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19日,侵华日军宪兵队在齐齐哈尔意外查到了一起张惠民特大谍报案,犹如晴空里的一声惊雷,整个关东军立刻震荡起来。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及中央警务统治委员长的东条英机,迫不及待地指挥调查这个案子。然而,不到两个月即1937年1月5日,随着几声枪响东条英机不得不沮丧地结束了这个案子。


1936年初,驻守在齐齐哈尔的关东军特务机关,发现了在这个城市的上空频繁而有规律的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电波,作为关东军军事重地的齐齐哈尔,自然是一阵心慌。日本特务机关立刻作出反应,为了尽快地找到这些电台,决定采取统一行动,关东军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精心炮制了一套搜寻计划。某一天,他们在全城范围内突然开始断电排查,一时间呼啸的警笛声,日本特务的踹门声,夹杂着狗的叫声,让整个城市人心惶惶。


东条英机,日本甲级战犯,生于东京一军阀家庭,1915年陆军大学毕业后参军,曾参与策划9·18事变,历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兼警务部长,关东军参谋长等职,卢沟桥事变后,他率部进攻察绥和晋北地区,后参与制造针对前苏联的军事行动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事件。1941年10月,出任首相兼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同年12月派兵袭击珍珠港,入侵东南亚,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后自杀未遂,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为了把耳目和触角安插在四面八方,东条英机来到中国后,就处心积虑在东北建立了以哈尔滨为中心庞大的间谍特务网,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特务除了用呼啸的警车到处虚张声势外,并无什么明显业绩。倒是齐齐哈尔上空忽隐忽现的神秘电波,让关东军出了不少冷汗。关东军是抗战胜利前占据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军,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强占了原被俄国所谓租界的中国领土(关东州)和南满铁路。1919年侵华日军在旅顺口设立了关东军司令部,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9·18事变,进而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界。二战期间关东军总人数接近百万人,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主力和战略总预备队。


自从1935年9月,东条英机来到中国东北以后,一出手既凶狠毒辣,先是大刀阔斧增加关东军宪兵队的兵力,同时向伪满洲国各行政区派出宪兵队,将魔爪伸到东北各地,编制成一个支柱网般的特务情报网,二是加强精神控制,要求日本宪兵要不择手段扑灭反日、抗日运动,再就是整合机构,把伪满洲国的警察组织收编在日本宪兵司令部之下。但是东条英机有个碰不得的软肋,就是他中央警务通知委员长职责下的特务情报组织,间谍与反间谍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老谋深算的东条英机总觉得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里有几十门大炮在对着自己。齐齐哈尔这个回合下来,东条英机也在琢磨,这个通晓反间谍手段的对手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1936年7月,驻扎在哈尔滨的特务组织破译了齐齐哈尔的一些情报,当这些情报送到东条英机手上的时候,这个冷血加铁腕的将军惊的倒抽了一口凉气。


是什么让东条英机身上直冒冷汗呢,原来日本关东军一个最高的军事机密,及正在修建中的,被日本军事家得意洋洋的称之为近则可以作为桥头堡,退则是马奇诺防线的军事要塞工程,赤裸裸的让对手给看见了。


9·18事变后的第二年,关东军即拟定了侵略矛头直指前苏联的《对苏攻势作战计划》,日本东北边境要塞东方马奇诺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1934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历时10年在(冬季吉林省龙春),中部经黑龙江省中苏边境,西至哈拉尔和阿尔山5000公里的边境地带,共修筑17处要塞,要塞群相加约1700公里,其军事功能、建筑规模甚至远远超过了马奇诺防线。


日本构筑的所谓东方马奇诺防线有17处要塞,这17处要塞从勘察、设计、施工到经营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这个秘密贯穿始终,贯彻到每一个环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日伪档案中有关这些工事的文件,每一个文件上面都有绝密、机密的字样,日本的原文的这些文件中,每一个地方都反复强调保持秘密的重要性。


日本机密的行动,背后却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即使是在炎热的7月也让关东军不寒而栗,这博弈的对手到底是谁呢?是什么样的高手走下了这样一步妙棋呢?身为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暨中央警务通知委员长的东条英机,不得不立即命令宪兵队和特务机关从即日起,全力搜捕抗日情报人员为头等大事。


