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鲜战略决策看毛泽东的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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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强势,看当年中较量之决策!


自恃世界最强实力的国当权者,他们只相信强权和自己的价值观念,根本不理睬他国的利益。唯一的对抗办法,也只有以实力来回敬。当年出兵朝鲜是因为国的霸道行为、蔑视中国和对台湾的侵略行径,深深地刺激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袖们,不与国较量一番,不让他觉得刺猬捏捏是扎手的,不把他打得满地找牙,它是不会服劲的,中国也是不能安安心心地搞建设的。


抗援朝战争于1950年10月25日爆发,1953年7月27日结束,先后历经5次战役、边打边谈等阶段,总共打了两年零9个月。


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毛泽东与杜鲁门作为对垒双方的统帅,两人都是个性特点非常鲜明的人,同时又有非常大的不同,本文将从3个方面来对两个人进行比较:


其一,毛泽东:一个弱国的、强势的世界级大政治


杜鲁门:一个强国的、强势的超级政客


先比较弱国的弱与强国的强,看看1950年的时候,中国到底有多弱、美国到底有多强。50年前不同于现在,中国的弱是积贫积弱,是百年、几百年的积贫积弱;美国的强是唯一的世界超强,是连世界老二都不具有可比性的超级巨无霸。


一比国力:19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80亿美元,美国为3553亿美元,中国相当于美国的约5%;1950年中国的钢产量为61万吨,美国8785万吨,中国相当于美国钢产量的0.69%。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1.1%,原油产量相当于美国的0.07%。中国的工业产值居世界第26位,还不及诸如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小国。


二比军力:这里用入朝参战时朝鲜战场上中美各一个师的装备比较(志愿军是按照装备最好的原第四野战军陆军师的统计):


中国 美国


坦 克: 0辆 149辆


装甲车: 0辆 35辆


汽 车: 0辆 3800辆(平均4人1辆)


火 炮: 66门 300门


火箭筒: 27个 550个


中国的坦克、装甲车和汽车都是0辆,也就不用介绍了。看看火炮。志愿军的这66门火炮中,有迫击炮42门、山炮24门,基本上属于人们俗称的“小炮”,这还都是从日本人和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不像美军,300门炮中虽然也有76门迫击炮和24门步兵炮和山炮,但这种炮是协同作战的需要,大炮小炮协同,轻重炮、远近程炮合理配置。就是中国的这些炮,炮弹也没几发,而美国人的炮弹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再看打坦克用的火箭筒:中国一个师配备了27个,美国550个。美国配置火箭筒基本上没有用,因为志愿军开始就没有坦克和装甲车。志愿军有27个火箭筒,而美军的149辆坦克和35辆装甲车加一块是184辆,就是一对一,志愿军还远远不够,还差7倍。为什么在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必须用生命去打坦克,都是因为装备落后啊!


当然,枪,志愿军还是能够做到人手一枝的,但志愿军的枪也不同于美国人的枪,志愿军的枪是“联合国”制造,几乎都是在以往战争中缴获的,出自许多国家,既有日本三八枪、美式30冲锋枪,还有法国、德国的枪,以及国民党的中正式步枪等等,品牌各异,口径不一,杂乱不堪。


再比天上。美国在朝鲜战场上部署了1100架飞机,后来增加到2000多架;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没有飞机。南北狭长的朝鲜半岛,确定目标后从机场出动半个小时内就能到达预定战场。这1000架飞机,铺天盖地,对志愿军造成了极大伤亡。如果一个师一旦被敌人发现,上百架飞机一顿狂轰滥炸,不用半个小时就交待了。一些战士介绍说:“美国飞机实在是太厉害了,别说地面上有个人,就是有个兔子,飞机扫射时候也能打到。”以至于开始志愿军有纪律,不准打飞机,免得暴露目标带来更大的伤亡。


可见,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武器差距是悬殊的,差距之大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美国一个团的火力强度,超过志愿军的一个军。


