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峰会折射中欧关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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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5月20日,推迟半年之久的中欧峰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这是自伦敦G20会议之后,全球最大规模的经济、政治盛会。这也显示,中欧关系终于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中欧双方自1975年5月8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托弗·索姆斯访华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欧关系出现起伏并不是第一次,给人一种雾里看花但却颇有规律的摆动。 就拿这一次导致中欧双方关系倒退的西藏问题而言,双方建交时,西藏问题还根本不存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访华的索姆斯一再强调的立场可见一斑:“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国都承认中华人民共

5月20日,推迟半年之久的中欧峰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这是自伦敦G20会议之后,全球最大规模的经济、政治盛会。这也显示,中欧关系终于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中欧双方自1975年5月8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托弗·索姆斯访华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欧关系出现起伏并不是第一次,给人一种雾里看花但却颇有规律的摆动。

就拿这一次导致中欧双方关系倒退的西藏问题而言,双方建交时,西藏问题还根本不存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访华的索姆斯一再强调的立场可见一斑:“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国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欧共体将不与台湾保持任何官方关系或缔结任何协定”。然而,现在却不得不承认,目前西藏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重大因素之一。而且就在中欧峰会举行不久,达赖又要到欧洲,进行他的流亡公关活动。显然,中方同意这个时间举行中欧峰会,也有主动出击的含义。对于中国来说,与欧盟平等合作的同时,在事关国家根本核心利益的事情上是绝不会做任何让步的。

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欧盟的不断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迅速上升。1995年7月,双方建交二十周年之际,欧洲委员会出台了第一个对华战略文件——《欧中关系长期政策》,欧盟开始从战略高度调整对华政策,并确定了长期发展对华关系的基本框架。1997年12月17日,欧洲委员会提出建议,鉴于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要求欧盟不再将中国列入“非市场经济名单”,并修改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1998年3月,此建议得到欧盟外长理事会的批准。1998年1月,欧盟倡议在举行第二届亚欧会议期间举行中欧领导人首次会晤,进而建立中欧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 1998年2月23日,欧盟外长一致同意放弃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的政策,表示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无论作为整体的欧盟,还是单个成员国都将不再提出也不再支持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决议案。 1998年3月,欧洲委员会通过了《与中国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的政策性文件,确定了欧对华政策的长期战略目标,并再次提出“把中国当作世界伙伴同其全面接触”,主张将中欧关系提升到“与欧美、欧日和欧俄同等重要的地位”。 至此,中欧双方关系步入佳境。到目前,双方互为重要的全球贸易伙伴。其中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高达1600多亿欧元,显示欧盟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和强大需求。除此之外,在反恐问题、环境问题、金融、科技合作和交流以及非法移民、打击国际犯罪等问题等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合作基础。特别是在今天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双方携手共寻解决之道更是迫切和极为现实的议题。这就是决定中欧必然关系走向的大环境和大气候。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与身为欧盟主席国的法国关系紧张一刻,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仍然声明:中国已成为重要的全球力量,欧盟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点和优先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中欧关系不仅将很快恢复到受中法交恶之前的水平,更会在新的历史条件面前,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而且就在伦敦G20会议不久,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颇为震动的“中欧关系实力审核报告”。报告最醒目的要点在于其自我批评和新思维:欧盟无法以一种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这个不断崛起的东方大国。劫继续将中国视为一个成长中的强国,而不是既成事实的全球大国。现在欧洲不仅要接受中国“历史性的崛起”,对中国“无条件接触”的策略已经不再可行,欧洲要对中国“讲条件”,必须在对华关系中“有利可图”。该委员会还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比欧洲“更成熟”。尽管这是一份仍然略带旧时代色彩的报告,但已凸现欧盟对华的务实立场。

然而,中欧双方由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等因素,双方的关系在未来仍然要有面临考验的准备。

第一,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欧相距万里,既无核心利益冲突(如领土争端)也无特殊的共同核心利益(如经济统合),双方相对超脱。对于欧盟来讲,内部27国的协调和建设无疑是第一位的。对外关系欧美则是首位。而从中国角度讲,中美关系也是外交基石,是外交的核心。第二位的则是亚洲邻国,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印度以及东盟。第三位的则是欧盟,而现实层面上中俄关系也往往平行或高于中国与欧盟的关系。

第二,欧盟各国特别是东欧各国,富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外交上的表现就是价值观外交。国际外交界流行的看法“未来权力在美国,财富在中国,道德在欧洲”也说明了这一点。过去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尚能在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外交之间维持一个平衡和底线。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由于两人都出身东欧,意识形态色彩更为强烈,再加上认为价值观外交可以给本国带来更大的利益,于是把价值观外交突出出来甚至放到第一位,并扩大到经贸、文化等领域。这不可避免的引发与不同价值观国家之间的冲突。

归根到底,决定一切的仍然是中欧双方的实力对比和利益的冲突与合作。中欧关系经历些风雨未必然全是坏事,至少以另一种方式加深了对各自的了解。只要中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继续保持三十年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欧之间大的摩擦才会真正的减少。“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当今世界格局下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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