1936年9月20日,侵华日军北黑线孙吴警务所接到当地铁路护路村长的报告,说偶然在中苏边境抓到了一个中国人,没想到从他的身上却搜到了日本重要的军事情报。孙吴宪兵队接到报告,连夜对该人进行严刑拷打,顺藤摸瓜又抓到了两名在附近搜集日本情报的中国人。


据叛徒交代,情报站总部设在齐齐哈尔市,负责人叫张永兴和闻汉章等人。两年多以前,张永兴和闻汉章受苏联情报组织派遣,秘密潜入齐齐哈尔发展组织40多人,替苏军搜集军事情报。


急着邀功的孙吴宪兵队立即把情报报告给了东条英机,根据只是北黑线的孙吴宪兵队一方面对边境的交通点继续加强监视,一方面把情况电告了齐齐哈尔日军宪兵队。齐市宪兵队闻讯后立刻派出大批日本特务,一部分扮装成警察,以查户口为名闯入张永兴家搜查,其余的兵分三路迅速了包围了几个秘密情报站。


张永兴化名张惠民,王立川,张裕国等中共党员,1933年受党派遣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从事国际反法西斯情报工作,1934年按共产国际指令潜入日军占领的齐齐哈尔开始搜集军事情报。


终于松了一口气的东条英机怎么也没有想到,让自己冒了无数冷汗的对手,竟然是几个穿长袍的中国人,由于张惠民谍报案设计了日本侵略者最高的军事机密,他特意从日本请来了谍报专家(山本庄之柱大佐),来到齐齐哈尔帮助调查张惠民特大谍报案。


山本大佐把张惠民一案的全部卷宗都看了,他非常惊讶:中国这样一个普通人所领导的情报组,怎么能够刺探到日本关东军最机密、最顶端的情报,他后来把这个情报来源画了一个图表,这一画他几乎惊呆了。


这些搜集情报的手段实际上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原始。比方说,他们在日本的机场旁边建立了一个养鸡场,养鸡场的职工实际上是谍报人员,名为养鸡,实际上看日本的飞机起降的情况;又比方说在日本兵营,让小孩去捡垃圾,捡了垃圾以后交给张惠民他们,他们从研究这些垃圾中得到蛛丝马迹的情报;还有化装成苦力到日本的军事要塞去干活,刺探情报;另外还有以旅游为名义到处刺探情报的。


无法想象,用最原始的收集手法获取的军事情报竟然触及了最高军事机密,东方马奇诺防线,日本谍报专家山本大佐惊呼,如此间谍奇才事上难得。


正在为关东军情报部门人才奇缺,而两肋隐隐作痛的东条英机闻讯后,热血膨胀,立即作出决定不惜代价劝降。然而,威逼和利诱都用尽了,张永兴瞪着眼睛甩出来几句话。


1936年12月31日下午,关押张永兴齐齐哈尔市日本陆军监狱,突然发生了105人的集体越狱,部分被关押的抗日志士,称日本军警送饭之际夺取武器集体越狱,这个事件让关东军宪兵队立刻召开了警务统治委员会,在会上他们一致认为,万一张永兴跑了对关东军的危险就太大了。


1937年1月5日下午4点,齐齐哈尔市下起了鹅毛大雪,几辆警车在呼啸的寒风中迅速地开到了北郊的白塔附近,在一片乱坟塔前警车停了下来,张惠民特大谍报案的八位中国人被推下了车。按照惯例,刽子手在临行前给每个人发了一支香烟,八位壮士接过香烟面带微笑互相道别。


1948年春天,在齐齐哈尔北郊的乱坟岗中共党组织,找到了在日本关公军张惠民特大谍报案中牺牲的张永兴、张克兴两兄弟的遗骨,小心翼翼地挖出,重新装入棺材,把他们迁移到刚刚建成的西满烈士陵园。谁也没有想到,张氏兄弟牺牲整整50年之后,1987年12月一本日本老兵的回忆录就打破了齐齐哈尔以往的平静。