三比军事装备工业。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武器装备工业,没有多少后勤保障能力,只能生产手榴弹、简单的枪枝等,枪、炮、汽车等主要靠苏联提供。而美国有庞大的工业基础和军火工业,飞机、大炮可以在短时间内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因此,支撑这样一场大的现代化战争,工业和技术条件中国几乎都不具备,而美国,都具备。


四比现代战争经验。中国军队有多年战争的经验,但现代战争的经验,中国军队则一点儿也没有。当时对士兵的三大基本军事技能要求是:练刺杀、练射击、练投弹,志愿军的运兵工具是士兵的两条腿。而美国军队则现代战争经验丰富,他们作战是三军协同。正因如此,志愿军将传统战法发挥到了极致,并有效规避了现代战争的不足和缺陷,而联合国军则不行。这也正是曾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后任“联合国军”司令的李奇微面对如潮溃退的士兵,面对离开汽车就不能行军的士兵,恨不得踢他们的屁股,发出了“中国人也是人,他们长着腿,难道你们没有长腿”的咆哮。


从国力、军力、军事装备工业和现代战争经验4个方面比较可以看出,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绝对不在一个等量级上,照这样比较,志愿军是没有任何胜算的。那么,人们不禁会发出疑问:是不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呢?


哈里·杜鲁门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他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高中毕业。杜鲁门虽然出身草根,可他意志顽强,性格强悍,有韧性、能决断,骨子里面有一种不服输的强势性格。在他的总统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小牌,上面写着“决策在这里作出。”是他决定对日本放原子弹;是他实施马歇尔计划,支持欧洲复兴;是他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


一个超级强国,再加上一个强势总统,如果遇到一个一般的对手,这段历史就不会有什么悬念了。可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强势的杜鲁门偏偏遇到了一位更加强势的对手,遇到了一位不畏天不畏地的毛泽东,于是一出精彩的战争活剧上演了。那么,毛泽东又具备什么样的强势呢?这种强到底强到何种程度呢?


举两个例子:


例一:作出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


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国军队主动跨出国境,到国境外与美军打仗。按照常规,强国侵略弱国,打到弱国的国土上,弱国能够不投降,奋起抗争,就非常不简单了。而主动跨出国境,到异域去打强敌,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啊!并且,这还是在共和国刚满一岁的时候;并且,还是与以世界老大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打仗;尤其是毛泽东坚持并推动中央作出这个决策,还是在中央高层开始内部意见不一、多数人不同意打的情况下,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才作出的决策。


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当国人还沉浸在欢庆之中的时候,毛泽东就接到朝鲜首相金日成的紧急求援电,说“联合国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正以极快的速度向中朝边境挺进,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毛泽东思考了一夜,2日下午,就召集中央政治局在京人员讨论是否出兵朝鲜问题。后来又多次开会讨论,到19日正式作出了出兵的决策。开始的两次会上,主张作战的是少数派,中央领导人多数表示了对出兵的担忧。据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回忆说,“大家发言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因为我们的国内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美国又这么强。林彪的发言比较有代表性: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还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这里,不能因为林彪后来叛党叛国了,就说林彪害怕美帝国主义;其实,当时参加会议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张闻天、李富春、邓小平等人,多数都基本同意这一认识。主席也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主席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有的会议就不让记录。但毛泽东还是主张出兵。开始,基本上就是主席一个人倾向于打,第二次开会时周总理倾向于打。后来主席就让在西北主政的彭德怀速来北京参与讨论。结果彭老总放炮,认为必须要打、一定要打,再由主席坚持,大多数人也就同意了。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决策就初步形成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1951年元旦的日记中也曾这样写道:“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在是英明万分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那么,真正促使主席下决心打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呢?人们都知道的原因是美军打到了鸭绿江边,中国的边境安全受到了威胁,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就是美国阻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有一条,这一条甚至比第一条还要重要,那就是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也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除了出兵朝鲜的两项内容外,还有一项:“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可以说,这一项,既震惊了全体中国人,更深深刺痛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自尊心。你美国也太霸道了!朝鲜发生了内战,中国既不是战争制造者也不是参与者,正一心一意地解放自己的国土台湾,结束内战,招谁惹谁啦!尤其滑稽的是,你美国对大力支持北朝鲜的苏联连个屁也不敢放,却对既没有出兵又没有挑衅的中国来劲了,无非是苏联强中国弱么!无非是欺软怕硬么!但毛泽东不是蒋介石,新生的共和国对此迅速作出了反映,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外长当即发表声明,对美国的做法定了性:“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同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也非常形象地向全世界讲清了这一道理,他说: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不过对于自恃世界最强实力的美国当权者来说,他们只相信强权和自己的价值观念,根本不理睬他国的抗议。唯一的对抗办法,也只有以实力来回敬。”可见,是美国的霸道行为、蔑视态度和对台湾的侵略行径,深深地刺激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袖们,不与美国较量一番,不让他觉得刺猬捏捏是扎手的,不把他打得满地找牙,它是不会服劲的,中国也是不能安安心心地搞建设的。当时,我们几乎没有海军,无法与第七舰队作战,于是就把战场选择在了容易发挥我军长处的朝鲜。有一种说法,说是因为抗美援朝,使台湾到今天还得不到解放,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不是因为抗美援朝使台湾到得不到解放,而是因为美国封锁了台湾海峡促使中国抗美援朝的。


