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务 生死卧底/ 莫斯科郊外国际特工训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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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33年春,一辆开往苏联的火车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原野上急速狂奔,车厢里坐着两个穿著苏联红军制服的中国青年,他们便是杨佐青和张逸仙,他们曾经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北满洲特委军委书记及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总参议。几天前,当他们进入苏联地界后,接应他们的苏联军官便给了他们每人一套军服、500卢布路费及身份证明文件等。 那一年杨佐青23岁,而张逸仙已年届不惑。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奔驰了整整15个昼夜,最后抵达了莫斯科,他俩随后被苏联情报部门送往郊区的情报学校,开始接受正规而严格的系统化特工训练。 张逸仙的自述

1933年春,一辆开往苏联的火车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原野上急速狂奔,车厢里坐着两个穿著苏联红军制服的中国青年,他们便是杨佐青和张逸仙,他们曾经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北满洲特委军委书记及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总参议。几天前,当他们进入苏联地界后,接应他们的苏联军官便给了他们每人一套军服、500卢布路费及身份证明文件等。


那一年杨佐青23岁,而张逸仙已年届不惑。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奔驰了整整15个昼夜,最后抵达了莫斯科,他俩随后被苏联情报部门送往郊区的情报学校,开始接受正规而严格的系统化特工训练。


张逸仙的自述对这个已被历史淡忘的「国际特工训练营」,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们的学校在莫斯科西北方向的小山森林中,从莫斯科坐火车一或二站,坐汽车十公里左右。校园中间有一座楼,楼上是校长宿舍和储藏室,楼下东南两面是学生宿舍,北面是饭厅,东北方向是厨房,楼的西面是洗澡房,西北是教学和实验室,正北方是运动场,学校周围都是茂密的森林和高大的校墙,平时谁也不准走出校园,校门下山坡对面是曲折的小河,河上就是训练营的靶场。


没有名字只有「代号」


张逸仙在自述中还披露,在特工学校学习的人并不多,除中国和蒙古的同志外,还有少数德国人、波兰人,甚至是日本人,学校建造非常隐秘,专业设置的目的性很强,培养出来的人员大多分散至世界各地,尤其是苏联周边国家承担特工任务。


杨佐青与张逸仙抵达学校后,便先后结识了一二十个黄种人,其中仅两个人会说中国话。这两个同学告诉他们,学校校长是德国人「缪勒尔」少将,据说校长1917年就参加了革命,曾坐过德国人的牢房。杨佐青和张逸仙入校后被教官告知,在校学习期间,任何学生和教官都没有名字,有的仅仅是个俄文代号,张逸仙的代号是「古斯达夫」,而杨佐青则被称为「瓦尔德尔」,为期近一年的特殊培训就此拉开帷幕。


学校的学习极为紧张,开设的课程共有八项,分别是政治、无线电、燃烧、爆破、射击、游击、汽车驾驶、秘密工作等,其中以燃烧、爆破为主要课程。苏联方面的教官对这种学习异常重视,授课的教官全部为将校级现役军官,除军事研究领域的教官外,更多的教官是极富实战经验的军事专家。授课的教官大多注重单兵实地操作,除课堂讲解外,每一门课程都要求学员实地演练。


敲门不应避免「露相」


经过一系列的强化训练,杨佐青、张逸仙掌握了各种枪械火炮的使用方法,熟悉了秘密工作的要领,并学会了在复杂条件下自行配置火药雷管和实施爆炸。


由于学员毕业后都将从事秘密工作,因此学校很注重在日常学习生活期间对学员进行各种考察。某日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敲响了杨佐青和张逸仙宿舍的大门,考虑到在学校不会遇到危险,杨佐青打开了门。正因如此,他后来被校长「缪勒尔」当头棒喝:「你为什么不通知我,就给他开门!你要知道你们将来回国都负有重大责任,假若现在被人认识了,对你们将来有绝大危险。」直到此刻,杨佐青和张逸仙才彻底明白「为什么当初来学校时,负责护送的苏联军人不允许他们与外界接触。」张逸仙在后来的自述中写道,「保密工作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叫你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其它不准问,更不能打听」。(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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