昭和11年10月,齐齐哈尔日军宪兵队接到了关于“通苏案件”的通缉令,通缉令说由苏联“偷渡”后来的交通员王海漫和船夫关奎群二人,在边境小镇孙吴宪兵队被捕,据二人探明张惠民是“潜伏”在齐齐哈尔重要的“苏联间谍”,望尽快逮捕张惠民。那天晚上气温零下二十多度,十点左右外面已经不见行人了,但还是不见张惠民回来,我手脚冻得一阵阵痛起来,嘴里哈出的热气,马上就能结冰。突然,“吱呀”一声门响,旁边的密探告诉我:“他就是张的弟弟1936年11月19日夜晚,冰雪包围着齐齐哈尔,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下,已经蹲守了两个多月的日本宪兵队终于抓住了张惠民谍报案的主要领导人张永兴,以及张永兴的胞弟张克兴。《我的忏悔》这本书的作者土屋芳雄,正是参与抓捕张永兴兄弟的日本宪兵之一。这是一张令人心碎的照片,当年日本宪兵抓到了张永兴兄弟后,为了获得一张战功佐证,残忍的逼迫张永兴的妻子、儿女与他们合影,这里前排是张永兴的妻子和五个儿女,后排右三即为土屋芳雄。


土屋芳雄,1933年考入日本宪兵队,历任上等兵、伍长、军曹、曹长等,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俘虏,在前苏联服了五年劳役后,被移交中国政府处理,1956年,被宽大释放回国。随即参加了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开始从事反战工作。然而,就是这个放下立即反战的日本宪兵,突然报出了张惠民谍报案的一个惊人内幕。


根据这个书里面的说法,张氏兄弟先后都叛变了,首先是他的弟弟叫张克兴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他哥哥张永兴的藏身之地,然后张永兴在敌人的软化政策之下,投靠了日本人,供出了我们组织的全部情况。


书中这样写道:我把张的弟弟五花大绑捆上之后,带到北门警察所,并立即和宪兵队取得联系,一到宪兵队照例是施用水刑,企图逼他交代张惠民的下落及间谍网的情况,来个一网打尽。通宵反复用刑,直到早晨六点钟张的弟弟脸色苍白,已奄奄一息,最后说了救救命吧,为了让哥哥逃跑我去报的信,哥哥乘今早7点的火车去哈尔滨了。


张克兴,张永兴胞弟,共产国际情报特工,在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担任发报员,1937年1月5日与大哥一起被日本宪兵队枪杀,牺牲时年仅26岁。在土屋芳雄的书中,不但有弟弟张克兴供出哥哥张永兴,并亲自带领日本宪兵逮捕了张永兴的情节,甚至还有张永兴主动投靠了日本人的详细描述。


张永兴原是安东中学教员,45岁,长得非常健壮,这可是个棘手的家伙,我们照例先用水刑,但是几个小时下来,所有刑具都用遍了,张永兴却哼也不哼一声,好像他已决心一死,于是在我的提议下改变手法,进行软化工作。首先我们把张永兴的妻子抓来说,你若同我们合作肯定能救出你丈夫然后把他假释回家,可怜的五个孩子什么也不懂,一看到离别好久的爸爸回来,马上扑到爸爸怀里撒欢,这样过了五天,张永兴对我们说夫子情谊胜于一切,我决定投靠你们。


按照土屋芳雄的叙述,张永兴兄弟最终是投靠了日本人,他自己由于逮捕、审讯张永兴兄弟有功,还受到了司令官东条英机的特别嘉奖。土屋芳雄和这本书的出现,让张永兴的后人非常震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杀父仇人,以及他书中有关环节的叙述,让他们不能理解。


张永兴的外孙金焰回忆道:他说这事根本不合逻辑的,日本人抓获我姥爷这样的一个情报官,这么高级的情报官员,他是非常感兴趣的,他也非常希望我姥爷为他们工作的,如果我姥爷为他们工作和他们合作的话,他怎么会把我姥爷杀了,这是根本就讲不通道理。


在北京我们见到了张永兴的两个女儿,一个叫张阿丽,当年父亲被捕时她还在母亲怀抱中,才八个月,另一个叫张艾琳,父亲去世时她十二岁,由于疾病张艾琳已经丧失了记忆,但是一直保留在她身边几十年的这个日记本,向我们讲述了70多年的血雨腥风:1937年1月5号,有个伪警察来到我家,他说是偷偷来告诉我们,我的父亲和五叔已在今天被日本宪兵队枪杀在齐市郊外白塔附近,他告诉我们可以悄悄地去收敛尸体,母亲听到这一噩耗痛苦地昏倒了。


父亲牺牲十一年后,即1948年春天我已经长大,在医大念大学,王兴让叔叔去齐齐哈尔出差,我跟他去了齐齐哈尔白塔附近父亲就义的地方,找到了他和五叔的父母,当时嫩江省民政厅派了一个连的战士挖出父亲和五叔的棺材移葬到当时正在修建的西满革命烈士陵园里。