例二:对待原子弹的态度。世界上唯一一个下命令放原子弹的人,就是杜鲁门。他敢对日本放原子弹,对中国也不会例外。当中国与美国交手后,宣布“除了教训一下中国外什么都不欠他”的杜鲁门总统,却不断听到被中国教训的消息,于是,他便放出要放原子弹的威胁。在1950年11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宣布:“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此言一出,世界大哗,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顿时慌了神,一些国家的议员们又是签名,又是呼吁,纷纷要求不要放。其实,对美国可能放原子弹的威胁,毛泽东早有心理准备。早在离开战还有50天的9月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九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曾豪迈地说:“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面对这次杜鲁门要放原子弹的叫嚣,毛泽东不理他,中央也没有开会讨论,外交部都没有对外发布只言片语的回应和抗议,根本不予理睬。这位很不客气地宣布要放原子弹的杜鲁门总统,只好又很客气地把话收了回去。


可见,毛泽东的强势不同于杜鲁门的强势。杜鲁门的强是假强,表现为恃强凌弱、逞强逞能;而毛泽东的强是真强,这种强是建立在对人类公平正义的追求基础上的强,是一个古老民族不畏强权、敢于战斗的强。


毛泽东的世界级大政治家品格和杜鲁门的超级政客性格对比,举3个例子说明:


第一个例子:未雨绸缪,组建东北边防军。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杜鲁门就草率地下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昭示了他典型的政客习气。到7月7日,仅过10天时间,毛泽东就指示中央军委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决定立即调在中原地区驻守的第13兵团(下辖第38、第39、第40军)北上,与在东北的第42军和炮兵第1、第2和第8师合编为东北边防军,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和应对朝鲜战事的任务。9月上旬,又调第50军开赴东北,使东北边防军的兵力增加到5个军。这样,26万大军提前几个月就布防在中朝边境。这是一个极富有战略预见性的决策,对来之能战、战则能胜起到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毛泽东的大政治家品格。彭德怀后来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经验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这一大政治家的战略远见。说:“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我们即调了5个军置于鸭绿江北岸,待敌超过三八线向我国边境逼近时,出敌不意地给以痛击,取得第一个战役的胜利。这不仅挽救了当时朝鲜人民军败退的局面,而且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如果预先无此准备,想要凭空扭转当时极不利极严重的局面,那是不可设想的。”这绝不是溢美之词。


第二个例子: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旗帜。现在人们往往对政治口号有一种反感,其实,一个好的政治口号,能起到非常大的激励作用,尤其是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政治口号。之所以要“抗美援朝”,目的是为了“保家卫国”,使广大群众、战士对支持这场战争有了更加现实、具体的认识,在国际上也容易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毛泽东在1970年10月金日成访华时,曾提起这个政治旗帜,说:我们“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可以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旗帜,它应时而生,顺势而起,极大地鼓舞和激励起全中国5万万同胞,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使广大士兵也认识到,那是为祖国而战,为自己年迈的父母而战,为自己的妻儿而战。广大群众也纷纷捐钱捐物,有2000多万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仅1951年一年的捐款就能够购买3700架米格飞机。抗美援朝真正成为一场全民的反侵略运动。而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有记者问,了解否、关心否,答:不开收音机。


