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渡渤海:见证解放战争东北—山东海上交通线(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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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篇很有意思,也很有料的老8路的亲身回忆,讲述了他护送山东7师(杨国夫中将率领,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第十七师,43军128师,被誉为'攻坚老虎")家属到东北的经过,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东北和山东海上交通线的情况,以及东北对山东武器支援、北朝鲜对解放战争作用的情况,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我给杨国夫司令当警卫员》 王京建 [B]一渡渤海[/B] 1946年1月,渤海区党委副书记王卓如的妻子、组织科长朱凝召我到组织科。她说:“军区决定成立一个护送队,把七师、一师的留守家属送到东北,你任队长,徐斌洲

一篇很有意思,也很有料的老8路的亲身回忆,讲述了他护送山东7师(杨国夫中将率领,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第十七师,43军128师,被誉为'攻坚老虎")家属到东北的经过,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东北和山东海上交通线的情况,以及东北对山东武器支援、北朝鲜对解放战争作用的情况,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我给杨国夫司令当警卫员》

王京建

一渡渤海


1946年1月,渤海区党委副书记王卓如的妻子、组织科长朱凝召我到组织科。她说:“军区决定成立一个护送队,把七师、一师的留守家属送到东北,你任队长,徐斌洲的爱人韩豁任指导员。”朱凝交待了注意事项,要求我们做好行动前的准备工作。


七师和一师的留守家属及子女有二十多人,护送队有管理员、警卫员等三十多名工作人员,全队共六十多人。七师家属有副师长龙书金的妻子王怡武、政治部主任徐斌洲的妻子韩豁,以及十九团政委孙正、团干部董酉炳等人的妻子。一师家属有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的妻子和一些团干部的妻子。


过了正月十五(公历2月16日),我们从惠民出发,走滨县、博兴、广饶、昌邑、掖县到黄县,然后在龙口乘船渡海去大连。我们每天早上七、八点钟上路,黄昏前休息,一天走五、六十里。上级已经通知沿途地方政府,我们也带着介绍信,每到一处,饮食、住宿、用牲口和车等都很方便。


我们走到昌邑,看见当地老百姓的院子里有“打囤”留下的痕迹。“二月二,龙抬头”。“打囤”是农村的一种祭祀活动,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举行,祈求一年五谷丰登。在路上走了十几天,我把日期忘了,看见“打囤”,这才知道已经到了农历二月上旬(公历3月上旬)。


到了龙口,当地部队和地方干部接待我们,给我们安排食宿。我们住进招待所,开始了没完没了的等待。最初因为国民党在海上运兵不敢走,接着一师团政委的妻子张华生孩子不能走,后来等船等风走不了。总之,麻烦不断,我们在龙口待了近二十天。


终于有一天,当地部队通知我们准备出发,给我们发了锅饼、鲅鱼罐头、咸菜,发了防治晕船的药。下午,我们到码头上船。上船后,两、三个人发一个陶土罐子,预备晕船呕吐用。我们搭乘的是一条机帆船,当地人叫做“气呸子”,长约二十米,可乘百十个人。


青岛市委书记、市长林一山带干部赴东北,我们和他同船。当时我不认识林一山(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也不知道他和马耀南(抗日烈士、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39年牺牲)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北京为杨国夫的回忆录搜集史料,寻访当事人。在马耀南女儿马醒华引荐下,我见到林一山。我问他:“上东北,是你带着我们一起过去的吧,当时我带着七师、一师的家属。”他说:“是啊,我们坐的是一条船。”


天黑后开船,许多人就开始晕船,一罐子一罐子吐,我和张祥几个男人一罐子一罐子往海里倒。吐到最后,有人把苦胆汁吐出来了。张华晕睡过去,把孩子闷死了。她不知道孩子死了,还搂在怀里,下船才发现孩子没气了。几个战士帮她在沙滩上挖了一个坑,把孩子埋了。