王兴让,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王兴让先后任中央商业部副部长,第二商业部副部长等职。


1932年,张永兴结识了在北平西郊区委任共青团书记的王兴让,于是经王兴让介绍张永兴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经王兴让等人的同意,张永兴加入共产国际情报组织,1948年王兴让得知张永兴牺牲的消息后,亲自把烈士遗孤接到家中抚养,并积极努力地通过组织把张氏兄弟的遗骨安放在烈士陵园。


面对突然冒出来的日本老兵土屋芳雄,面对这样一本书,齐齐哈尔市的党史部门也没有就此表态。最让张永兴的子女无法接受的是,书的前沿中译者的一段话,该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齐齐哈尔宪兵队和他个人所犯下的严重罪恶事实,是一部有说明力的史料。

张永兴的外孙金焰告诉我们:当时我们看到他这个书以后,家人都很气愤,本来你说他和我母亲,他是我们的杀父仇人,这已经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了,他又写书诬蔑我姥爷,我受不了,这是我们受不了的事。


张永兴的子女承受了极大地压力,他的女儿张阿丽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痛苦,在这本书出版半年之后,以个人的名义给书的译者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先生写了一封信。


不久译者金源先生去日本开会找到土屋芳雄,把张永兴子女提出的质疑和他们的愤怒告诉了他,可是土屋芳雄的说法却是:中国人民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数百万被杀害,中国人有仇恨,国家不同没见到开枪打的,不知道谁是加害者,只是仇恨。


土屋芳雄并不承认书中的情节有误,因为他抓住了一个通常的逻辑,我是当事人你们又不在场,无法争辩的,我说的就是历史


而此时,长眠在齐齐哈尔烈士陵园里的张永兴兄弟,早已被中共党组织以一门两烈,谍报双雄载入中国共产党齐齐哈尔史的丰碑和西满英雄谱中。


按照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规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中共党员就不再和本国党组织保持联系。由于历史的原因,张永兴从参加秘密工作开始直到牺牲,特别是狱中表现在中共的档案里根本没有记录。据了解,在认定张永兴兄弟烈士的时候,齐齐哈尔市的党史部门曾经走访了不少相关人员。


齐齐哈尔市民政局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我们寻找了当年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讲,当年在刑场的时候,有的烈士跟日寇进行辩论。有的讲他们在临刑前大义凛然,高呼口号。还有的讲我们爱国有什么罪,你们日本侵略中国,有罪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


翻开《我的忏悔》这本书,我们还发现这里有不少抗日的中国人,在土屋芳雄的笔下都经不住他的对犯人逮捕和审讯的特别高超的本领和技能,在被杀害前都做了叛徒。难道真如土屋芳雄所说,张永兴兄弟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软化工作,背叛投靠了日本人吗?半个世纪前,正是这个日本宪兵和他的队友枪杀了张惠民间谍案中我八位抗日同胞。如今面对这样一本以反战面目出现,而许多细节未经考证的书,难道在别无它证的情况下,这个日本宪兵的话就会成为历史吗?


1934年4月,齐齐哈尔的古川洋行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有钱人,除了吃吃喝喝,这两个男人好像整天无所事事。可是,过了没多久,这俩人就来了个大手笔,不声不响地就把这个洋行给盘了下来。


而此时的齐齐哈尔可不是歌舞升平的好地方,“九一八事变”以后,这个城市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点火就着的军事堡垒。


这两个神秘来客似乎忘了这是兵荒马乱的年月,接二连三地在东北投资了不少生意,有养鸡场、水果店,还有倒卖山货的小铺子,人员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三十多人。这两个人表面是做生意的,实际上是代号为波波夫的齐齐哈尔东县情报站工作人员,他们两个刚刚从共产国际情报组回来,一个是化名张惠民的张永兴,一个是化民闻汉章的张树棣。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列宁创建并领导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宣布成立,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1943年6月由斯大林宣布解散。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为了便于在世界各地开展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侦查活动,曾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各国共产党员,组成了数以百计的情报小组。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秘密战。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为了在世界各国开展情报工作,曾经巧妙地借用了共产国际的名义对外统称共产国际情报组。