第三个例子:师出有名,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美国虽不说理,但也要打政治牌,它给出兵朝鲜的美国以及14个仆从国参战部队起了个好名,叫“联合国军”。其实,美国最亲密的伙伴英国派了两个旅,法国和多数国家象征地派兵,部队主要由美国派出的。你叫“联合国军”,打政治牌,毛泽东更擅长打政治牌,我叫“中国人民志愿军”。


新中国投入的主力部队同美国军队作战,既要师出有名,又要使中美两国从国际法意义上不进入战争状态,这确实需要费一番心思的。开始研究出兵朝鲜的问题时,毛泽东认识到,总不能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啊,因为你解放军可以解放台湾,但总不能解放到朝鲜去啊!于是他准备用“支援军”的名义。征求民主党派意见时,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先生说:“叫支援军不妥。”毛泽东问:“为什么?”黄说:“支援军是派遣的,谁派的啊?国家么!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毛泽东说:“有道理。那叫什么啊?”黄说:“叫志愿军好。因为志愿么,就不是政府出兵,而是民间性质,是出于义愤。”叫志愿军,在国际上也有先例,西班牙内战时,着名的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很多各国的志愿人员组成志愿军自愿到西班牙作战。于是,志愿军这个名字马上被从谏如流的毛泽东所接受。事实证明,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在与美国斗争中取得了十分有利的位置,这么大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从来没有宣战过。因为美国人找不到借口!它如果宣战,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侵略者了。可见,毛泽东确实是高人一筹,不愧是一位卓越的世界级大政治家。


其二,毛泽东:具有探索与创新精神的哲学军事家


杜鲁门: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三军总司令


抗美援朝战争有它独有的、不同以往中国共产党经历的战争的特点:其一,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其二,这是一场在异国战场上进行的现代战争。它不同于国内的人民战争,有人民的直接支持,有根据地,筹粮、筹款方便,信息灵通,攻退自如,这些优势在朝鲜战场上都没有了。而美国,一直没有在本土上打过仗,在异国打仗是他的拿手好戏。其三,这是一场与世界老大在异国战场上进行的现代战争。美军是一支钢铁攒成的军队,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铁流滚滚。最可怕的,他还有100多枚令人谈之色变的原子弹。不要说中国,就是当时的老大哥苏联,就是斯大林,也是尽量避免与美国交手。现在美国仍然是世界老大,你看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哪个敢打美国啊!


可见,在当时条件下,敢和美国较量已属难能可贵,而敢打并能打而胜之,它的军事奥妙又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什么样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呢?


这里面需要总结和挖掘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不但我军一直研究,就连我们的对手美国军队,也一直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毛泽东57岁,几十年的战争经历,极为丰富的经验,使毛泽东领导军事和指挥战争正处于最炉火纯青、最成熟的阶段,展示了高超的战争领导艺术。


一、不做办不到的事:具有创新性的战争指导原则。毛泽东一生擅长的,就是做事;但他又擅长不做事——那就是绝不做办不到的事。在制定抗美援朝战争指导原则上,就非常显明地看出这一特点。在战争即将打响的时刻,毛泽东为抗美援朝制定了战争指导原则和作战方针,他在10月21日给彭德怀德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做办不到的事”,并强调,“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这一点,成为志愿军具有指导意义的作战原则。为什么这个“不做办不到的事”成为这场战争的具有指导性的原则呢?笔者理解,这正是毛泽东在中美军队相差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得出的正确结论。不畏强敌,藐视强敌,向来是毛泽东在面对威胁时作出的反映,但在与对手过招时,恰恰相反,毛泽东是力避硬拼,只做力所能及的事。从哲学意义上讲,这一指导原则非常精妙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的精髓,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条件下,“不做办不到的事”,就是最好的实事求是,就是从战争实际出发而得出的最好的战争指导原则。


