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弗里德曼:为什么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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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受决策机制和利益集团阻挠等因素影响,清洁能源技术在美国未能得到迅速推广。作者指出,与美国相比,中国行政体制较高的效率,是其在环保节能领域后来居上的关键。在这种意义上,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对清洁能源的普及应用未尝不是好事。 推广清洁能源需政府背书 2007年1月,作为本书调研的一部分,我对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进行了采访,他负责将通用电气的生产线导向清洁能源技术,并使用“绿色创想”作为品牌名称。伊梅尔特和我谈论了能源产生的不同形式,并顺便聊起了政府怎样才能建立一套理想

受决策机制和利益集团阻挠等因素影响,清洁能源技术在美国未能得到迅速推广。作者指出,与美国相比,中国行政体制较高的效率,是其在环保节能领域后来居上的关键。在这种意义上,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对清洁能源的普及应用未尝不是好事。


推广清洁能源需政府背书


2007年1月,作为本书调研的一部分,我对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进行了采访,他负责将通用电气的生产线导向清洁能源技术,并使用“绿色创想”作为品牌名称。伊梅尔特和我谈论了能源产生的不同形式,并顺便聊起了政府怎样才能建立一套理想的机制来刺激市场和提高能源效率。最后,伊梅尔特激愤地感叹道:为什么美国就没有一个实施合理政策来规范能源市场的政府呢?”


“当今的能源产业没有上帝之手,”他告诉我,“如果你问业内人士他们最喜欢什么,那一定是总统公开声明:‘到2025年我们要产出多少吨煤、多少天然气、多少风能、多少太阳能、多少核能,没有什么可以阻拦。’接着,整个能源产业的人都会站出来说:‘感谢您,总统先生,那么就让我们着手去做吧。’然后大家就都投入工作了。”


伊梅尔特认为,一旦商业组织得到了明确、持久、长期的价格信号,清楚了解清洁能源在国内市场上的发展方向,以及国家将实施的一系列鼓励节约能源的制度和激励政策,商机便会清楚地浮现。作为投资者,归根结底,他们就是想要这样一个持久明确的政策,以便下大赌注。


到那个时候,美国拥有的资产——大学、图书馆、发明家、冒险家、风险投资者、自由市场以及通用电气这样的跨国公司,所有能进行研究并懂得怎样将发明创新商业化的人们——都会上满发条,全力投入新兴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整个清洁能源系统建设就会起步。


那天晚上,我一直思索着我们的谈话。最后,我的脑中闪出一个古怪的想法:要是……要是美国能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中国领导人的魄力很重要


据我所知,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当你进行绿色能源改革这类影响深远的变革时,当你的竞争对手是根深蒂固、资金充足的利益集团时,当你不得不劝说公众牺牲某些短期利益去换取长期收益时,领导人的魄力显得尤为重要。


看看这个吧:在2007年底的一个早晨,中国的店主们一觉醒来,发现国务院已经宣布,从2008年6月1日开始,为了减少石油制品的使用,所有超市、商场、店铺禁止为顾客提供免费塑料袋。商家必须清楚地标明塑料购物袋的价格,并禁止将此费用附加至产品价格内。这些措施将促使购物者改用可多次使用的购物篮和布袋。


这会节约上百万桶石油,避免成山的垃圾。要知道,美国从1973年就开始了将汽油去铅的进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实现了全部汽油的无铅处理。而中国决定于1998年开始实行无铅化,1999年新标准已在北京地区试行,2000年实现了汽油无铅化。


此外,美国从1975年就着手制定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32年后才取得重大进展。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于2003年开始将轿车、卡车的经济燃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结果,该标准在次年即获得批准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


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


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 (节选自《世界又热又平又挤》 作者[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译者王玮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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