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被称为红色谍报大师的佐尔格,佐尔格二战期间,前苏联著名谍报人员,1930年奉命来到中国搜集情报和建立情报组。1934年转战到日本在日本他的情报组的代号是(拉姆扎)。佐尔格曾在德国进攻苏联前七个月,从东京向莫斯科发出德国以开始准备对苏作战的首次警报。遗憾的是斯大林并不相信这份情报,1941年10月4日,佐尔格又一次向苏联发出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他将向美国开战的重要情报。这份情报使得斯大林下定决心,从中国东北抽调军队,增援莫斯科战役,莫斯科保卫战因此转败为胜。欧洲战场随后出现了转机。


1930年共产国际情报组谍报员佐尔格受苏军总参谋部第四情报科指派,秘密潜入中国上海,搜集情报和发展谍报组织,佐尔格来华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


一年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苏军情报部门及时调整了工作方向,情报工作一部分转移到支持中国抗战上面来,上级要求佐尔格选送优秀的人员到苏联接受培训,佐尔格的这个行动得到了中共特科的积极配合。

张放,笔名方文,解放受使用名刘进中。佐尔格在中国期间的主要助手,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放遇到了当时家住北平的老同学张永兴。


张永兴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他还正在沈阳,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而对于国民党消极抵抗心怀不满,所以他曾经到深山老林里组织抗日义勇军,张放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就对他说愿意介绍他加入国际的抗日组织,张永兴听了以后十分高兴,一口答应。


按照佐尔格的指示,张放在北平、东北等地,有先后三次秘密约见了张永兴,并对张永兴进行了严格的考察。1932年底的一天,张永兴突然接到通知到上海接受任务,随后他即与中共党员张树棣一起前往苏联接受培训。一年多以后,从苏联回来,两人同时被派往齐齐哈尔建立代号为波波夫的情报站,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无法知道张树棣的下落,更无从搜集到他的照片。至于这次上海会晤,由于当事人都已故去,至今已变成了永久之谜,我们只能从张放的回忆录中找到这样几行文字,我和他只谈过三次话,就完成了三部工作,在这次谈话不久,经佐尔格批准,他就到上海接受革命任务。


1934年春天,张永兴和张树棣两人从苏联受训回来后,通过熟人在很短的时间发展情报员30多人,为了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他们根据日伪的军事设施分布状况精心设计,对情报点做出了非常巧妙的布局。首先,他们选定在兵营、仓库、武器弹药库、机场、车站等军事设施附近的场所,开办鞋帽店、水果摊、旅馆、烟草行、养鸡场等,以做生意做掩护,每位情报员各司其职,负责监视自己选定场所内的日寇活动情况。被称为“圈地谍报”。 :其次,情报组根据苏联情报部门的指令,命令一些情报员主动到日军兵营内参加修建宫室或运输垃圾的工作,趁出入部队之机从垃圾场或焚烧场捡拾纸屑获取情报,或从库房窃取文件,这种混入敌人兵营里,从事情报工作,被称为“渗透谍报”。 另外,以《民生晚报》记者做掩护的两个情报人员,经常借采访之名,到底游山玩水,搜集各地的军事情报,被称为“移动谍报”。


1936年初,驻守在哈尔滨的日本特务组织发现了漂浮在齐齐哈尔上空的神秘电波,由于没有查出无线电台的准确位置,齐齐哈尔街头警笛日夜乱叫,逮捕抗日战士的囚车也时常呼啸穿过。“北大营”不时有抗日志士被日军杀害。此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各个提心吊胆,气氛异常紧张。


恰恰在这个时候,张永兴突然接到上级指令,要求他火速到苏联汇报工作。于是张永兴携带大批日军极密情报,偷越边境,来到了苏联。


令张永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之后,一个惊人的消息突然传到苏联,他在齐齐哈尔东县情报站被日军破获,拍去接头的交通员失踪了。


1936年11月4日,张永兴秘密回到齐齐哈尔,但他远远地遥望见自己的住处时,果然发现有几个陌生的身影在那里晃来晃去,他不动声色悄悄地走开了。


17日晚,张永兴利用交接班的时间,从后门俏销溜入家中。


女儿张阿丽告诉我们:我爸爸回去了,回去他不是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安全,就是想要转移那个电台,收发报机和那个小库房里还有几百份文件,情报他想把它转移走,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人敲门了。


1936年11月19日,战斗了两年零七个月,曾让东条英机不寒而栗的代号为波波夫的齐齐哈尔东县情报组终于停止了工作。一同被捕的八名反法西斯情报战士他们的名字是陈国华、乔两枕、周奎群、张克兴、张永兴、王海曼、谭继忠、蓝月宣。