山东部队渡海,一般在辽宁省庄河县登岸比较多。天亮后我们在皮口上岸,坐汽车到庄河县城,庄河县委安排我们食宿。第二天休息,第三天坐汽车去安东。我们坐的汽车烧“瓦斯”,发动机没有劲,上坡爬不动,几个小伙子就下车推。车上装着一个炉子,烧劈柴,司机经常下车鼓捣炉子,汽车时走时停。


到了安东,我们住进镇江山一座日本房子。这里的住宿条件好,屋子里有暖气。辽东军区机关也住在这一片,军区管理处长景宜亭出面接待我们。我和他一拉,原来他也是山东长山人。他是唐屋的,我是东马的,两个村子紧挨着,他的警卫员许京祯和我还是本村。在东北见到老乡,双方就更热情了。


这时候已经是1946年3月底4月初,东北还比较冷。辽东军区通知一师,一师来人把他们的家属接走。

在安东住了四、五天,我们坐汽车经凤凰城到通化。之前,通化的日本人发动暴乱,我们住的是日本房子,屋里墙壁上有溅上去的血。在通化住了两天,坐汽车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驻地梅河口。

总部管理处的干部给我们介绍七师的情况:“东北联军七师现在北满,高岗是北满司令,七师归高岗管。七师要来打长春,趁松花江没有开冻之前过来,你们就在这里等着吧。”过了几天,我考虑不能总这样等着,就去找负责接待我们的干部,他说:“七师已经过来了,正在准备打长春。周保中统一指挥,周保中的司令部现在磐石。”又说:“你们等高司令来了以后再说。”


几天后,高岗到梅河口,管理处通知我们:“高司令来了,要去磐石,你们明天跟他坐火车一块去。”


第二天上午,管理处用卡车把我们送到梅河口火车站。在候车室,我们见到了高岗和李立三。管理处干部把我和张祥介绍给高岗,说:“这是七师送家属的同志。”高岗和我们寒暄了几句。我们跟高岗进站台,登上一节软座车厢,高岗、李立三和他的洋老婆等十几个人坐在一头,我们坐在另一头。中午吃饭时,车厢中间的桌子摆上了面包、香肠、啤酒,高岗叫他的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一些。


下午两点多,火车到达磐石车站。高岗等人坐上汽车去周保中司令部,接待人员把我们安排到招待所。高岗派工作人员转告我们:“已经告诉周保中司令,七师的家属来了。”


4月14日,攻打长春的战斗开始了。我们听说,七师从北面和西北面转到西南方向打,东面、北面是周保中的部队。第三天上午.部队的一辆卡车要给长春方面送物质。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就和张祥搭车去长春。上午十点左右,卡车驶进长春外围,停在城郊的东北角,这里驻守的是周保中的部队。我对带车的干部说:“我们要去找七师。”,他说:“行啊,外围现在都是我们的部队,你们顺着找。”


我和张祥都很兴奋,就要见到自己的部队了,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顾不上腿上有残疾,和张祥一路小跑,向碰到的部队打听七师。我们走到长春外围北面,快到西北角时,见到一支部队,我问他们:“你们是不是东北联军七师?”他们说:“不是,七师还在南面。”七师从大房身飞机场打进去后,已经推进到城南。我们向城南走,一路上听到市区里枪声炮声不断。


下午近三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七师的一支部队。听说我们是从渤海来的,战士们都很热情,告诉我们司令部就在前面。我们问了三、四支七师的部队,走了好几里地。最后,一个战士指着一座楼说:“司令部就在里头。”这是一座白色的大楼,坐北朝南,有七、八层高。我们穿着便服,大楼门口的哨兵见我们一身老百姓打扮,拦住不让进。我们说是从渤海来的,是来送家属的。哨兵一听家乡口音,高兴地说:“首长就在里边。”楼梯口的警卫员也很热情,说:“首长在上面呐。”


在三楼的一间屋子里,我们见到杨国夫师长、刘其人政委、闫捷三参谋长。首长们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杨师长说:“你们不容易,路上走得很辛苦。”我给首长们汇报了路上的情况,并告杨师长,他的三个孩子都很好。我说要赶紧回磐石,把家属们接过来。杨师长说:“你们不要管了,谁的家属谁派人去接。”他叫来司令部管理员,给家属男人所在单位下通知。

