年9月10日至9月23日到临汝县小屯公社丁堂大队保障部队连进攻训练。从临汝县返回部队后,卫生队苏宪祥队长和后勤处代处长找我谈话,叫我不要闹退伍,团里还在争取提拨我(我是清楚,干部制度做了改革,没有经过院校不可以提拨,我在卫生队给自己打了三次预提对象报告),我不肯留下,大概是第三天团里分管后勤处的副政委来了找我谈话,并保证如果提拨不了,百分之百转志愿兵,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坚决要求要退伍。1981年10月15日早晨5时许,我脱下了心爱的领章、帽微,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部队,离开了朝夕相处、出生入死的战友,退出了现役;在离开团部大院时,杜队长问我在那辆车坐,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抱着队长痛哭,想想这一别,也许和很多战友就是永别,我一一与送我的战友握手、敬最后的军礼;送我们的汽车慢慢地开出了团部,朝宝丰---平顶山市---许昌市开进;在许昌火车站,团长王顺与我握手昔别,团长对我说:小罗你是开后门走的,我则对团长说:团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回地方后我同样会发挥好自已的作用,绝不亏对部队对我多年的培养;我分别与王顺团长、吴步坤政委和送我们的其他人员一一握手、敬礼告别,登上了南下的火车(我们与广西退伍的战友同一车箱),10月19日我胜利地回到了家乡,这就是我终生难忘的军旅生涯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