这个叫“北大营”的地方,曾是齐齐哈尔宪兵队屠杀中国抗日军民的刑场,1937年1月5日,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张永兴等八位抗日志士就是在这里被枪杀的。人们无法想到,就在“北大营”的枪响过五十年之后,这个参与逮捕抗日情报人员张惠民等人的日本老兵役土屋芳雄却报出了一个张氏兄弟叛变投敌的情节。


在日本帝国的旗帜下,1931年11月,从小就梦想有一枚军功章的土屋芳雄应征入伍,自愿编入日本陆军满洲独立守备队,两年之后的1933年,土屋芳雄考入了日本宪兵队,驻扎在中国北部城市齐齐哈尔。


1936年11月19日土屋芳雄在齐齐哈尔中央路一个秘密情报点,亲手逮捕了齐齐哈尔东县情报站的领导人张永兴,但是由于一同逮捕的几位中国人,坚决否认与情报工作有关,使这个案子一时陷入了僵局。为了有所突破,宪兵队开始了又一次疯狂的搜查。


根据土屋芳雄自述,他在搜查逮捕张永兴的行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还特意给他颁发了嘉奖令,东条英机兴奋地称:“这一次行动是为关东军的防谍谋略对策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之后,据土屋芳雄讲,他还赢得了所谓“特高之神”的美称。

就在土屋芳雄在中国的领土上打开杀戒的时候,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横行一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失败,这时候土屋芳雄33岁。日本战败后,土屋芳雄在齐齐哈尔市被苏联红军俘虏,并压往苏联境内强制服劳役。五年后,土屋芳雄和969名日本战犯一道,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他度过了六年的牢狱改造生活。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国政府的感化政策深深触动了侵略者的心灵,使在压的日本战犯留下了悔罪的泪水,他们纷纷坦白承认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在那里,土屋芳雄第一次给中国人下跪。


1956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第一批275人进行了宣判,让土屋芳雄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也在其中。


在结束了13年的宪兵生涯和11年的牢狱改造之后一直认为自己会客死他乡的土屋芳雄终于踏上了回家的归途。当时,他泪流满面。


1984年,土屋芳雄的忏悔录在朝日新闻山形县版上开始连载。1987年他的自传,《我的忏悔》在中国出版。


1987年,中国北部城市齐齐哈尔由于原日本侵华老兵土屋芳雄的一本书打破了以往的平静,50年前,日本关东军的张惠民特大谍报案已开始倍受关注,虽然有关方面没有就所谓“叛徒问题”公开表态但是一个消息却不胫而走。国家有关部门要对张永兴兄弟的办案卷宗重新进行审查。


1945年8月8号,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并很快歼灭了日军最大的精锐部队关东军.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有一个著名的战役就是攻占虎头要塞。虎头要塞是日军在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之一,工事十分坚固,防卫十分严密。但似乎苏军对这个要塞十分的了解,一边浇汽油,一边火烧,整个要塞很快就塌了下去。短短时间内,1600多名日本守军就全军覆没,只有53人逃生。虎头要塞之所以很快的被苏军攻陷,据说与张永兴兄弟提供的准确情报密切有关。


在齐齐哈尔北郊的“北大营”,我们找到了张永兴等人牺牲的那片乱坟岗,尽管张永兴等人被害已经过去了很久,然而这块凹凸不平的土地依然是那样的阴森和凄凉,在杂草丛生的地方,时常有白骨裸露出来。逼人的风仿佛在向我们讲述着七十多年前的血雨腥风。


在1932年《新中华》杂志上刊登着张永兴撰写的文章《血战归来》。事变后的第三天,我和几位辽宁的同志,一同跑到北平,我们的意思是,日本进兵沈阳,事出偶然,一时没有准备,暂行撤退。东北当局必谋反攻,绝不至于放弃东北,在北平住了一个星期性急的我,已大为失望。遂决心再回东北,投奔一个朋友,托他介绍到一个土匪的首领,去在劳苦的群众中建立我理想中的民族势力。