二渡渤海

1946年9月底,七师准备把一批武器枪弹送回渤海老家,师里命令我和李宝成、李富孝、张祥执行这项任务,指定我负责带队。刘亚楼到七师开了近一个礼拜会议,会议结束后,我们跟刘亚楼的专列到哈尔滨,然后再转车去绥化。


七师供给部所属单位驻在哈尔滨以北地区,医院驻绥化,仓库部门驻南岔。南岔在绥化以北,供给部在南岔装车,我们在绥化等候。10月初,南岔仓库发出的车皮到绥化。

武器弹药装在两个大闷罐车里,有两千多支步枪、一百一十多挺轻机枪及一批弹药。这批武器全部是日械,机枪是十一年式,步枪大部分是三八式,另有一部分九九式。步枪装箱,机枪打捆,用麻袋或厚帆布包扎,外面再缠上草绳。枪的质量不错,全部是新枪或比较新的枪。弹药数量不小,详细数目不清。我安排张祥到绥化市场,用我们的路费买了十几袋面粉。朝鲜主食是大米,面粉比较缺,我想随车带一些面粉卖给朝鲜的中国饭馆,这样可以多挣点路费。

我们从绥化返回哈尔滨,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办妥出国手续,从双城出发,经牡丹江到图们江。在路上,我们的闷罐车经常被甩在车站上,等下一趟车来了挂上再走,有时停一天,有时停半天,有时停一晚上。从绥化到图们江,起码走了三、四天。


途中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站,距图们江还有一百多公里,我们又被甩在车站上。我从来没打过机枪,正好借这个机会过过机枪瘾。我和张祥他们解开麻包,抽出一挺歪把子。车上子弹有的是,搬下一箱子。我们出去大半里地,架起机枪开打。歪把子弹斗装三十发子弹,我打了好几斗子。总的感觉,歪把子挺稳,后坐不是很大,打起来比较舒服。


闷罐车挂上火车重新上路,终于到了图们江。图们江这边是中国吉林地,那边就是朝鲜地。东北民主联军在图们设了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主任是饶斌。我拿着总部介绍信找到饶斌,请他帮助办理出境手续。


我们换乘出境,经先锋、罗津、清津到平壤。一路上和在中国境内一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在平壤停的时间最长,将近两天。平壤车站附近有一些中国饭馆,饭馆老板见我们是中国人,就过来问:“你们有没有面?”张祥做这种事儿挺积极,说:“我和他们打打价,把面粉卖了。”张祥和饭馆老板讨价还价,把面粉卖了。这十几袋子面粉卖了多少钱,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些票子是苏军在朝鲜发的军票。初到东北,部队使用的钞票有苏联票子,也有伪满洲国票子,这两种钞票在市面上都流通。


火车出平壤到新义州,过鸭绿江大桥到中国安东。山东军区供给部一个姓冯的副部长到安东车站接站,我们到达车站时,他带着几个人已经在站台上等候。冯副部长说:“我们是山东军区的,你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当时不知道他们的具体身份,等交接完了才知道他们是军区供给部的。他们卸下武器弹药,马上转运到码头装船。


休息了两、三天后,我们搭军区供给部的船回山东。

我自己从东北就带了四支枪,其中一支是苏联转盘冲锋枪。七师警卫排装备了两支苏式冲锋枪,一支是转盘枪,另一支是使用弹夹的。我很喜欢转盘枪,临走时把它带上。七师曾经配合苏军打过土匪,这些苏式冲锋枪可能是苏军送给七师的。那时候苏军也很乱,弄一件苏联武器比较容易,几瓶酒就能从苏军士兵手里换到。转盘枪的结构非常简单,就几个零件,不像驳壳枪那样复杂。军区供给部的人见到这支枪也很稀罕,想体验一下,问:“我们打打这支枪行不行?”我说:“行!”他们端着转盘枪朝海上打了几十发。