制定“突然性”的作战方针:初战胜利之关键。战争机器一旦开动,作为统帅的毛泽东是昼思夜想、殚精竭虑,多次起草电报,制定作战计划,发往朝鲜战场。在10月21日凌晨不到1个半小时内,毛泽东连续起草、发出了3封电报,修改作战方针,指导作战。在致彭(德怀)、高(岗)的电报中,为这次战役明确了作战方针,毛泽东在电报中称一定要“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成为志愿军初战制胜的关键,是不可替代的高招,美英等国的军事家将此举称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要出兵,事先已经向美国发出了警告,并且是多次警告,可杜鲁门、麦克阿瑟们就是不听。“兵者,诡道也”,你既然不信,毛泽东就充分利用你这个不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秘密出兵的方式打你。于是,按照主席的要求,26万中国军队悄悄度过了鸭绿江,开赴了朝鲜战场。当时,敌人的侦察机在天上飞,地面有先进的电子侦察,可就是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蛛丝马迹。可以说,这么大规模的兵力调动,美国人竟然没有侦察到。当时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说明此事,说我们采取秘密出兵的方式,“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我们参战十几天,也不在报纸上发消息,直到11月7日,新华社才首次报道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参战的消息,也只是轻描淡写,不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甚至对作战战报,毛泽东都作了明确细致的要求。他在11月5日指示彭德怀:“为了迷惑敌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到11月18日,毛泽东又专门致信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一切有关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都应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在一起说。”直到第二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朝鲜战局得到了根本扭转,才于12月5日我国正式对外宣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番号及出兵作战的消息。可见,这种“突然性”,成为联合国军与志愿军交手首战失败的主要因素。正如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马歇尔说的:“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于是,战争开始了。”这也正是过后美国人一直感到恼闷的重要理由——为什么就不听听中国人的话呢?正因为这样,在越南战争中,当中国再说什么话的时候,美国人就认真了,不让他过北纬17度线,他就不敢过。


三、“零敲牛皮糖”:相持状态下志愿军的成功战法。入朝初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设想集中优势兵力一次战役全歼敌人一个师,结果证明不符合实际,志愿军只有在第二次战役时候,27军利用特殊条件一次歼灭了敌人一个团。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动用了100万部队,敌人也是100万,在第一阶段曾在夜间进攻中包围了多个“联合国军”团、营规模的兵力,结果无一全歼,远远小于计划设想。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集中精力了解研究这场战争的新特点、新规律。当时,他从前线召回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及4个主力军的首长,有38军政委刘西元,39军军长吴信泉、40军军长温玉成、42军军长吴瑞林。毛泽东先与邓华谈了一天,又与4个军长进行长时间面谈,详细询问了解战场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其中他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志愿军为什么一次难以歼灭敌人的一个团。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志愿军的火力太差,对敌实行穿插包围后,如果当夜不能结束战斗,天一亮,被包围的敌人就会在飞机、坦克的救援下逃跑。主席意识到,这并非打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军力限制问题,是客观能力问题。于是,富于求实和探索精神的毛泽东就提出,我军一个军一次消灭不了美军一个师,就消灭敌人一个团,消灭不了一个团,就消灭一个营。后来,毛泽东还在电报中要求志愿军“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营”。毛泽东给这个新战术起了一个通俗的名字:“零敲牛皮糖”。“零敲牛皮糖”是湖南人对牛皮糖的吃法,牛皮糖很硬,只好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吃。毛泽东用它来比喻我军对美军作战不贪图大,要量力而行,打小歼灭战。从此以后,志愿军就也再也没有组织打过大的战役。事实证明,这一战法非常有效,一次“吃掉”敌人一个连、一个营,我军“吃得”得心应手。这样积累下来,数量就不小了,我军还不吃亏。可见,不拘泥于经验、客观判断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用,“零敲牛皮糖”,实现打大歼灭战向打小歼灭战转变,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是毛泽东对现代战争的新探索。