观目前形势,日本对于东北已具长期占领的决心政府方面既无收复东北的准备,人民方面再不誓死抵抗,则东北将永远亡于日本,际此时机除组织民众武装抵抗,实别无活路。微躯多恙亦所深知,惟国破家亡,已无暇虑此。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调查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一个人突然来到了齐齐哈尔,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发展张永兴进入谍报组织的人,解放后改名为刘进中的张放,而刘进中向党组织提供的情况是,与张永兴单线联系的两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没有受到任何牵连。


特工工作人员的一个特点就是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和自己的下线,除此以外,其他的人,哪怕天天见面也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这可以说是特工工作人员的一条纪律。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可以推断,当时张永兴是情报组的负责人,他所了解而别人不知道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和他一起从苏联回来的闻汉章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上线张放。


张放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回到中共党内,在我党领导下,他继续在秘密战线上与日本法西斯进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上海、北京工作。


据专家掌握的史料,张永兴没有供出来他的领导人,以及他在情报站的共同的负责人,一个是闻汉章,另一个领导人是刘进中。闻汉章这个情报站被破获之后,闻汉章就下落不明,到现在我们在查找闻汉章的下落。刘进中是建国以后,仍然在积极为党工作,最近才去世。


当年被日本宪兵队关押的爱国学生刘丹华曾经见证了张永兴在狱中的坚贞不屈。


刘丹华回忆说:日本宪兵队,因为他是一个大鱼,能得到很多线索,所以对他是用了重刑,灌了几次凉水,打得血肉横飞,但是他坚贞不屈。


据了解,当年供出情报组织的全部情况,直接导致张永兴等人被捕的叛徒叫蔡文赋,化名蔡秀林,张永兴等八人被枪杀后,蔡秀林被日军释放。

解放后,叛徒蔡文斌被人民政府逮捕,海城县人民法院对他出卖张永兴等情报人员的罪行进行了审理。在齐齐哈尔档案馆,我们查到了这样一份判决书,海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58)刑字第178号。


关宪高第1154号文件,是当年日本宪兵队报告给东条英机有关张惠民谍报案的详细审讯记录,在这份长达17页的报告中,记载了张永兴及其兄弟张克兴的狱中表现和全部口供,日本投降时,仓皇出逃的日本宪兵,没有来得及消毁这份关东军的极密档案,后被吉林档案馆整理并收藏,那么这份秘密档案到底记载了什么内容呢?


专家介绍说:据我们查阅资料和档案,张永兴、张克兴哥俩表现非常顽强,在敌人实施暴行的情况下,始终不吐出一个字,敌人对他实行暴行主要是采取灌两水,就是用凉水从嘴和鼻子里头灌出去,然后把肚子灌大,日本审讯员再骑在他身上,把水再压出来,反复压,张永兴是几次昏迷,几次敌人用凉水泼出去之后,但是他仍人不吐出来一点儿情报。据关宪高1154号史料记载,敌人极力使用残暴手段进行开训,但张永兴等人坚持不供。


1988年7月7日在审查了所有敌伪档案和走访了许多当事人之后,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会同黑龙江国家安全局及北京市有关部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张永兴、张克兴兄弟重新修建了纪念碑。并举行了隆重的铜像揭幕仪式。


在铁的事实面前土屋芳雄也不得不在日本发表声明,关于叛变的情节是我记忆有误,张永兴始终没有屈服,他没有吐露组织一个字,张永兴烈士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是一个中国人,就像你们日本人爱你们的国家一样,我也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如今,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你们的侵略,我不能做事不管,我为苏联工作,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把你们从中国赶出去。”


1990年6月,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有人告诉张永兴的子女,说土屋芳雄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到张永兴烈士墓前去请罪,张氏子女纳闷,这个杀父仇人既然说父亲和叔叔是叛徒,又为何到中国来请罪呢?


就在张氏子女还没有从这件事情明白过来时,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土屋芳雄通过《我的忏悔》的翻译者传过话来,要求面见张永兴的后人们,当面请罪。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生活在北京的张阿丽和张艾琳女士准备与土屋芳雄见面,并就他书中叛变的问题当面辩论,然而刚刚从齐齐哈尔西满烈士陵园归来的土屋芳雄,此时已经辗转地到了沈阳,找到了张永兴的四女儿张秋月。一直跟拍土屋芳雄前往中国谢罪的日本山形电视台的记者,为我们记录下来以下的一幕。


面对50多年前自己的杀父仇人,如今匍匐在地痛哭忏悔的迟暮老兵,本来已经绝不握手的张秋月,最后还是伸出了双手,中国人的宽容再一次感动了土屋芳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