到了山东龙口,冯副部长找了一条船,把我们送到羊角口。后来听说,我们运来的这批武器弹药,被山东军区截留了一半。


我们在羊角口坐船顺小清河逆流而上,准备在博兴上岸,再走陆路去惠民。船行驶到石村附近,刘其人的警卫员李宝成兴奋地喊起来:“噢——,到家了,我不去惠民了,你们走的时候通知我。”他告诉我们他家的村名就上岸了。他是小清河北人,我曾经去过他家。李宝成年纪比较大,这次回家他打算找老婆结婚。


到了惠民何家坊,我们首先去见渤海行署主任李人凤。李人凤当时生病,在何家坊附近养病。何家坊村外七、八里有一座墓田,墓田里有一片松树、几间房子,李人凤在这里养病。我们找到这座墓田时,已经是下半夜。警卫员小韩说李主任有病,不便把他叫醒。我把七师首长的信交给小韩,由他转交李人凤。


到了渤海军区机关驻地何家坊,天已经亮了。从何家坊的南门进去,路西有一座大院子,渤海军区机关就驻在这座院子里。路东的一座院子是安排客人的,我们找到接待人员,住下休息。


当天,我们去见袁也烈司令、景晓村政委、周贯五主任,把七师首长们的信交给他们,向他们汇报了七师在东北的基本情况。军区首长们只知道七师在山海关打得很艰苦,守四平伤亡很大,但不了解详情。我就把七师在山海关、四平街的作战经过做了介绍。几天后,袁司令去部队,景政委也离开何家坊。


我们完成了七师首长交给的任务,在何家坊住闲。司令部见我暂时回不了东北,说:“你在司令部当指导员吧。”司令部把我安排在四科任代理指导员,四科原科长马在天已调走,科长是原军区骑兵大队长苗冠生。


我从东北带来三支手枪,德国匣枪给了政治部秘书科科长李平凡,美国左轮给了马立功,我自己留下马牌手枪。李平凡原来是想要马牌手枪的,我没舍得给他。马立功的肺有病,在离何家坊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养病,我买了两只公鸡去看他,临走前给他留下左轮手枪。我还带回四、五百发匣枪子弹,机关干部和警卫员都来向我要,最后还剩下几十发。那支苏联转盘冲锋枪,我送给景政委的警卫员王绪荣。


军区主力正在整训,一团驻何家坊附近,二团驻高苑县樊家一带,三团驻高苑县东北部。几个老战友捎话叫我去玩,他们主要是想了解渤海部队在东北的情况。我首先去一团探望一营营长赵衍庆,在他的驻地住了一个晚上。赵衍庆和我谈到他一件很倒霉的事情:一营营干部比枪法,用匣枪打一棵树干,不料流弹打死一个孕妇,上级给了他一个处分。几天后去二团,在二团住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有三、四天。二团的团干部住在一间大屋子里,里面有一张很大的炕。晚上,我和团长陈景三、政委张维滋、副团长刘竹溪、政治部主任陈瑛都睡在这张大炕上。白天他们工作,晚上回来就听我讲东北的事情。张永忠在三团任副团长,政委是克明,我在三团驻地住了一晚上。


三渡渤海


从1946年10月回山东,我在渤海已经待了两个多月。我这次回老根据地还有一个任务,护送第二批留守家属去东北。


1947年1月,景政委把我召去,说:“去东北的家属1月底2月初集中,2月就能启程,你做好准备。”又说:“渤海区要组织一个十几个人的慰问团,带一些渤海的土特产,慰问东北的渤海部队和家属,还要做一些锦旗送给东北的作战有功单位。慰问团的团长是苏杰,他现在已经在大连。”


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当时在渤海检查工作,景政委让我去找他,请他给锦旗写字。景政委说:“舒主任的字写得很好,他自己有笔墨砚台,你去帮助他研墨压纸。”我去见舒主任,把景政委的意思告他,舒主任很痛快就答应了。我在旁边给他打下手,他在宣纸上写字,写了十几幅。军区把字拿到裁缝店,裁剪出来,做成锦旗。送给七师的慰问品是本地土特产——乐陵小枣、干海货、土布等。慰问团还给七师带了几十件头饰和手饰,大部分是金子的,打成一个小包袱。