对毛泽东的战法,美国人在战场上领教过了。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戴维逊说:“根据情况正确地改变战术和手段,这一点他在朝鲜做得很出色。”“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记不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美国西点军校一个军官说:“西点军校崇敬的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两个兵家泰斗,一个就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孙武子。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


再看杜鲁门总统,他在军事方面不值得一提,确实没有什么可写的。他在老家当过中尉,不过那是民兵连的中尉,相当于副连长;他后来当过几个月的炮兵连连长,不过没有真正打过仗。但因为他当了总统,美国总统就是理所当然的三军总司令。在朝鲜战争中,他更是当甩手掌柜,重大军事决策交参谋长联席会议议定,他点头就是了。不过也有一条值得肯定,就是他非常痴迷战争史。因此,与其说他是有一定军事素养的三军总司令,不如说他是一个军事“粉丝”。可见,他与毛泽东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


其三,毛泽东: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


杜鲁门:信奉实力与强权的现实主义者


杜鲁门这个在西方个人主义与竞争文化中陶冶出来的总统,十分信奉实力与强权,谁强谁就是上帝。他在朝鲜战争中作出的系列决策,也都是从这一逻辑出发的。


当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立即下令出兵干涉,因为他认为美国是上帝;当中国警告美军过三八线中国要管时,他根本不信,因为他认为中国不是上帝。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美军打退到三八线时,他叫嚣要用原子弹,因为他认为美国上帝的原子弹能把不是上帝的中国吓破胆;直到他被毛泽东碰得头破血流而无力回天时,他才终于认识到,中国也是上帝,是上帝的上帝,因此,他也非常明智地准备通过谈判结束朝鲜战争。


恰恰相反,毛泽东则是一个浑身荡漾着世界和平、平等与正义的理想主义者。他代表着一个东方民族的精神世界与崇高追求,那就是:再穷,也要活得有尊严;再落后,也不能被动挨打任人宰割。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鞠躬尽瘁,兢兢业业,耗费大量心血。


先说勤政。从谋划抗美援朝到取得二次战役胜利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是毛泽东决策和指导战争的非常时期。从10月2日到19日的18天时间,他没有睡一个好觉。他经常一天起草几封电报,同前线指挥员、友方领袖以及国内各部门领导保持密切联络,根据情况研究战局,制定作战方针,给予具体指导。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回忆,在此期间,他有半个多月时间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办公和吃饭,睡眠极少。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真正体现了为党为国家为理想的献身和负责精神。就是到了后期的谈判阶段,毛泽东对朝鲜前线作战和谈判进展仍然十分关心,例如对开城代表团每天照例发回的谈判情况几乎都要审阅,许多事关和战全局的重要批示仍亲自执笔起草。


再说毛岸英牺牲。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大儿子,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件事,人们看到了主席坚强、伟大的一面。当叶子龙和江青两人报告给毛泽东时,毛泽东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章士钊曾向毛主席抱怨过不该让毛岸英去朝鲜。对此毛泽东很沉重地回答说:“你说的也许是对的。可我是国家主席,是主张出兵朝鲜的,我的儿子不去怎么说服别人?”其实,毛泽东既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更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慈爱的父亲。据杨尚昆在1951年1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当他听到消息后,长叹一声之后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当然,战事紧张,坚强的毛泽东并没有下乡休息,而是继续紧张地指挥战争。但可以想见,那是在承受着怎样的失子之痛而继续为国操劳啊!


有一幅照片留下了感人的一幕:当毛泽东握着舍身堵枪眼的英雄黄继光的母亲的手时,在这位柔弱的母亲的脸上,看不到悲伤,只有微笑。为什么?因为她知道,在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中,有自己的儿子,也有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儿子!慰问她这个烈属的,同样也是一个烈属!她同样知道,他们的儿子,都是为这个国家而牺牲的!都是为一个虽然历经百年屈辱、虽然贫穷但要尊严地活下去的中国人民而牺牲的!她感到骄傲与自豪。在老太太身上所显现的是一种深明大义、舍身为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种不畏强敌、追求尊严与平等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一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主义精神!——而这,就是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抗美援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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