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我国传统的端午节。端午节又称端阳、重五、端五节,是与春节、中秋并称的三大节之一。


一到端午节,我们马上就联想到赛龙舟、吃粽子,当然也清楚这些活动与屈原有关。关于端午节的来历,自古以来就有不同说法,但纪念屈原则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无疑与人们对其人品的认同不无关系。


对峨冠博带长剑随身既高且瘦的屈原,人们的看法也是自古以来就因人而异——绝大多数人视他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给了他“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评价,鲁迅则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肯定了他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是‘楚辞’的开山老祖”,并一针见血指出了“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其实,即使没有端午节,屈原也一定流芳千古。


因为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他上承《诗经》,下启汉赋,打破了四言句式对思想和感情表达的束缚,语言紧随兴之所至,创造出远比“诗三百”自由自在了许多的“骚体”。就拿他的名句“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说——道路如此的漫长遥远,我将不懈追求探索下去!倘若用其时其地的方言读来,那是怎样的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优美动听!更兼他的诗篇,想象奇特,浪漫激情,辞藻瑰丽,理想崇高,“其文约,其辞微”,篇篇可称佳作。


他还是个曾经的才能出众的高官。《史记》说他做过楚怀王的“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是参与内政外交的权力集团中人,并且是“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佼佼者;而“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则从反面衬托出他杰出的政治才干。


用今之时尚的话说,他绝对是个“学者型官员”,而且“诗穷而后工”,政治上的不得志,反倒成就了其诗篇的不朽,诚所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是也。


而屈原高尚的品德和耿介的操守,则是人们敬仰的主要之处。郭沫若编剧的五幕话剧《屈原》,则以《桔颂》的“洁白,芬芳,美丽,辉煌,独立不移,不怕冰雪,赋性坚贞……”开篇,歌颂了屈原“其志洁,其行廉”的优秀品质。


屈原当然不曾想过、更不曾料到,他的“怀石遂投汨罗以死”,尽管既是忧国忧民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无奈,也是“冀幸君之一悟”不得的绝望,但更是“怀瑾握玉”“不随其流”的超脱,因此博得了世人的同情和尊重,被后世政、学两界的精英奉为楷模,心向往之的理想境界,臧否人物的价值标准。从贾谊的《吊屈原赋》,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从王国维到老舍,历史上有多少志士仁人,或为坚持真理,或为捍卫做人的尊严而“勿宁死”!一脉相承地承担起传承道义的重任。


屈原之死当然是楚国的一大悲剧。全因楚怀王、顷襄王父子的昏庸,上官大夫、靳尚,郑袖、子兰等群小的献媚邀宠构陷忠良,以及政见的分歧掺杂进个人恩怨裙带关系所导致。从那时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大到政坛小到官场,就是如此这般地争勾心斗角权夺利并愈演愈烈积重难返,也使得众多精英沦为各级权势者“俳优蓄之”的“弄臣”而成为鲁迅嘲讽的对象。


可悲的还有,在剧中特意虚构了屈原期望宋玉“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这一情节的郭氏,也未能逃脱政治安排的宿命。


毕竟郭沫若是有才华的。


《屈原》是他1942年仅用了40个小时创就的剧作,时隔17年后的1959年,他又只用了7天时间挥就了轰动剧坛的《蔡文姬》——不幸的是,这竟成了他剧作的“绝唱”。


但1949年后的郭氏,就象大观园里失去了通灵宝玉的贾宝玉。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身为中科院院长、文联主席的他,奉命组织批判胡适,其本人的发言,对胡氏这位昔日相识的社会名流,还算手下留情,没太上纲上线,只是以他郭氏的“小心的假设,大胆的反证”,来批判胡氏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颇有些敷衍的味道。至于“除四害”时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麻雀诗”,则是典型的“帮忙”。而后来的飞机内外有“两个太阳”的新诗,就连“帮闲”都够不上了。


晚年的郭氏,顶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虚名,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自鄙自贱,歌功颂德……


悲夫!


屈原难能可贵在他视死如归,因此能坚守住做人的底线:不唯上,不阿谀,不逢迎,哀民生之多艰,正直,正派,干净,忠信,执着。


今天,要求精英们都做到屈原的地步,显然是强人所难的苛求。


但每年的端午佳节,“官产学”三界大大小小的精英们,还有其他所有人,在美食,防疫,健身的同时,想想屈原的清清白白做人,读读鲁迅的《从帮忙到扯淡》地“三省吾身”,这节总算没有白过。


端午时节话屈原,意在了解并学习他的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