这次护送家属的人员只有从东北回来的三个人——我、李富孝和张祥。我妻子马立华、内弟马立民、张祥妻子李吉英也随我们同行。走之前,我两次去李宝成的村子,都没有找到他。他是单身,家里没有其他人,村里人也不清楚他去哪儿了。


我骑马或自行车到各处联络留守家属,通知她们就近到惠民、博兴以及小清河沿线的几个点集中。第二批去东北的家属子女都是七师的,有五、六十人。家属中有杨司令的岳母张大娘,陈乙斋、王世营的妻子。子女中有杨司令的三个孩子、刘政委的侄子刘毓村。还有一些原冀鲁边的家属,我和她们不熟悉。


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发动莱芜战役。在莱芜战役发起之前,我们和慰问团乘汽车从何家坊出发到羊角口,沿途接上各集合点的家属子女。我们抵达羊角口时,军区传来命令:部队准备打莱芜,慰问团立即返回。慰问团把慰问品、锦旗、金银饰交给我们,返回惠民。十多天后,我们在羊角口乘机帆船出海,上岸的地点是大连。


八一五”后,渤海的杜振东、苏杰带任锡朋、于怀海、耿丽媛等人,在大连开了一个商号,叫“东顺昌”。“东顺昌”主要是倒运军火,把东北的枪支、弹药、药品运回渤海.再把渤海的粮食、土特产贩卖到东北。


胶东在大连也有一个“大华”商号,性质和“东顺昌”一样。到大连港上岸,我们住进“东顺昌”,苏杰安排得很周到,吃住都挺不错。


几天后,我们在大连港乘苏联的一个大轮船借道北朝鲜。轮船在海上走了好几天,白天美国人的飞机跟踪轮船,围着轮船盘旋。美国飞机飞得很低,看得非常清楚,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们平时就待在甲板上的一个大篷子底下,一日三餐吃自己带的干粮。到了吃饭时,苏联人给我们送来一些他们烧的汤。


苏联轮船曾一度航行到南朝鲜济州岛海域,后又沿西海岸北上,抵达北朝鲜西海岸港口镇南浦。镇南浦有东北民主联军的办事处,办事处事先接到消息,已经和当地的中国饭馆联系好了。我们在港口上岸,马上就被办事处的人员接送到饭馆。这些饭馆都是山东胶东人开的,日本式样,木质结构,上下两层楼。我们住在饭馆的楼上,房间的地板上铺榻榻米,吃饭睡觉都在榻榻米上。


我们在镇南浦休息了两天,坐火车经平壤沿我们当初出国的路线进入图们江。当时不管是中国东北还是北朝鲜,铁路运输都非常紧张,我们乘坐的普通客车经常被甩在一些小站上,一停就是半天。


第二次护送家属,在路上走了很长时间,我们抵达哈尔滨时,已经是5月初。原冀鲁边回民支队领导刘虎臣,在道外的一座很漂亮的大饭店请我们吃饭。这顿饭挺丰盛,摆了一桌子菜。席上有一道菜是燕窝,我不知道这是燕窝,看到一碗清水汤,里面有一些粉丝一样的东西,心里直琢磨:“这是个什么菜?”部队听说家属到了,都派人来接,家属们也急着见男人。吃完这顿饭,大家各走各的,临时组成几个月的小队伍就这样散了。


见到刘其人政委,我把他的警卫员李宝成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刘政委说:“不来就不来吧,在山东找个老婆,在那里干也行啊。”李宝成老实忠厚,很能干,刘政委很喜欢他。刘政委考虑到他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没有成家,特意安排他参加这次任务,顺便回家找个老婆带回东北。李宝成没有回东北,也没有回渤海部队,在家当了老百姓。解放后,他曾经去济南见杨司令,去北京见刘政委。首长们请他吃饭,给了他一些钱。李宝成之后,刘政委的警卫员是田洪玉,寿光田柳庄人,解放后在国家机械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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